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兴里”是一个里弄名字，它座落于上海四平路与溧阳路的交界处，靠近四川北路，原是一处不错的旧式里弄石库门住宅区。它是我的“老家”，我生于斯，长于斯，成家于斯，在那里度过了四十多年的人生岁月，该有多少记忆，多少感情储存于斯啊！ 听老辈人讲，浙兴里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当时有名的建筑师李英年设计建造的，属浙江兴业银行的资产，故名“浙兴里”，与相邻的“兴业北里”及山阴路的“兴业坊”同出一系。我是浙江人，住在浙江人办的银行所建的房子里，颇有几分“自豪”，这种感觉就好比广东人住在四川北路的“永乐坊”、“永安里”、“丰乐里”一样，那些房子原是广东人开的永安公司建造的。 我家是1950年搬进浙兴里的，那时虽已解放，但浙江兴业银行还未被公有化，还存在“二房东”，我家即是从二房东手中顶下了石库门房子中最好的楼层──二楼通前楼，顶金当然非常昂贵，而每月的房租价格也不菲，这些花去了我父亲靠做工挣来的毕生积蓄。父亲颇为自己住进“浙兴里”而自得，要知道在当时能住得起石库门的二楼，而且是通前楼，一般属小康人家，甚至中产阶级，在普通工人中则是数一数二的。我小的时候，父亲的工友来我家时，总是对我家的住房欣羡不已，他们大都住在后楼、亭子间、三层阁、灶披间，甚至棚户区里，那时我明白父亲的“骄傲”是不错的。上学以后，我更体会到了这一点。我的同学中，居住条件少有超过我家的，所以那时每当有人问我住在哪里，我总是自豪地回答“浙兴里”，然后再补上一句：“在溧阳路上。”别人马上会说：“噢，知道，那里有个浙兴菜场。”在上海的菜场里，除了三角地菜场、福州路水产市场外，“浙兴菜场”也是有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那里又出了一个全国劳模安根娣，前来参观观摩的人络绎不绝，更使“浙兴菜场”声名显赫。在更早时候的五十年代，浙兴里还出过一位名扬全国的模范人物潘与琪，她以残疾之身从事里弄工作，一直是浙兴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曾经上北京见过毛主席。由于这些历史因由，“浙兴里”在上海滩算得上是一条小有名气的旧式里弄。据爸妈讲，五十年代的时候，浙兴里四周以及弄堂和弄堂之间都有大铁门，还有巡夜人负责晚上十点以后把沿马路的总弄大门锁上，整条里弄里人口不多，又有专门的人扫地，所以显得既安静又干净，住在里面很惬意。我的记忆里，沿马路的大铁门没看见过，可能是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拆了吧，可是直到文革前，还残留几扇弄堂之间的大铁门，那时已经没有专人负责锁门了，所以我们小孩子家就吊在铁门上荡来荡去地玩耍。那时，浙兴里的弄堂里面开着好几家小烟纸店，居民们的日常用品基本上都能就地解决，颇为方便，还可以赊账，顾客都是老相识、老邻居，老板根本不担心，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人情是多么温馨啊！文明、礼貌、整洁，是我的爸妈喜爱浙兴里的理由。浙兴里的变样，我记得是从三年自然灾害时开始的，到文革中达到了高峰。弄堂里的小店、小作坊关门了，大铁门不见了，弄堂里讲南腔北调各地方言的人多了起来，人口明显增长，整条里弄里变得嘈杂而纷乱。原来平整干净的地面开始变得坑坑洼洼，每幢房子的厨房间都变得油腻而又拥挤，邻里之间的纠纷争吵多了起来，楼梯因承受不了太多人的践踏而开始裂缝，红砖墙开始破损，洁白的石灰内墙开始起皱、脱落，文明、礼貌、整洁日益消失，“浙兴里”很快就由青年步入了老年，衰老起来。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浙兴里曾经历了两次大修，一次是在六十年代文革之前，一次是在八十年代初，经历了这两次大修以后，浙兴里就好像一个经过两次大手术后的病人，显得更加衰败了。尽管如此，我对它还是怀有一份深似儿子对母亲的感情，它毕竟是我的“故乡”啊！ 事有凑巧，我在八十年代考上研究生后，我的老师中有一位胡先生，有一位蒋先生。胡先生即古文献学家胡道静先生，据说他也在浙兴里住过。蒋先生与我年纪相仿，在与我话家常的时候，他说到他的父亲是原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他爷爷即是这个银行的创始人。听到此话，我不由得肃然起敬，对蒋先生说，想不到我是你家的房客啊！蒋先生了解此事后，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由此我们师生情谊在我心中更加深了一层。 现在，蒋先生早已去了美国，我也早就搬离了浙兴里，然而我却常常挂念着它，关心着它的命运，我觉得好像我的生命细胞中的一大部分还留在那儿。有段时间听到传闻，说那儿附近已经是地铁的一个出口，浙兴里已被拆掉了沿马路部分，整条里弄以后也将被拆迁，我不禁心惊肉跳，好几天寝食不安，我的“故乡”这次难道真的要衰落覆灭了吗？想到它将要完全消失，我就会心痛起来。对于现在仍然居住在浙兴里的人们来说，动迁或许是他们改善居住环境的唯一机会，然而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想到它将要和许多其它旧建筑一样被夷为平地，就不免为这座城市感到痛惜。随着这些旧房子的消失，我大半辈子的人生记忆也将被永远埋葬，而这座城市也将再也找不回它的历史轨迹。我常常思索：难道没有更好的改造旧城的方案了吗？我不由得想起曾经去过的巴黎、京都来，同样是旧城，它们直到今天还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世人，不就是因为它们的旧，它们的历史吗？我甚至痛恨起那些建筑工地、那些高楼来，它们使我不认识上海了，在我眼里上海已经面目全非，显得那样的陌生而冷峻。我常常想，这样的改造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停下来，我们的鼻子什么时候才能不闻到空气中的粉尘？看起来，这样的工程正在蓬蓬勃勃地越做越大，都已经拆到七、八十年代造的工房了，好像永无止境。这座城市这样不知疲倦地滚动开发下去，究竟应该为此高兴还是悲哀，我说不清，反正我不喜欢这种永远不得安宁的状态。 这座城市虽然变得焕然一新，而且越来越新，但对于我来说，它离我却越来越远，失去了亲切感，因为它完全变形了，不再像是我生活、居住过的地方。我不免担心：我现在居住的九十年代建造的楼房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轮到拆迁，这如何是好？ 趁“浙兴里”还健在的时候，我应该回去看看，就像去探望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再和它说些话，预先表达我的怀念之情。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