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在私人阅读里，鲁迅的形象是超越政治的 记者：您这本书以“私人语境里的鲁迅”为开篇，提到“民国初期的文人就发出疑古的声音，对野史与乡邦文献的关注，不能不感到其用心良苦，那也许是对正史不信任的缘故。” 孙郁：鲁迅研究也有这问题。他最初是在民间被广泛叙述的，在批评家还没有关注他文本的时候，文人的私下通信已经有了关于其形象的塑造。我一直觉得这个最初被关注的鲁迅，是被学术史遗漏的领域。比如北大学生的日记和短文，涉及鲁迅的都很有意思。那些话语，都是直觉的显示，不是宏论，亦非党派之见，其情感的纯度，在后来的学术论著里，却都被蒸发掉了。 记者：我印象很深您举的作家白薇那个例子，“在20世纪20年代，私下议论鲁迅是读书界的常见情况。不是研究的话语，都是些观点、印象。白薇在回忆中说：当民国十五年，中国蓦起革命的洪涛，我表弟从北京把《呐喊》寄到东京去，我读了才惊知中国有一位文才鲁迅，在我的幻想中，以为他是极为矫健俏皮的青年。不久我回到广州，郁达夫先生对我说：‘鲁迅是中国惟一的美少年。’” 孙郁：鲁迅博物馆藏有上百封他的朋友们的来信，提供了诸多信息。1923年，孙福熙在巴黎给鲁迅寄来明信片，那张印有埃菲尔铁塔的明信片背面有这样一句话：“登铁塔之巅，遥望中国，怀念先生，特寄此纪念。”孙福熙是孙伏园的弟弟，受鲁迅恩泽不浅。 写这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日常生活中的鲁迅，最初给人的是什么印象。在他没有进入到全民阅读的那个时候，在私人语境里，你看人们对他怎么看的。完全不是政党文化、我们今天教育的那种。后来我们的叙述是有问题了。 记者：在前天的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到了这一章之于她有“去圣化”的功用：“我们是整整一代人，从小在别人灌输给我们的形象、符号当中成长起来。我们对鲁迅的理解就是别人灌给我们、希望我们认识的那个鲁迅。孙郁老师这本书，我先读的是第一篇，我很震惊，原来在私人话语当中，鲁迅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性格和特点、与各种人物的交往都在这儿，包括顾随评论鲁迅那一块，讲到鲁迅的性格特点：多疑、心性、迁怒，很有意思。我们看惯了口号式的、模式化的、宣传性的符号鲁迅，现在看到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鲁迅，让我感觉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研究走出了原来的套子，这个太重要了。” 孙郁：在私人阅读里，鲁迅的形象是超越政治的。鲁迅的形象被正襟危坐化，大概是他死后的事情。那些过多的陈述，是与心性疏离，和鲁迅的生命的热度也是远的。这个感觉使我对鲁迅最初的传播抱有好奇心。待到翻阅了大量资料后，才隐隐地觉出，我们今人对鲁迅的描述出现了话语的暴力，给他强加了许多的符号。 鲁迅研究算起来已过一个多甲子的历史，如今已成显学。有时在民间热烈非凡，有时被高高置于象牙塔里。它也曾被弄到吓人的地步，亲近政治，陷于各类风潮。其实按鲁迅心性的特点，及文本的形态，把它神秘化、政治化和学院化都是有问题的。但这门学科有它自己的特征，和时代的关系颇密，也与人生的苦乐大有关联。鲁迅之于现代知识阶级的话题，在今天不是弱化，而是更浓烈了。这门学科的复杂性，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进一步呈现出来。 “我那天碰到我们院里一个老头儿，叫念鲁，纪念鲁迅的鲁” 记者：读这本书就一个感觉，自己需要补课的东西太多了。整个现代文学之于我，简直就是一个盲区。印象里就剩一个词——“左翼”。而且就这么一个词就把我挡在大门之外了。 孙郁：现代文学没讲好，全国都一样。被现在流行的一套话语方法给弄坏了。所以我的《鲁迅遗风录》里就是另外一个鲁迅。 在这本书里，我把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作家和思想者的东西，放出来大家思考。比如王元化，他早期喜欢鲁迅，晚年他就告别了。为什么告别？这跟时代的风潮有关系；这里边还有像聂绀弩，他是早期学鲁迅杂文学得非常好的，晚年他写旧体诗，也是很奇妙，这种创造性。他有新的思想，同时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在里面，都在变化，都保持着鲁迅思想的元素。 尽量希望把它呈现成丰富性。不同知识分子、不同背景的人，他们怎么看鲁迅。不管他们怎么看，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同时代的人必须回应鲁迅给他们带来的那些话题。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必须得回应。因为鲁迅他的文章，他的思想，他对底层知识分子的影响太大了。 我那天碰到我们院里一个老头儿，叫念鲁，纪念鲁迅的鲁。他父亲是做银行的，他也搞银行工作。父亲就是解放前崇拜鲁迅，生了个儿子就叫念鲁，那是发自内心的。上海人。 记者：就到这种程度。 