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征中，叶剑英既全力“争”又坦然“不争”，正确处理了为谁“争”为谁“不争”，“争”什么“不争”什么，怎样“争”怎样“不争”的问题，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为革命战友而“争”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1962年，叶剑英奋笔疾书，写下《建军纪念日怀战烈》诗，往事如电影一样，浮现在他眼前。 那是1934年10月18日，夜晚，于都河畔。有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 于都河畔的夜景是美丽的，而红军将士的心情却是极其沉重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于都河边，一支支队伍疾驰而过。河岸上，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紧紧握着叶剑英的手，默默无语。河水，缓缓地向前流着，似乎在挽留红军。刘伯坚望着正在过河的队伍，恳切地说：“大队人马向西转移了，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你还是想法反映反映，让我跟着走吧！”叶剑英深情地凝视着这位老战友，心潮起伏。 刘伯坚，四川平昌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早期优秀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他1920年赴欧，先到比利时，后到巴黎，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了“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共青团），随即转为共产党员。1923年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年回国，担任冯玉祥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再度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等一同学习。1930年回到上海，翌年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由于受到“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排斥，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他被留在苏区，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以党和红军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忘我地工作。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亲临架桥工地，开展后勤支援工作，从早到晚站立河畔桥头，为长征战友送行。 对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优秀红军领导人，叶剑英何尝不想让他与自己一道长征呀！叶剑英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反映，建议让刘伯坚随队长征。但此时叶剑英自己也正受到“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的排挤。叶剑英是1931年从上海秘密进入中央苏区的，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一般称总参谋长）。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叶剑英渐渐认识到，毛泽东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实施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帅才，心里对他非常敬佩。在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打击和排挤的时候，叶剑英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因此获罪于“左”倾路线领导人，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32年，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政委职务。叶剑英因为支持毛泽东，也被撤销了总参谋长职务，改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6月，时任福建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率福建军区主力部队红二十四师攻打福建连城，战斗失利。叶剑英向中革军委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责任。博古、李德借机把叶剑英从福建军区调到军委任四局局长。对于个人职位高低、得失进退，叶剑英从来不争，也不屑于争。他多次和别人说：“我不是因为穷，我是为了理想才参加革命的。”叶剑英入党前，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受蒋介石的赏识，担任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师长，享有优厚的待遇。行军时，有两匹马供他使用，一匹让他骑，一匹驮着美酒、咖啡、高级奶粉供他享用。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叶剑英毅然决然地同蒋介石决裂，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叶剑英舍弃荣华富贵，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无怨无悔。在叶剑英看来，生命都可以牺牲，个人名利又算得了什么呢？几十年后，叶剑英在谈到往事时，感慨地说：“那时李德打击我，把我参谋长撤了，我当时考虑到，革命事业还很长，我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不能斤斤计较。”毛泽东曾动情地说：“二次反‘围剿’的时候，我的意见坚持的人不多，剑英算是一个。”还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 叶剑英为自己的事从来“不争”，但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同志，他总是尽力去“争”。准备长征期间，叶剑英担任军委四局局长兼管军委直属队工作。当时，不少同志因为抵制“左”倾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而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撤职，开除党籍。也有极少数同志的确有错误，但性质并不严重。还有一些干部，由于编制限制，一时没有安排工作。“左”倾错误领导人把他们都视作包袱，长征之前，想杀掉一批，留下一批。叶剑英痛心疾首，利用自己的身份，冒着再遭打击的危险，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多次向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全权负责中央红军长征工作）提建议，强烈要求让这些干部参加长征。叶剑英说，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不能随意抛弃，更不能随意杀掉，应该得到保护，随军突围转移。当时，国家保卫局对犯“错误”干部开列了一个留走名单，名单上有五六十个干部，分成A、B、C三类，一类是要杀的，一类是要留在苏区的，另一类是可以参加突围转移的。叶剑英耐心地做保卫局负责人的工作，要求尽量少留人，坚决反对杀人，逐个陈述自己对名单上干部的看法，极力加以保护。当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参谋长的边章伍被内定枪毙，叶剑英动情地说：“这个同志我非常熟悉，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很有学问，军事理论和军事素质比较高，是军队有用之才。他参加宁都起义也是有功劳的，工作很有成绩，他是个好人，怎能把人家列为反革命呢？”就这样，边章伍被保护了下来，并参加了长征。而叶剑英与边章伍共事多年，却从没有向他透露过这件事。解放后，边章伍从其他同志那儿知道了这件事，激动地说：“那时候，我们都在被砍头之列，若不是叶帅，我早就报销了！”为了保护更多的干部，叶剑英向军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把红军大学和步兵、特科、卫生等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军团补充干部缺额，其余编入干部团，调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一般不作战斗部队使用。二、把编余干部、犯过“错误”或受过打击、迫害的干部包括萧劲光、郭化若等，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担任一定职务或帮助工作，另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长征。这一批被保护下来的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被恢复名誉并分配工作，他们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 “争”与“不争”的个中滋味，难以用语言表达，有喜悦，更多的是屈辱。为争取刘伯坚随队长征，叶剑英多次犯颜直谏，一再遭“左”倾错误领导人的白眼，他们训斥叶剑英“婆婆妈妈”，始终不同意让刘伯坚参加长征。面对老战友的最后一次请求，叶剑英悲哀地叹了口气。刘伯坚非常理解叶剑英的处境，松开叶剑英的手，两人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主力红军长征后，刘伯坚在南方坚持领导游击战争，不幸在一次作战中负伤被俘，就义时年仅40岁。 叶剑英经常回忆这段历史，痛心不已。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