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民心者得天下 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代号为“亚洲部”的中共中央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共计600余人，来到了地处陕西米脂县城东南23公里的杨家沟。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四个月零二天。杨家沟，是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后来的研究者们一般认为，毛泽东当年选择杨家沟，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特别是陕西米脂县沙家店战役后，当时的陕西米脂县已成为陕北的大后方；二是陕西米脂县杨家沟离黄河很近，中央可以进退自如；三是杨家沟有充足粮食储备，可以供中共中央机关过冬；四是杨家沟有足够的窑洞，便于召开会议，特别是有利于毛泽东进行研究和思考。 这都是有道理的，但还不是从“大历史”的视野去观照一个“小地方”。 杨家沟不同于转战陕北期间党中央住过的任何地方，不同于王家湾和神泉堡那样的小山村，杨家沟有厚重历史，甚至可以说，黄河边的杨家沟，是陕西乃至中国历史的缩影。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就不能割断中国历史。 在杨家沟，毛泽东确实有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他把杨家沟称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这个评价，甚至超过了作为中国革命“落脚点”的延安。 
陕西省杨家沟
杨家沟的主人并不姓杨，而是姓马，马家是陕北的望族。 进入杨家沟后，中央机关住在了马豫章家的院子里。马豫章，是马氏家族十二世掌门人，他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山西太原任互济会委员，1932年任中共甘宁青特委组织委员，参与组织了水北门兵变，长期在汉中、北平、西安之间做地下工作。1933年冬，马豫章协助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从事联共反蒋抗日活动。西安事变后，马豫章任肤施县（今延安）县长，毛泽东称他是“白皮红瓤”的抗日县长。 在现代西北革命史上，马家有其特殊的地位。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著名的“十二月会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而会址就是马豫章家的客房。 25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个报告最鲜明的地方在于：毛泽东气势磅礴的“大历史”视野。他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求解放的道路大视野观照当下，提出了“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这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奋斗征程的转折点。 从这样的“大历史”视野，毛泽东特别指出，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就集中体现为人心的转变。 毛泽东在会议上总结了中共26年奋斗的经验与教训。他说，今天，我们最大的胜利，不是别的胜利，而是赢得了人心；今天最大的变化，就是人心动向发生了变化，是人民群众站在了我们一边，而蒋介石被孤立了，他失去了人心、民心、士子（即知识分子）之心。 “心”“人心”“民心”，特别是“士子之心”，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范畴。而北宋以来，士子之“心变”，被陈寅恪称为中国历史，特别是儒家思想发展中的“大事因缘”。这种被称为“心之变”的转变，特别表现为，千年以降，一批读书人由心向“仕途”、心向“功名”、心向“官府”，而转变为心向基层、心向民命、心系苍生。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