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从事摄影50余年的资深摄影师在摄影早期的一段历史印迹，汤德胜先生用相机传承于社会与后人的一份有关我们的国家在那个年代的影像历史。他记录了一段国人不可遗忘的历史；而影像本身，又成为一份极其珍贵的视觉历史。这些影像已经突破了代际沟通的简单承继模式，实现了跨越时代的人生反省和社会警示。 如果说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还处于懵懂未开的初生，而中年与老年，已是既成事实的人生定局的话；那么青春，就是预示着种种可能、发生着种种改变、决定着种种不同的未来和命运的分水岭。青春虽然短暂，然而出现在青春期的最微小事件，都有可能造成一个人一生命运的改变——理想的人生，此时的改变谓之机遇；艰辛或不幸的人生，此时的变故谓之挫折，或曰劫难。 本展览所展出的知青照片，系摄影师汤德胜先生从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拍摄的大量照片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主题为知青，然其内涵又绝非仅限于知青；但凡有关知青、但凡知青参与的社会活动乃至于知青所处时代背景中的诸多人物故事，这些影像多有容纳。 这些影像已经突破了代际沟通的简单承继模式，实现了跨越时代的人生反省和社会警示——这是一个从事摄影50余年的资深摄影师在摄影早期的一段历史印迹，是他用相机传承于社会与后人的一份有关我们的国家在那个年代的影像历史。他记录了一段国人不可遗忘的历史；而影像本身，又成为一份极其珍贵的视觉历史。 时间横跨20余年，黑白的影像既是当年摄影技术的客观展示，更是今人观看那些经历了岁月的浸泡、淘洗之后的生活时，沉浸于心的自然感受。 有生命力的照片，总是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地绽放出新的意义；并且，时间愈久远，意义愈深切。 一 在40多年前的中国，有一个人数庞大到1700万的群体被人为地制造。 那是在1968年的冬天，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声令下之后，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开始了截然不同的生活。这些被动员上山下乡的青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他们出生于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家庭，却因下放而有着共同的命运和生活处境；在最初，他们像兄弟姐妹那样怀有一种特殊的、彼此认同的纯真情感。 在敲锣打鼓的夹道欢送中，他们从物质和文明程度具有优越感的城市来到陌生而贫瘠的乡村，迎接他们的，也是敲锣打鼓的夹道欢迎；然而短暂的热闹与新鲜很快被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生活环境所取代，不堪忍受的物质贫乏与精神孤寂，双重的折磨考验着年轻的身体与心灵。 作为知青下放大军中的一个分子，当时挚爱摄影并渐有所成的汤德胜，由于身体文弱不胜强体力劳动，而周围人也乐于在分享他的摄影乐趣之时也分担他的一部分劳动定额；他于是也就拥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拍摄他周围的人们、他眼中的世界。后来，他作为文化馆的专职摄影师，拍摄时间、精力和条件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关注知青也随之有了更多的机会。在那些艰难的岁月，汤德胜始终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走访他所能到达的各个知青点，持续记录知青生活的各个侧面。从开挖河道到疏通沟渠，从围湖造田到筑堤抗洪，春做秧田、夏季插秧、秋收水稻、冬管小麦，围绕这些农活的，还有割麦、扬谷晒场、运粮，或者沤制有机肥、揇河泥、做砖坯、织渔网、打水井、嫁接珍珠、水运木筏、防止血吸虫……. 所有农民们世代为业的粗重活，知青们都不陌生，农村里每一处田间地头，都有知青的身影。由于足迹遍布广、拍摄持续时间长，汤德胜的知青影像，还包含了许多知青们参与时事政治和政策宣传的内容，诸如游行、誓师大会、民兵实弹演习以及文艺小分队走村入户慰问演出、为村民上课，或者做政策宣讲等活动，容量巨大、内涵丰富，多侧面地体现了知青的生活。 二 历史告诉我们，知青的命运从一开始就缺乏自我主宰，他们绝大多数人在上山下乡运动之初就是被动的、非自愿并且在内心竭力排斥的。但是人的命运一旦被政治的风暴所裹挟，他们发现：在个人意志被普遍抑制时，个性和秉赋对于自身命运改变的力量，远远不及他所面临的外在环境和偶然的机遇。当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生命——被弱化到缺乏言行自主、被动无助的境地时，人们只能依从时代或曰命运的摆布。这一项实际上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的上山下乡运动，在今天已经被历史学家定义为“专制体制下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性也无人道的政治流放。”其根本在于：那一代人的命运因为一场人为的政治运动而被刻意的、粗暴地改变了。