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意识形态的考虑还是就业压力
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上有两种：一种认为经济原因是主要的，即主要解决当时城镇青年十分迫切的就业压力；一种认为是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考虑，即对知识分子和学生进行“再教育”。本文在前面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如果再具体一些，可能比较容易得到统一的认识。所谓具体，一是要区别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想法，二是要区分运动的前期与后期。
就毛泽东来说，如果说在50年代他强调的重点还是“大有作为”和为农村输送大量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知识青年的话，那么，到60年代后，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随着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不满的发展，他强调的重点更多的是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到基层向工人、农民学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知识。“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错误的发展，他1968年12月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着眼点，就是接受“再教育”，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和政治问题，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至于当时严重的经济问题、数百万知青无法就业、升学及其造成的城市不稳定问题，他不是没有考虑，而是没有放在首位。对他来说，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比发展经济更为重要的“大事”。 让中学生毕业后先接受“再教育”，几年后再择优进入大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再回到工厂、农村，这是毛泽东当时已定型的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05、509页。。1968年，在他希望通过“斗、批、改”实现理想社会时，就把这些设想变成了空前规模的“再教育”实践。1970年形势进一步安定后，他又批准开始从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学员”。1968年的下放与1970年的招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再教育”链条。总之，对毛泽东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考虑始终是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
作为当时主管全国经济工作并从整体上安排全国上山下乡工作的周恩来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虽然也在宣传上山下乡的意义，但强调的重点实际上与毛泽东有所不同，他们关心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例如，周恩来说：人口要平衡发展，不能过分集中，要动员一部分去农村发展生产，“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减少粮食征购1967年10月28日周恩来对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团的讲话。。又说：城市这样多人不下乡怎么行？城市不要太集中，走上比较平衡发展，而不是畸形发展参见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进入70年代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中大量问题的暴露，周恩来等更是淡化了“再教育”之类的说法。1973年8月，他在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把知识青年当成“从城市去农村的新血液”，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要求他们“下去要帮助农村人民搞好农业生产”，“也要推广自然科学知识，对农村有帮助”。参见1973年8月6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整个讲话通篇未提“再教育”。1973年4月2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知青下乡规划时更是把上山下乡与计划生育联系起来，说：计划生育搞好了，城市下乡会少一些。1973年6月27日，华国锋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也提到：“八O年以前有1000万知识青年要下乡，八O年前必须下乡，八O年以后如果解决不了人口增长在千分之十五以下，也还需要下乡的。”即使像张春桥这样的人当年也曾说：像上海那样，计划生育搞好了，到1980年，知识青年就可以自己消化了。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第387、388页。诸如此类的说法与“再教育”说更是没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1972年至1973年周恩来整顿期间，上山下乡运动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运动的“再教育”色彩已明显淡化，其实质就是对运动初衷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另一方面，如果说1968年的下放还有十分明显的解决就业问题的需要的话，那么，从70年代初起，随着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以及新一轮经济冒进的出现，城镇又开始大量从农村吸取劳动力，这种缓解就业压力的经济动因基本消失。这就出现了那种一面从城市大量下放知识青年，一面又从农村大量招收农民补充工厂劳动力短缺的城乡劳动力逆向流动的怪现象。“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动员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同时从农村招收职工1400万人，其中知青400万，农民800万。参见邓力群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38页。这也就是说，到70年代初，上山下乡两方面的动因（“再教育”和就业压力）都已淡化。但也正因为如此，宣传上山下乡政治意义的调门却在不断提高，而这只是为了维护它与诸如教育革命、文艺革命、五七干校等“斗、批、改”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的政治地位，是为了反击“右倾复辟回潮”，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总之，对上山下乡动机的分析，一是要区分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态度，二是要区分1968年与1973年后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