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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之于鲁迅，是个有说道的年份——9月25日，是他诞辰135周年；而10月19日，则是他逝世80周年。 人物的历史面貌，尤其难以还原。我常常想起鲁迅的样子，对比一下民国文人的感觉和我们今人的视觉，就很是不同。先前鲁迅的面孔颇有人气，不像后来那么严肃的样子。陈丹青说鲁迅的样子好看和好玩，是有眼力的夫子自道。鲁迅的形象被正襟危坐化，大概是他死后的事。那些过多的陈述，是与心性疏离的，和鲁迅生命的热度也是远的。
——孙郁《私人语境里的鲁迅》
《鲁迅遗风录》是孙郁先生的第28本书，9月刚刚面世。 “2016”之于鲁迅，是个有说道的年份——前天，9月25日，是他诞辰135周年；而24天之后，10月19日，则是他逝世80周年。 
供图/小林
“生于秋时而逝于秋时”，这是鲁迅诞辰100周年时，孙郁尝为之的歌咏。35年过去，孙郁自己已经59岁，刚从去年一场大病中全身而退。他选择把这本新著题献给“鲁迅逝世八十周年”——秋天是丰盛的意象，他和世界仍在生长。 “鲁迅是人们最熟悉的名字，又是最陌生的人。我们几代人，都不太容易理解他，那原因是在不同的语境里。现在研究鲁迅的，主要是中文专业的老师，鲁迅形象，也多是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里面的话语塑造的。这有很大的问题。”找来孙郁先生2015年的《民国文学十五讲》做功课，《鲁迅的暗功夫》一文开篇这两句话，令自认“现代文学学渣”的我感到莫大的安慰，也才有了继续这个选题的勇气。 19日下午2点，晴空朗照，在鲁迅博物馆的《鲁迅遗风录》出版座谈会上，孙郁先生鹤发慈颜，全程埋头做笔记，只谦谦几句开场白明言心意：“我曾经说过，我们现在在用鲁迅最讨厌的方法解释鲁迅，而且是用鲁迅不喜欢和讨厌的词语方法来描述。鲁迅当年想要颠覆的话语，不但没有抛弃掉，反而成为解释鲁迅的话语。这个问题说不清楚。我和鲁迅的弟子以及他研究者们的文本相遇时，发现每个人对鲁迅的研究不一样，为什么这样？我想梳理这个问题。” 
供图/小林
再次见面是22日下午4点半在中国人民大学，他正为第二天将开幕的“2016鲁迅文化论坛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忙碌。一个小时访谈后出来，满目秋草和青春学子的身影，校园广播年轻的声音在余晖里飘来荡去。怀抱着《鲁迅遗风录》和《民国文学十五讲》慢慢走过，曾经之于我全然“一团迷雾”的鲁迅，第一次让我有了去重读、去了解一个时代的愿望。 受鲁迅的影响，对死没有恐惧感 记者：昨天一个朋友说：“我大学毕业就读孙先生写鲁迅的书，现在他还在写呢？！” 孙郁：我可能是国内写鲁迅比较多的一个人。关于鲁迅的书出了有十本了吧。 记者：就是因为毕业到鲁迅博物馆去工作的缘故吗？ 孙郁：我是因为“文革”的时候没有书读。1966年“文革”我正好9岁，上小学三年级之后就“革命”了，在农场、工厂劳动。 那时候只有马恩列斯和鲁迅的书是可以看、可以不烧的。我父母都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生。所以我们家有教材，也有书。小时候家里鲁迅的杂文集、小说集都有，还有《联共（布）党史》，但我最喜欢鲁迅的东西。 那是在大连郊区一个小镇，叫复州城。我在那个小镇里生活。红卫兵造反，父母都被关起来。后来父亲下放到一个农场劳改。我妈妈是中学老师，她们学校那个图书馆居然没被烧，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只有那个学校的书没有烧，真是奇怪。别的像北京我的同龄人，他们小时候都看不到书，都烧掉了。 岁数小，看鲁迅那些小说、散文也看不懂，但是很深的烙印打下，那种惊恐的感觉给我印象特别深。 记者：惊恐的感觉？ 孙郁：就是“死”啊。鲁迅小说和散文里弥漫着那种“死亡气息”。所谓“死亡气息”就是鲁迅特别能表现人性，对生命的摧残。后来一看周围，不就是这样吗？当时现实中我们一些老师被抓起来杀了，还有跳井自杀的邻居，小镇死了很多人。那感觉是完全一样，觉得鲁迅写的就是我那个小镇。 记者：作为孩子不害怕吗？ 孙郁：看了那么多死人都不害怕了。我去年手术，他们都以为我得癌症了，所有人都很急，就我踏踏实实的。我说我小时候就读了很多死亡的书，后来对死亡哲学也感兴趣，也去读过，受鲁迅的影响。所以对死没有恐惧感。可以平静地死去，人生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觉得鲁迅给我的一个最大的财富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以坚忍的毅力去战胜它。即使我做不到，但心向往之。至少研究鲁迅的很多人，包括钱理群他们都是这样，遇到困难能顶住，坚持自己一个道德底线。研究鲁迅的人，用现在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的话讲：没有一个歌颂“文革”的。真正的鲁迅专家，这是共同的底线。研究鲁迅的人，他们有共同的操守、责任感和批判精神。 我所有的知识结构、对鲁迅的认识，是在鲁迅博物馆形成的 记者：1988年研究生毕业来北京进鲁迅研究室，是您争取的结果？ 孙郁：是我自己要求的，就是因为有这个鲁迅情结，一心就想上这儿来。那时候编刊物，编《鲁迅研究动态》。 记者：读到过您的一段表达：“我现在常常想起博物馆西小院当年的情形，在编辑部狭小的屋子里，不时有些研究者小聚。王世家、张杰、周楠本等围在一起，谈鲁迅，谈文坛掌故，烟雾缭绕之中，似乎都有点醉意。那些熟悉的朋友都有点古人的样子，与时风大异。有时候一谈就是一夜，编辑部一片狼藉，但许多闪光的思想就来自这里，因了精神的碰撞，好像与鲁迅更近了。”那句“古人的样子”真让人遐想。 孙郁：我所有的知识结构、对鲁迅的认识，是在鲁迅博物馆形成的。等于在那儿读了一个博士。那些老师都很优秀，又有很好的环境，在那儿熏了几年，对鲁迅有感觉了。等到离开鲁迅博物馆到《北京日报》编副刊，有时间了，才开始写有关鲁迅的书，把对鲁迅的心得写出来，就这样一步步写过来。 报社干了十年，后来是鲁迅博物馆没有馆长，就把我叫回去当馆长。干了七年，吃喝拉撒睡都要管，太累了，我就辞掉了。然后就到大学来教书，2009年。头半年很幸福，就教书，后来又让我当院长，没办法，到现在干了8年。到年底卸任以后可能再写一点什么东西。 记者：去年一篇报道说您2016年想出一本关于“文革”的书。 孙郁：对，已经写差不多了。就写小镇的“文革”，20万字左右吧，那是我这一生最想写的一本书。 记者：您好像还说退休以后想写一本关于穆旦的书。 孙郁：穆旦对我影响太大了。在复州城小镇的图书馆只有普希金、莱蒙托夫那些，看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时候看不太懂。是穆旦翻译的诗歌把我引入了文学世界。要没有他的话，我不知道会怎样。在小镇里读他翻译的那些，太好了，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好极了。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