“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0月1日凌晨6时11分，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迎风飘扬，超过十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群众观看了升旗仪式，庆祝祖国67周年华诞。　　

　　这首万人齐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在81载岁月中，也经历了成为代国歌、“文革”遭禁唱、歌词遭修改、正式确立为国歌的曲折浮沉。　　

　　传遍神州大地的旋律，诞生在上海　　

　　“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夏衍、田汉等一大批左翼文化人直接参与到抗日救亡的文艺创作中。　　

　　1935年初，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搬迁到荆州路405号，为了支援抗日救亡，他们拍摄了搬迁之后的第一部影片《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便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　　

　　剧本的创作者田汉，刚完成了电影故事和歌词，就被反动政府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左翼戏联另一位负责人夏衍接手了田汉留下的剧本。聂耳听说这件事情以后，不顾个人安危，找到夏衍和《风云儿女》的导演许幸之，主动要求为这首歌作曲，并很快就完成了初稿。　　

　　后来，聂耳曾对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

　　不久，聂耳为逃避反动政府的追捕远赴日本，并顺利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终稿，将曲谱寄回国内。为激励中华儿女奋勇抗日，不怕牺牲的勇气，聂耳在作曲过程中，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修改成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影片制作过程中，位于现衡山路811号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第一张《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如今，在与当年电通影业同样位于荆州路上的国歌纪念馆内，还保存着一张首版的唱片。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申报》上的广告写到:这是初夏中国影坛上一阕胜利的凯歌。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创作经过，曾有一种说法：田汉作词时，已被关进国民党监狱，他的妻子林维中借探监之机带出了田汉写在烟盒锡纸上的歌词，并交给聂耳谱曲。　　

　　不过，1983年2月14日《北京晚报》上，夏衍在一篇谈《义勇军进行曲》的文章中提到：在田汉入狱前，田汉已经交给剧组《风云儿女》剧本梗概，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就写在梗概原稿最后一页。”

    毛主席、周总理建议用“原版”当国歌　　

　　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巨浪，《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了中国大地，激励着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抗日志士前仆后继、奔赴战场，体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　　

　　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　　

　　毛泽东、周恩来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2天后，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0月1日，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随着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了天安门广场。　　

　　“文革”期间遭禁唱，一度被改编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唱了17年，直至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义勇军进行曲》与其作词者田汉的命运，都发生了转折。　　

　　文革期间，一大批老作家、老艺术家被打为“黑线人物”，田汉也难逃此劫。江青等人抓住田汉编的京剧《谢瑶环》中有“为民请命”、“载舟覆舟”等词句，断章取义，加以歪曲，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各报刊点名批判，进而把田汉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诬蔑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存在的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田汉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予以批斗、游街、关押。　　

　　1966年12月，田汉被捕入狱。1968年12月10日，由于长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田汉于狱中含冤逝世。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在内，田汉的全部作品都被视为“毒草”而遭到禁止。　　

　　可作为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要在各种庄严的场合演奏，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国歌只有曲，却没有词；只能演奏，却不能唱。因此，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大型集会唱、奏的，都是歌曲《东方红》。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后，受当时盛行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人认为：现在已是和平幸福时期，原国歌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已不符合情势，建议修改。　　

　　当时的有关领导为了填补国歌歌词的“空白”，决定由国家文化部牵头，成立了一个“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向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几个月内收到了大批新歌词词稿，并举行多次讨论会。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新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新歌词如下：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人民日报》，1978年3月6日，第2版）　　

　　但这首词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80年到1982年期间，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大量意见，认为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深入人心，建议恢复。同时，建议像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那样，作一个决议把国歌确定下来。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撤销了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了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自此，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终于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了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