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调查研究（1） 1928年4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社会的性质如何？中国、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对这些问题，不但中共党内的认识不一致，共产国际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与争论，而这种争论，又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放大了。 在斯大林看来，大革命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中共领导集体的软弱，因为陈独秀等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大革命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的，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政权，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下，为争取自身的合法地位，而进行合法的斗争。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分歧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12日，中共在汉口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停止陈独秀职务的决定。但是，对于这一在革命危急时刻作出的决定，陈独秀本人并不服气，他一直坚持大革命失败不是自己的责任。随后，陈独秀经彭述之之手，接触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章，而苏联内部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观点，顿时使陈独秀感到觅得了知音。他陆续给中共中央去了三封信，一方面指责大革命失败，是因为贯彻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同时又援引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既然国民党已经夺取并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那么中国资产阶级的任务就已经完成。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以“国民议会”为口号进行合法运动，长期地积蓄力量，准备迎接再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应将“封建残余”继续视作革命的目标。 中共六大是在苏联国内清除托洛茨基余毒的背景下召开的，它批判了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错误观点，但却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右翼”，通过建立工农苏维埃，直接进入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论断。 这一论断缺乏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认真分析。特别是——这个论断没有对中国农村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细致的研究，而是简单地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剥削和被剥削两大阵营；同时也没有分析土地资本、商业资本、产业资本之间的区别，更没有深入分析在帝国主义时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断言，“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国无产阶级要“力争革命底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把“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种错误的纲领，进一步造成了六大以来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中共六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正在井冈山，他无法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也在深刻思考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也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问题。当然，毛泽东当时不可能知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何在，以及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毛泽东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通过独立思考，调查研究。 1927年11月，毛泽东刚到茨坪不久，就开始做调查研究。毛泽东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个别访问，一个是开座谈会。他先拟出问题，亲自主持座谈会，会后亲自整理，整理出来的材料，名为《宁冈调查》。 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又在永新的秋溪乡一带搞了《永新调查》。 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后，毛泽东立即把这些调查报告送去，但杜修经只是随手翻了翻毛泽东工工整整地写在账本上的这些材料，马上就让人还给了毛泽东。 1930年，毛泽东在闽西苏区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那时，他已经得知了六大的决议，而他对这个决议是有保留的，因为这个决议体现的，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它是从共产国际那里来的，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中调查研究得来的。因此，他尖锐地说：“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再好没有了，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毛泽东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但是，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科学的方法。他们所说的科学，就是照搬外国人的结论，而不知道所谓科学方法的基础就是观察，就是亲身的观察，就是调查研究，而不是朱子所说的静坐读书，格物致知；离开了调查研究，就不能致知。正确的知识不能从书本里得来，不论是古人的书本，还是洋人的书本。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反复强调，共产党要学习的不是文件、不是“本本”，而是科学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本质，就是调查研究。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感慨万千地谈到了这篇文章。他说，平日袖手看文件，那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要解决问题，就“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而文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教条，“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毛泽东当时还说：“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了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 这里提到的“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就是指《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 正是根据这些调查，毛泽东于1928年11月25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这就是《井冈山的斗争》。 在这份报告里，毛泽东提出了与六大决议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种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 正因为中国革命的这种性质，因此，我们就必须团结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中间势力一起革命。六大的决议案太左了，如果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如果鼓励烧杀，如果实行对城市中等商人实行没收，对乡村小地主富农不断派款，“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驱逐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结果就是造成我们的孤立。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在红军的斗争中，我们无时不感到这样的孤立： 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