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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迷失在雾霾中的城市里，Tino不会感到迷失。他的中文名字叫蔡天乐，在上海一共生活过十多年，对上海他比我知道得更多。他来上海，不用我每天陪他逛街、吃饭，可是我连着与他一起吃了两顿晚餐。在上海，能与我在一起少说话甚至不说话、能与我共享寂静的朋友几乎没有。 昨天我和蔡天乐的晚餐是在我的画室附近的一家日本餐厅，我们吃了老板刚从日本带来的油菜花，其实那盘油菜花几乎是蔡天乐一个人吃掉的。吃不到油菜花，我就讲了很多话。我面前的这个人不仅能与我共享寂静，也能听我讲个没完。我告诉他，油菜花让我想到坟墓。 油菜花，它给我带来的春的气息是最实在的也是最迷茫的。春天的阳光下，在刚刚回到田野的青翠里浮起层层叠叠的一片片油菜花，黄橙橙的，艳得很耀眼，美得很迷离。春风拂来，一片片黄橙橙轻缓地起伏。微风里，一丝暖意，一丝凉意。跟随着油菜花来的是清明节，通常它会在断断续续的细雨里，对于我，那是春天里的一道阴森。 通向郊外的公路——无论是高速还是“国道”——都堵塞了，人们在那几天里举家结伴涌向坟地，小轿车越野车面包车大客车喇叭声此起彼落，一片纷乱。 被围墙圈起的坟地占地面积都很大，它们都不叫坟地墓地或坟场，而是叫“陵园”、“寝园”“静园”或“寂园”。一处处墓一块块碑，除了名人要人的在彰显其特殊之外，基本都是统一规格、统一式样，很稠密却也很整齐地排列着。 人们挤在墓与墓之间的缝隙里，有的点上香烛，有的摆上饭菜，有的往地上洒酒，有的焚烧纸钱，有的跪着磕头，有的低声呜咽…… 而我，走开了。 已经十多年了，我没去上我父母的坟。我不喜欢那样的坟地，我不喜欢人们那样祭奠死去的人，我更不喜欢假装相信我的父母在那里。 我把这样的感觉告诉蔡天乐，不是因为他对这样的话题感兴趣，而是因为他是个德国人。他不会批评我蔑视传统，他不会指责我违背习俗，他不会斥责我触犯孝道。一个人要是听从自己的内心感觉、尊重自己的内心感受，他就很难跟从众人。可他又得很小心，众人是最得罪不起的。塞涅卡教导，要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但是不应该表现得与众人格格不入。他的哲学有时很入世，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实践。在我们的社会传统道德里，孝道是大道，孝与不孝，就是好人与恶人。你因为孝而被称颂，你因为不孝而被毁誉，大道理面前没有别的道理申辩。孝亦谓忠，孝于父母，忠于国家；又说，“忠孝不能两全”者，则以忠为上。 一个十多年来不去给父母上坟的人不会是孝子，一个不孝之子，也不可能是一个忠君的良民。可我告诉蔡天乐，我的父母不在那里的一块坟地底下。 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的身体血液心灵里都有他们在。赫拉克利特说，白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世界，夜间我们每个人进入了个人的世界。夜深人静，我睡入梦乡，我就回到我的父母，他们的家——我最初的也是永远的家。一切都是那么清晰那么真切，所有情景就如我的过去。我在今天去了昨天，我的过去来到了我长大变老了的现在；时间没了，我的双亲我的家一直都在。我验证了苏格拉底在死之前与朋友和学生关于人死了灵魂犹存的谈论。睡去是暂时的死亡，我的灵魂在我身体静止的时候自由地飘了出去，去会合我父母的灵魂。 我不去那坟地，哪怕它叫陵园。我的父母不在那里，他们死了，他们的灵魂升天了，他们不在地上，更不在地底下。我想念他们，他们在我心里；我想见他们，他们在我梦里。 我告诉我的妻子和女儿，我死了，我的皮囊已经不是我，我的骨灰更不是我了，一定不要抓出一把骨灰来装进一个罐子然后埋到地底下压在石头下。那样做对已经死去了的我来说毫无意义，那样做对你们的爱的表达来说也毫无新意。我死了，我的灵魂要自由地升天，还留一把骨灰在地上占一小块地皮干什么呢？