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

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决定68、69两届毕业生(共46万人)和前两届(即66、67两届)余留下来的毕业生，除少数残疾和家庭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共50．7万人)即实行一片红政策。

为了配合上山下乡工作，1968年末到1969年初，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派出工作组到上海，动员会上工作组极力宣传，延边是个好地方，在那里有电灯，有自来水，有大米吃，砖瓦结构的集体户已经建好，当地的贫下中农都准备好了，欢迎大家到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9年3月1日，首批去吉林插队的知青专列从彭浦车站开出，标志着上海知青从此与吉林省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上海市劳动局统计，1969年至1976年上海知青去吉林插队共有23，815人，吉林省上山下乡办公室统计上海知青去吉林插队共有23，769人，二者相差46人，原因待查。二万三千多名知青大部分是1969年下乡到延边地区，1972年有五千多名知青下乡到四平地区和延边的敦化县。这样，延边地区共接受一万八千多名上海知青，四平地区共接受五千多名上海知青。

插队落户知识青年，一般以15—20人组成集体户。户内有“知青户长”，组织学习、劳动、生活。对每个集体户选派一名“贫农户长”，以确保知青“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

1969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抽调2000余名干部，分赴上海知青安置地区，配合当地领导，开展对下乡知青的慰问教育工作，调查情况，研究政策，协调安置措施，配合做好知青的思想工作和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并向知青在沪家长沟通情况。慰问团共有7个总团，55个分团，233个小组，凡有上海下乡知青的县、旗，都有慰问小组常驻，其中吉林省常驻学习慰问团共有十人。

1968～1975年，上海市通过上海驻各地的慰问团赠送知识青年大批《下乡上山》小册子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专门组织近千人的写作力量，为下乡青年编写的自学读物和其他农村读物。

1970年吉林省贯彻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工作的报告”，严厉打击摧残知识青年的犯罪活动(中发1970(26)号文件)，开始严厉打击迫害知青的案件。自从知青下乡以来，发生了一些对知青残刑酷打、调戏、强奸、猥亵、逼婚、凶杀等犯罪案件。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发生迫害知识青年案件4113起，知识青年死亡人数763人，其中非正常死亡377人，占49．4％。1970年6月至l972年6月，全省发生迫害知识青年案件2080起，处理了1839起，处决22人，判刑508人。

1972年，吉林省珲春县敬信公社小盘岭大队的上海知青在高寒山区试种了一亩半水稻并获得成功。同年十月十一日的《吉林日报》以《勇于实践大有作为——记小盘岭大队上海知识青年试种水稻的事迹》为题发表该报道。

1973年，吉林省知青办调查了知青的生活费自给情况，包括上海知青，1970年生活费不能自给的占知青人数的54％，1971年占61％，1972年占72％，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有些青年领口粮、穿、日用品和探家路费靠家长补贴。

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上海有关部门组织知青家长所在单位，每年普遍对知青家庭进行两次家访，并对生活困难的家庭酌情补助，补助金额平均每户30元左右，补助面在30％以上。

1974年初，上海市教育部门组织16所大专院校先在吉林延边地区试办业余函授教育，开设政治理论、语文历史、农业生产、农用机械、医疗卫生等23个专业，招收上海知青学员，1975年，扩大到四平地区。同时上海建立了专门办事机构，抽调300余名教师，组织200余名老师傅到各地举办面授短训班，进行巡回教学。多数地区成立了函授教育领导小组，设立办事机构，提供必要经费和实习基地，选拔优秀技工、中学教师、医务人员和有经验的贫下中农担任兼职教师，定期下点进行辅导。函授教育从上海知青中培养了一大批拖拉机手、柴油机手、会计、电工、气象员、炊事员、赤脚医生、土记者等。函授学员又推动农村办夜校，再将知识传授给当地农民和农场职工。l974～1975年，上海知青回沪探亲时，上海各区街道与企事业单位协作，举办了电、木、泥工、农机维修、农药使用、医疗、缝纫、理发等短期技术训练班。

1969～1975年，上海市有关部门根据有偿优惠的原则，给上海知青所在农村提供大小拖拉机拖斗各类汽车以及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水泵和各种建筑材料等物资。1975年6月开始，上海有关部门在吉林省内安置上海知青比较集中、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地区，扶持创办了28余个小作坊、小工场。

吉林省面向上海知青的招工早在1970年逐步开始，上海知青经过招工、提干、上学和自找出路等途径，大批上海知青离开集体户，大部分在当地就业，截止1975年末，二万多名上海知青离开集体户，全省农村剩余上海知青11,286人。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标志着我国历史的发展迎来一个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在如何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教训方面认识很不一致，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导致新时期头两年步履艰难的局面，延缓了知青问题的解决。

1977年，延吉县等地反映：下乡知识青年在生产队欠款的占68．1％。延吉县2，146名知青共欠款421，600元，知青问题日益尖锐。

1977年首届高考，全国共有570余万青年蜂拥进考场，其中知青约有半数左右。对留在吉林省农村的上海知青来说，恢复高考的消息犹如扑面而来的和煦春风，使他们心中蛰伏已久的大学梦重新复活，犹如划破黎明的嘹亮号角，唤醒他们对光明前途的企盼。

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会议内容是为计划于1978年上半年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材料，研究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1978年春，国务院批转文件，放松了知青病、困、退的限制，一些家庭困难或身体健康存在问题的知青开始返沪，不少健康的知青开始想办法获取假病历以求返沪。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人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为知青问题迎刃而解准备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条件。

1978年10月一12月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认为知青问题让“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对知青政策作出了调整，终止上山下乡，要求对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妥善安排。期间，上海出现了知青要求回沪的游行请愿活动。同年12月4日，云南知青以全体上海知青的名义致电上海市委，要求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

1979年1月上海市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同年2月5日部分知青(包括部分已经在外地就业的知青)聚众游行，并发展到卧轨拦截火车，2月7日上海市委召开电视广播大会，号召知青做安定团结的模范。1979年5月28日上海召开各方参加的统筹安排知青工作会议。确定“全党动员、广开门路、统筹安排，择优录用”的方针，主要采取子女顶替，发展集体所有制等方法，任务到局、区、条块结合统筹安排知青回沪。

返沪政策开启大闸，洪水一泄不可收。在吉林农村上海知青无不争先恐后回城。据当事人回忆，“短短几天，全部集体户走空了”。

1979年上海知青大返城后，吉林省人民政府决定，对仍在农村的已婚知青有困难的拨给经费，解决遗留生活困难。

1981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决定通过行政办法和经济措施就地就近安置留在农村的知青。

1982年，吉林省对所有上山下乡的知青，除了与农村社员结婚的个别知青，在当地就地就近妥善安置的以外其余基本都在城镇得到了安置。

上海知青大潮终于从吉林省的农村销声匿迹。

知青年代过去了，后知青时代拉开了序幕。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回首知青岁月，是为了留住这段历史，给后人继续研究、探讨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今天，当我们再回首去看待这段岁月时，可以发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事件，是需要几代人不断探索，不断研究下去的。

(作者系吉林插队上海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