而这种改变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命运差异，在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年龄层次的人群中，都是罕见的、触目惊心和巨大的。 在知青的影像中，汤德胜始终以最美的角度和最理想的影像构造方式来表现他的被摄者。条件艰苦、生活艰辛，他记录的影像，总在努力赋予他的被摄人物以美的愉悦感。这固然有当时主流新闻摄影中特别强调的英雄主义宣传模式的影响，但摄影师的主观倾向也十分明显；观看这样的照片，阅读者会自然萌发出心境愉悦的视觉感受。有人或许认为这种表现手法有美化那段历史之嫌，然细细审视，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对当时严酷现实环境的忽略，倒不如说是出于摄影师和被摄者内心渴望美好将来的强烈愿望。摄影师本人的大家族中共有11位男女青年下放做了知青，在感同身受之余，汤德胜希望每一个知青的命运都能够在某一天得以改变，摆脱苦难，开始灿然的新生活。所以我们看到了：丁山水上小学的女教师摇橹去上课的情景，年轻的笑颜，质朴、纯真，喜悦的神情充满着对于未来的向往；割完麦子坐在满船粮食的狭小船沿上、双脚荡漾在水中——那份劳动后的愉悦和欢快，让他们暂时忘却了思乡之苦或者因前途不明朗而生的忧伤；收工后坐在河边码头上清洗农具顺带寻找一刻童年乐趣人们，沉醉在难得的田园之乐中——近景中的男知青分明还是一个孩子，他那份年轻开心的笑，显然是想象多于现实的无忧无虑。
当年的大动荡、大迁徙，以及后来的大返城，使得这一代人的经历前所未有地复杂、曲折。在今天，有由知青而从政者，也有成巨富如宗庆后、儒商信力建者，还有文化艺术界的名流陈凯歌、王刚，棋圣聂卫平等，而因知青岁月的淘洗成为苦难一代作家的如张抗抗、史铁生、梁晓生、叶辛、肖复兴、老鬼等，似乎更多。他们不折不扣地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精英，也许其中确实存在“假如没有知青那段岁月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事实，然而，若是源于真诚，他们一定在内心并不感激那段岁月。就像张抗抗所言：“我宁肯不成为作家，也不要这段知青岁月——我们应该对此予以更多更深的反思，而不是怀旧、追念。”
同为知青，各自的前途、命运却有巨大的落差。
调查显示，相对于1700万知青群体中更为广泛、也更为普通的绝对大多数人来说，知青这一年龄段的精英数量是其他年龄层次中最为稀少的，更多的知青在今天仍然只是极其普通的人，甚至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的总体状况甚至低于任何一个年龄段人群的平均水平，而这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下岗和内退的工人。回顾一生，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几乎不断地遭遇挫折，频繁的挫折又导致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庭低质量的生活永无尽期（有句俗语云，他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一群人）——命运似乎就在他们成为知青的那一天开始，令他们不断地遭遇着一道又一道难过的关卡——有人说，他们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班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更勿论那些永远地留在农村、乃至于将年轻的生命终止在农村的知青了。
无数个有血有肉、有故事有情感的知青，多年来一直让作为亲历者的汤德胜难以释怀，知青的历史、许多人命运的生动对照所产生的人生感慨，始终盘亘在汤德胜的内心；这些年，他一直在坚持默默地寻访、拍摄当年的知青，也在用自己作为一个摄影师的力量，尽力地帮助、关爱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生活艰辛的老知青。 三 1949年之后的中国是一个百废待兴又备受期待的国家。多年的战乱结束了，国人珍视和平，国家需要重建，新的政权认识到凝聚人心、统一国民的思想意志和发展经济、建设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的重要性。而由此开始的30余年国家建设历程，充满了坎坷与艰辛，同时，民众个人的生活乃至命运，也无不因这种充满了曲折的社会进程而留下深深的印记。六十年代那堪称最时尚的中山装、蓝布衫，在汤德胜的黑白照片中虽然不见色彩，然而黑白释放了观看者无边的想象，单纯的反差透射出了属于那个年代的特殊色彩。少数几帧拍摄于知青生活晚期的彩色照片，岁月却赋予它的特别感觉，直让人回到事件发生的原点；引人关注的还有《除“四害”学大寨》、《砸烂孔家店》等几幅存放年代久远的底片因潮湿而出现水渍斑驳、影调侵蚀、几近于“废片”的照片，但是展览有意保留了那些“从历史深处渗透出来的痕迹”，认为“这种残缺和从边框压迫过来的不规则黑块，恰当地阐释了照片的主题，丰富了它的内涵”；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对痕迹的保留，不是缺憾，而是自然浑成的相得益彰。