孙郁：还有1936年鲁迅去世时候巨大的葬礼。民国期间有两个葬礼特别地隆重，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鲁迅。民间自发的，这不简单。他影响力太大，他的作品能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社会的一些问题、我们中国文化的本质，还有我们国民性里卑劣的黑暗的东西。鲁迅在抨击黑暗的同时，他也在审视自己。但是他又不是一个消极的人，他把人类最好的东西拿过来。 所以像日本、欧洲有一些学者，是把鲁迅跟耶稣和释迦牟尼同等看待的。他是有普度众生的慈悲的那样一个人。你看我写老舍，老舍对鲁迅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高。我这里没有写巴金。他们都极其佩服他。他对同代人，他对后世的影响，这里面很多问题都值得深入地思考。 记者：有些人还以为他是因为被政党推崇，所以才有这么大的名望。 孙郁：这就是整个误读。看这本书，会告诉你鲁迅是怎么火起来的。在鲁迅逝世之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以前，鲁迅就已经很火了。毛泽东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还参考了鲁迅全集。这个必须告诉大家。历史学家之所以重要，就是要为民做这个工作。 只有进入鲁迅的世界，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会中国最智慧的一种思维方法 记者：您在《鲁迅的暗功夫》里有一段话：“后来文章的发展越来越简单化，词语的数量也在减少，语言的审美就低不就高，反智的一面就出现了。到了‘文革’时期，汉语词汇量少得可怜，话白了，意少了，诗情则更为寥落。”听着那么像在说现在。 孙郁：其实我写《民国文学十五讲》，包括《鲁迅遗风录》，就是和当下在对话。你看好像是在写过去，其实是当下的问题给我的感触，我重新在想历史、认识历史。你看我写民国文学史，为什么这样写？因为它的生态是丰富的，每一个群落都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而我在《鲁迅遗风录》里讲，鲁迅是自由的，他后来被另外一套话语包装、来解释，这就出现问题了。我要做的事情是这个。 有一些书真正得是读才能够领会。我们现在很多人只读微信，还是不行的。我跟学生讲，我们要读原典，要读经典的东西。比如，只有进入鲁迅的世界，我们才能够真正学会中国最智慧的一种思维方法，启发我们，打开了思维。把汉语重新排列组合起来，它使我们的语言表达有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使汉语有了巨大的弹性，那种意象的丰富，那种情感的叠加，那都是可以跟古人、跟世界上最经典的文本相媲美的。 记者：现在社交媒体上大家说起鲁迅，感兴趣的多是“他们两兄弟到底是为什么吵架的呀”。 孙郁：所以我们媒体人和知识人，有义务把真实的鲁迅告诉给读者。当然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有本领把他真实的东西写出来，至少我们要用事实来还原真相。我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说，鲁迅的遗产到底是什么，鲁迅的遗风怎么样在他身后时代发展延伸，还有变形。回到鲁迅那儿去，重新思考中国问题。鲁迅年轻时讲的：“中国文化应当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不失固有之血脉。”这个很重要。 我写这本书其实是解决自己心灵的问题。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我们消化得怎么样？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接受这些经典的时候，我们自己所思所想是对还是错？我们是不是真正领会了前人的意思？ 记者：那写完您觉得解决了吗？ 孙郁：也没有解决。因为写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反省、自我思考的过程。木心讲：“要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给救出来。”写作是一种自我救赎、自我反省、自我批评、自我更新的过程。写作是一个心灵需求。不太去想读者怎么样。想读者就做作了。 孙郁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民国文学十五讲》（2015年）、《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2014年）、《写作的叛徒》（2013年）、《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2003年）、《百年苦梦》（1997年）、《鲁迅与周作人》（1997年）等。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