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存在各种争议。例如：当时的下放与“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关系如何？下放的主要动因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下放的理论根据何在？“青春无悔”还是岁月蹉跎？知识青年下放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等等。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理论根据；社会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文学作品、学术研究成果一直长盛不衰。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它关乎一个庞大群体的青春岁月，一段使他们刻骨铭心、魂牵梦萦的青春岁月，也在于这场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运动，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息息相关。

一、两个值得注意的年份：1968年与1973年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深入探究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整体特点与发展趋势的内在联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早在1955年就已明确提出。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大量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同时也是满足农业合作化运动急需大量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

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时期，在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1964年1月，中央印发了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虽然有一些曲折，但有领导、有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在比较健康地进行，其指导思想、组织方式也日渐成熟。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地、有组织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会持续进行。这是当时中国国情所决定的，是一项解决就业、加强农业的正确国策。与50年代有所不同的是，因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6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意识形态色彩逐渐突出，强调“这是我们同资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把知识青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的一项重要措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到1967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有领导、有组织的下乡不仅完全中断，而且出现了大规模的下乡知青自发返城风潮。中央花了很大的气力才将此风平息下去。1967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的夺权高潮中，北京知青曲折等人发扬1966年前上山下乡的传统，自发要求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拉开了“文化大革命”中知青插队序幕。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一批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热血青年的积极响应，得到了当时革委会、军管会的支持。这种少数人的自觉、自发行为很快就被国家有组织的动员所取代。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提出按照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即“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作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当年6月，中央在一个通知中再次明确对大专院校毕业生按“四个面向”方针进行分配，毕业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工人，彻底打破大专院校毕业生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旧制度参见中共中央：《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共和国史记》第3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2页。。根据中央指示，各省、市、自治区随即开始按“四个面向”方针对66、67两届中学毕业生进行分配。之后不久，被动员下乡的学生中又增加了68届，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特殊群体——“老三届”。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1968年底至1969年上半年骤然达到高潮，仅1969年年初的一个半月就有155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知青下乡。到当年4月底，全国有405万知青和城镇居民到农村落户。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86页。当然，不论是从规模、组织、性质还是从后果等方面看，此时的知青下乡与“文化大革命”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产生这场高潮的原因很多，但最应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设想。在毛泽东看来，从1968年下半年起，以造反、夺权、打倒“走资派”、“天下大乱”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已趋于结束，他希望通过“斗、批、改”运动达到“天下大治”，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并巩固这场革命“胜利成果”。这是他继1958年建立理想社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尝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建立理想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斗、批、改”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运动内容、目标的设想和概括所谓“斗、批、改”，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但此后由于“全面夺权”引发的“全面武斗”和“天下大乱”，这些活动不得不一再往后推移，其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1968年起，随着全国省级革委会陆续建立，形势逐渐趋于稳定。由于认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要求“在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人民日报》1968年1月1日。。 1968年9月7日，“两报一刊”在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省级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的社论中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社论进一步指出：“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为了指导“斗、批、改”，毛泽东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发表了一批经他修改的调查报告，反映了他迫切希望从“大乱”转向“大治”，在比较安定的环境里，通过“斗、批、改”，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建立他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强烈愿望。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的内容大体包括建立各级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落实政策、整党建党、整团建团、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下放城镇居民、工厂改革各种规章制度、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商业革命等等一系列活动。这些内容在“文化大革命”前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提出过，但由于党内存在分歧，推行中遇到阻力。“全面夺权”以后，毛泽东认为阻力已被排除，因而把这些活动全面提上日程。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