所有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在后人眼中常常被简化为一个个数字、一个个人名或事件术语。关于知青，在汤德胜的照片中，它就是一个个凝固的视觉瞬间。从深夜的水利工地上灯火通明、人们开河挑土热火朝天的情景，到水上学校教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专注表情，从旷野里的批林批孔大会上群情激奋的人们，到《红灯记》剧照的经典造型，历史被浓缩成了一帧帧精致却内涵丰厚的定格，而后人的观看，也从一幅幅有关具体的人物、事件的图像，延伸出对那一时代，有关国家与公民、社会与个体的历史以及情感的追忆。在那个逝去的时代，所有曾经耳熟能详的标语口号，在汤德胜的历史影像资料库里都能对应出一张张生动的照片。语言高度简化后的政治术语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涵，而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更迭又无不折射出民众生存状态的改变；影像将这些渐渐已被人遗忘的历史作了细致的提炼和凸现，或悲壮、或艰辛、或豪迈、或辛酸的历史，图像作了巧妙的串联，让人在片刻间重温，进而回观，最终获得一种单纯通过文字阅读所不能达到的深层反思。 历史从来都不会重演，但是悲剧却依然会有再度以变换了方式的模样重新发生的可能——假如在一个国家和社会里，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独立意志、自由精神得不到认可，他们向上的激情和自我奋斗的愿望得不到尊重和鼓励，人们依然只能被动地屈从于政治运动的席卷、依从于偶然的机遇对自己命运的摆布。在一个个人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在本质上是属于无力和缺乏生机的社会。在今天，假如我们依然缺乏对制造出千百万红卫兵的社会根源的追问，失去对全体国民进行奴化和仇化教育的整个社会机器、教育系统的追问，没有对保证10年浩劫得以持续实现的政治制度的追问，知青的人生也将会成为韩寒、李宇春以及我们的更后一代人命运的另一种可能。事实上，今天我们观看和审视汤德胜的知青影像，就是对于当年知青群体何以产生的根源作全方位的反思——源于直面灾难后的人类所应当具备的智慧和勇气，源于对当年每个知青都怀有的梦想和人性伸张的尊重，更是一个国家在历经沧桑后对于重塑国民“自我”意识的醒悟；也只有这样，知青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历史的陈迹，知青的命运才不至于成为后人命运的另一种可能。 四 承载着历史内涵的照片，大多富有生命的力量。 汤德胜先生的摄影，是他身在江南，肩负公职与对摄影事业执著偏好的结晶。江南、农村、国家，这就是他展示给阅读者的历史。这种历史，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也许并不全面，但是局部却更具细节上的标本意味；而他对一些具有举国事件的拍摄，又获得了一种典型意义上的独特感。那个站在透射着晨曦光柱的竹林中、面对一群神情专注的孩童绘声绘色讲述革命故事的俊俏女知青，一定可以唤起今天的同龄者串串并不轻松的感慨吧？那个在群众大会上举着拳头引呼口号的青年妇女，其身心投入的振臂高呼状，在今人看来或许可笑，但哪怕只是有一点点历史省思能力的人，都不至于轻蔑视之以体现自我的道德优越感吧！他人的历史也是自己历史的一部分，在时代性劫难面前，无论功过，每个人都无权抽身。在当年，汤德胜将对被摄者、对国家发自内心的真诚挚爱，倾注在每一幅照片中；这样的主观意愿，在那些可以表达的题材和能够展示的人物事件中，达到了令人感动和尊敬的程度。观看这样的照片，经历者必能感同身受，而对未经体验者来说，这同样是可以借由联想得到的一份难得的人生体验。
汤德胜先生的知青照片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依据工作职责和身份要求的记录，出于兴趣和热爱的纪实，倾注了个人情感与思想的表达。细细省察这里的每一张照片，或者说处于同一历史纬度上的这一组组照片，虽然它们早已失去了摄影师当初快门揿下时的喧嚣，一切亦已归于沉寂，归于宁静；然而，当照片如同历史本身一样在尘土中若隐若现时，我们却渐渐感悟到，穿越了时间的历史影像已经呈现出新的特点：所有的情感和偏好均已散去，一切可能成为拍摄者、观看者对其作出理性认识的障碍，业已荡然无存。我们对它的观看和阅读、解析与评价，开始越来越接近于它的本质。照片开始显现出它本已拥有的生命光泽――它就像一个拥有生命的人，开始自己说话，自己表达意见与观点。而这样的观看体验，又始终让人处于由时间距离所搭建的两个坐标点上，反复游移，彼此观照，最终通过同一幅（或曰一组）照片，释放出两种截然不同又融于一体的信息：过去和现在、观看的起点与终点。但这两个彼此对应的概念并不仅仅只是对比，而是彼此在两个方向的延伸、拓展，进而展开思想的启迪、观念的激荡，以及在心境澄明之际、让观看者获得认知的进步和理性思维的培养。在起点之处，也即在照片成像的那一刻，历史价值是无意识的结果，现时功能的彰显无论是拍摄者还是照片的传播者，都是切时和贴近性的――它总是服务于具体的社会事务和权力意志的要求，其影响是摄影师难以驾驭的，也有可能是与摄影师最初的主观欲求背道而驰的；然而在另一端，在观看时的所谓“终点”，这个时间值是变化和不确定的，历史意识的产生，既是自然而然又是随着多种外界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生进步的――但在本质上，它取决于这一终点在横向上处于怎样的一个时代背景，更取决于时间跨度这一坚硬的纵向标尺与起点所产生的交集。这，就是富含历史意义的照片，在穿越时空之后不断绽放出来的影像魅力——时间凝结在影像中的重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