将来还要我的女儿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燃一炷香烧一把纸钱流几滴眼泪以表达对我的思念？思念亲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是一件随时随处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且都是在内心深处的事情，不必做出来给人看。 蔡天乐听了我的这番话之后说，你应该写下来了呀。你死了就只好任凭你的家人和朋友怎么处理你了，所以你要死以前在遗嘱里写清楚。 他的话是对的，我一定要在死前写下来。可是“死前”是个什么时间概念啊？我哪知道我哪天死啊？我只知道我死之前的任何一天都是“死前”，今天就是。可是今天就写遗嘱？我还没准备好。 我想我除了写下我死后不留骨灰不要墓地之外，我还要写下关于我的死（这似乎更重要）：我死的时候不许抢救！ 唯有一种情况我允许被抢救：我的年纪还没有太老，突如其来的受伤或者身体某一个器官出了问题。救活了，我还可以有生命质量地活下去；我的身体能力还能支持我的生活方式，还可以享受葡萄酒和烧酎；每天（至少每周三次）还有坚挺的晨勃，看见妖女还能想入非非。 到我已经老了，我的死既不是“早逝”更不是“夭折”，那就让我顺利地死，不要阻碍我，绝对绝对不许抢救！我的亲人，你们爱我就一定不要让我死在被折腾被蹂躏中。 我自己呼吸，不用机器让我断不了气。我要舒服地呼出我的最后一口气。 我的鼻子里没有塑料管子，我的喉咙也没有被切开插入管子。我的身体不许打开，除非里面的什么东西能帮助其他人活下去；拿走了之后一定要把我身体缝好。 我心脏不跳了绝对不许拿一对像电熨斗一样的东西来电击我的胸部！你这样激活了我，我就夺过那电熨斗来烫你的胸！ 最最不允许的是：在我没力气也没意识反抗的情况下给我插导尿管！它是我最好的伙伴，它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插的！ 我最好死在家里或者画室里，最好是在爱妻的怀里。死的时候没有外人，只有最亲的亲人。我的亲人不要哭，有眼泪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哭出声来，更不许嚎啕，这样就会搅扰了我的灵魂！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真的这样写遗嘱，我甚至不知道我会不会写一份遗嘱。我好好完成我所能感知的生命就很好了，无须留下许多条的嘱咐。如果这个国家有一天在法律上允许人们可以选择安乐死了，如果我可以选择死在别的一个国家，那里可以合法地安乐死，写遗嘱就多余了。 我的老师苏秀是一位译制片的导演和配音演员，已经91岁了，她那一辈的同事都已经过世了，患有哮喘病的她没有期待过活那么久。为了给自己还活着找理由，她不停地在写作。目前她的状态还都很好，生活可以自理；可她期盼着这国家可以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安乐死。关于不许抢救，多年前她已经立了一份遗嘱。 我最近参加拍摄这部电视剧真的蛮傻的，但是剧组还是懂道理的。那天制片塞给我一个红包，有金色的“大吉大利”四个字。我没看里面有多少钱，也不用看，一般里面总是放个五、六十元人民币，也有放个十块钱的。戏里一个角色死了，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就会拿到一个红包。这样的红包我已经拿过好几个了。 想起几年前在四川拍摄电影，正是在油菜花开的时节。故事讲的是一个在那里生活法国年轻人车祸死了，母亲从法国来处理儿子的后事。那个会讲几句中文的导演花了过多的力气来渲染中国农村的葬礼，棺材落葬前往墓穴里撒面条的那场戏令我很反感，我不知道这个四川农村里是不是真的这样办丧事，我也不想知道。
我漫步在田野，在一片没有油菜花的荒芜里看见一处无人居住的茅屋，很破败。我画下了它，它却很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