在“斗、批、改”运动前期（大体在1968年至1970年间），虽然相对于“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的“天下大乱”和极左思潮泛滥来说，形势已比较安定，一些极端行为也受到限制，但总的来说，各方面的工作仍为“左”的或极左的错误所支配。例如，在农村撤区并社和扩社并队、改变生产队核算，部分或全部收回自留地，取消定额记工制度，限制或取消集市贸易；在企业废除许多必要的规章制度，取消奖金制度和计件工资；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在经济建设中又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引发新一轮“跃进”，等等。正是在这种“左”风炽烈的背景下，1968年底至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个高潮带有明显仓促、草率和强制的色彩，打上了强烈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烙印。例如：只强调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一面，使他们一开始就失去了与农民平等相处的地位；在没有长远规划和整体安排的情况下，不区分具体情况，不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一哄而起和一刀切，所有城镇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甚至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带有明显的随意性；不顾知识青年个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行政命令的方法，通过“办学习班”、“开展大批判” 甚至强迁户口、断绝口粮供应等手段迫使学生下乡；许多农村基层未做好接收知青的准备，一些知青到农村后生活困窘……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不引起学生和家长的不满，使他们难以安心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留下了许多隐患和后遗症。1969年10月，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反映，“下乡知青倒流现象严重，贫下中农没法管”。70年代初，一些知青在信中说：“初来边疆，我们都是胸怀大志、朝气蓬勃、斗志昂扬和纯洁的青少年，可是三年的磨炼，使每个人都变了。身体越来越差，思想越来越落后，反面的东西越吸收越多”，“这一辈子糊里糊涂地度过了二十几个年头，难道今后还这样糊里糊涂地活下去吗？”“我只感到失意、消沉和茫然”，参见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1955—1979）》，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143页。如此等等。正是这种指导思想、动员方式及后果，使始于1968年的上山下乡明显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预示了它必然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

1970年后，虽然 “左”的错误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其势头已明显减弱，一些比较务实的，带有“复旧”色彩的思潮、实践普遍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周恩来主持的整顿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斗、批、改”的多数内容都不再被提及，以不了了之告终。“文化大革命”已无可挽回地走在下坡路上。这种大的发展趋势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也表现出来。从1970年初起，针对此前安置工作中暴露出的大量问题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验的初步总结，中央开始对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初步调整。当年5月中央转发的一份文件中改变了过去只讲“再教育”的说法，强调知识青年是“三大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要把他们当作“再教育”的对象，又要把他们看作三大革命运动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文件发出后，各地普遍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向插队知青集中的安置地区派出了大批带队干部，切实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打击了一些迫害知青的坏人，改善了知青劳动、生活的条件。

自1972年起，随着周恩来领导的整顿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对知青工作的调整也在重重困难中有所发展。1972年12月，福建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知青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在复信中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表示“容当统筹解决”。信中没有再提“再教育”之类任务，表现出某种失望和无奈。周恩来立即以此为契机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整，使此信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知青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6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把调整工作推向高潮。会议承认：“现在，动员城镇中学毕业生下乡的工作越来越难做，仍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不大安心。”转引自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5页。为把知青工作顺利开展下去，会议突出了对知青“大有作为”的宣传，强调注意培养使用他们。与此相配套，中央加大了政策调整的范围和力度如中止分散插队、提高安置经费、普遍建立、加强领导知青工作的机构、出台了一些政策、加强带队干部工作、推广“株洲厂社挂钩经验”、实行“轮换制”、确立就近安置原则、严惩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把插队、招生、招工统一起来考虑，等等。，使知青的处境有所改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这些指导思想和政策上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下放初期种种“左”的或极左的做法，实际上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做法，也就是“复旧”。虽然这次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下乡的错误，但要想重现1968年底至1969年那样的高潮却已不可能。因为“斗、批、改”大势已去。

如果说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工作在性质、方法等方面区别于1966年以前的话，那么，以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为代表的政策调整则显示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工作已部分地恢复到1966年以前。当然，这种恢复不具有全局的意义，而且以后还因不断受到江青等人的干扰而一再反复。正如“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一个对它的抵制不断发展的过程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因受到抵制而不断调整和部分否定的过程，它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由盛而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