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平 1945年8月10日晚，毛泽东得知了日本政府发出的乞降照会。 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毛泽东说：“抗战胜利之后，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区之间，隔着过去的日伪占领区，蒋介石要立即把兵力收拢起来，用于消灭共产党，眼下根本做不到，所以，蒋介石也只能接受和平。” 毛泽东当时认为，蒋介石要把军队从大西南调出来打共产党，总是需要一个时期，中国的局面，现在是独裁加民主，并将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期。而我们的政策，是争取合法地位，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 毛泽东说：“蒋介石有很大的困难，国际国内都不赞成他打内战，蒋介石打内战也要慢慢准备，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故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至于我们，要准备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如果说进攻，也是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在和平的条件下来教育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亲赴重庆谈判，中央的工作委托刘少奇主持，增补陈云、彭真进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五人会议还是照开。
毛泽东说：“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如何接管过去的日伪区，这是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原则是行政大员国民党派，我们出基层干部，我们可以做（作）一些让步，但如果还不行，那么就‘城下不盟’，准备坐班房。至于军队缴枪，那做不到，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而蒋介石则亲自拟定了《对中共谈判要点》，底线是三条：一，中共军队改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二，承认解放区，绝对不可能；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可以增加，中共可以酌量参与。 但是，蒋介石的上述三条，并没有抓住当时问题的核心——原来日伪占领地区怎么办，如何管理、如何治理。按照蒋介石的打算，就是这些地区完全归蒋介石，共产党丝毫不能干预——这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在原日伪占领区，共产党都有武装力量，有敌后根据地，共产党的这一部分武装，是在日本军队的磨刀石上锻造出来的，特别能战斗，而蒋介石在原日伪占领区，却没有一兵一卒，而这只能怨他自己当年兵败如山倒。 在原日伪占领区，怎么会有共产党的敌后武装和根据地？如果说这是“飞地”，他们难道是飞来的吗？如果不是飞来的，怎么可能让他们一下子飞走呢？ 对双方来说，这其实都是一个拿不到桌面上来谈的问题。 日本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关东”与“关西”之间的矛盾，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产物，自明治维新以来，更形成了无条件地效忠天皇的东京、关东地区，与极端重视商业利益的大阪、关西地区之间的矛盾，这也影响了军队的构成，更使军队经商成为侵华日军特别是关西日军部队的一个特点。比如，当时驻扎于苏中、苏南地区的大阪师团，是“军队经商”的典型。他们不但消极作战，而且勾结伪军倒卖军需。东北地区则处在关东军与包括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等大日本商社的联合治理之下，同样也具有“重商”的特点。这就使得国民党统治区与日伪占领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发战争财、军队经商、倒卖物资。简而言之，国民党统治区与日伪占领区共同的特点，就是比较腐败，而凡是腐败的地方，就比较有空间，老百姓的内心里，就比较倾向于共产党。 而毛泽东的办法是：共产党派一批特别能干的干部去加强这些地方的力量，而这属于共产党自己的干部调配，总不好请示你蒋介石，总不好把中共的干部任用问题，也拿来与你谈判吧？ 林彪、高岗等人，就是这样被派往了东北局，目的就是充实和加强对于原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领导。 可见，即使毛泽东把蒋介石《对中共谈判要点》作为“城下之盟”全盘接受下来，也不意味着蒋介石就能把中国控制在自己手里——甚至问题的关键不在蒋介石是否承认解放区，而在于怎样控制原来的日伪占领区。 毛泽东所谓在这些地区作出让步，就是由蒋介石占领和接管大城市，共产党则负责小城镇，这些地方虽然小，但作为交通枢纽，其战略意义很大。 这有几个好处：第一，占领交通线比占地盘更重要；第二，避免在大城市发生冲突，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这些城市，这样人民牺牲最小；第三，交通线都比较靠近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 毛泽东知道：国民党需要的是商业城市，而不是农村，国民党真正想“接收”的，也绝不是日伪区的人民，甚至不是中国的土地，而是从日伪手里接收物资，接收美女、威福和玉帛，而这种所谓“接收”，实际上就是国民党与日伪之间进行一个交易，搞一笔大买卖，而这只能进一步加剧国民党军队不择手段地经商、倒卖。国民党军队和大小官吏的经商、倒卖和迅速致富，将无可避免地把国民党政权推向腐败的深渊。 
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合影
毛泽东是战略家，明白蒋介石的当务之急是调兵北上，如果共产党掌握着交通线，蒋介石调兵就没那么容易，既然不能轻易调兵北上，就不能发动全面内战。 1945年9月10日，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上党战役打响，在刘伯承指挥下，共产党打垮了山西长治的阎锡山精锐部队，共产党占领长治，由山西通往中原的大门洞开。 与此同时，八路军山东军分区分别从陆海两路进入辽东半岛，而林彪则从陕西延安登上最后一班撤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团的飞机，到达河北一个简易的机场，从那里，林彪骑马奔向东北，与从山东出发的部队会合于辽宁锦州。1946年4月，林彪指挥部队占领了联系吉林长春与辽宁沈阳的咽喉吉林四平，并与国民党郑洞国部展开激战。 山西长治、吉林四平都是小城市，但战略地位却极为重要。 在毛泽东看来，只要冲突还局限在原日伪占领区，如果蒋介石不能顺利接收这些地区，如果他不能掌握交通线，也就没有能力直接调兵进攻解放区，如果蒋介石军队占领了那些腐败的商业中心城市后“乐不思蜀”，而不立即进攻解放区，那么和平就还是有希望的，蒋介石早晚还是得回到谈判桌上来。 1946年2月6日，毛泽东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同意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秦邦宪和何思敬为宪草审议委员我方人选，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为国民政府委员我方人选，同意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长。 电报还指出，“将来指导中心移至外面”，这意味着，毛泽东本人也已经决定到南京去参政议政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