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井冈山道路（1）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井冈山的斗争就经历了“三月失败”“八月失败”两次重大挫折，毛泽东决定，必须开会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 1928年10月5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召开，毛泽东为大会写了决议，其中的一部分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命运，作出总结。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些人以为，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于是，当大革命失败，南京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就说，中国既然建立了名义上的资产阶级政权，则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已经是基本实现了。 但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高层的胡汉民、蒋介石和汪精卫随即陷入激烈的内斗，而蒋、冯、阎、李各路新军阀随即展开混战——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依靠国民党而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是完全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在名义上统一的南京政府之下，中国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毛泽东说：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自大革命失败到今天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靠南京政权，绝不可能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支配，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绝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于是，这个任务，就这样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身上。 中国不能完成政治统一的原因，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不可能建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国民党在打倒旧军阀的过程中，自己变成了新军阀。而国民党之所以变成了新军阀，就是因为这些新军阀是不同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有帝国主义在，有国民党在，中国战乱只能愈演愈烈。 毛泽东指出： 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呢？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是的，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军阀混战，就是这种半殖民地社会的表现。正是因为军阀混战，中国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就无法建立；而也正是因为军阀混战，则为中国的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乃至必然性。 毛泽东指出： 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 毛泽东就是以这样宏阔的视野，提出并阐释了井冈山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这也是他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井冈山道路”： 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武装割据，如果没有武装，中国的革命前途就根本谈不上：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毛毛不能没有摇篮”，孩子不能没有家，孩子无论走多远，无论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与欺侮，他还可以回家。 新生的革命武装就是弱小的“毛毛”，而根据地就是革命者的家，如今这个家，就是湘赣边界，这个摇篮就是井冈山。 “毛毛”也知道摇篮的重要，而我们红军的任务，首先就是保卫根据地、保卫摇篮、保卫家。 毛泽东就是从极为朴素的道理出发，创立了人民军队的思想。 在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既没有学过军事，也没有打过仗。毛泽东青年时代有过不到一年的参加“新军”的经历，在短暂的“新军”时代，毛泽东吃水都是雇人挑来，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十足的学生、文人。 毛泽东第一次挎上枪，是在被误传开除党籍之后，但当时他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自己写文章，运笔杆子可以，搞枪杆子不行。直到中共八大预备会，毛泽东还诙谐地说：“我没学过军事，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搞枪杆子是被逼无奈，当时你是个民主人士，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 毛泽东没有上过军事学堂，更没有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样的地方学过西方战争理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形成并确立的。 “高举红旗上井冈”——在上井冈山九死一生的道路上，毛泽东迅速地经历了战友的牺牲、曾经的同志的叛变，甚至经历了被开除党籍的处分。但是，他也迅速地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进而提出了“武装割据”和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就是在这条道路上，他从书生，迅速地成为战士和统帅。 在这条道路上，卢德铭牺牲了，王尔琢牺牲了，余洒度、陈皓、苏先骏先后叛变了，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几乎只剩下了毛泽东一个人。但是，在这条道路上，毛泽东又找到了新的战友——朱德与陈毅，王佐和袁文才。 在这条道路上，他历经失败与挫折，但却一次次总结经验教训，使革命的队伍重新扩大起来。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而“人民子弟兵”这个名称的精髓，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之中。毛泽东后来一语概括了这一军事制度的核心——“军队与老百姓，咱们是一家”。 因为“子弟”这种说法，所面对的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而项羽兵败垓下，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人有父母，孩子要有家，有了“父老乡亲”，才有“子弟兵”——这是数千年中国文明的精髓。 要了解究竟什么是“父老”，就必须了解秦、汉、唐的中国基层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乡里保伍制度，即五家为一保，选拔最为忠勇的基层负责人。在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而在汉初，这些人被称为“士”。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共同体扶危济困、替基层百姓打抱不平的“好汉”，他们代表的就是基层百姓的“民心”。 这些人平时维持治安，战时应召入伍，在科举制度形成之前，所谓的“士”主要是指基层的“武士”，而非“文士”——用今天的人所能理解的话，所谓“父老”，就包括了基层的“复员军人”、军烈属。 但是，宋代以降，由于脱离了土地的游民太多，国家以募役法代替了兵役制，以基层的地主制度代替了保伍制度。于是，基层有朱熹的乡规民约，但却没有了军事编制，“武士”制度的源头，被从基层掐断了。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文士制度完全确立，立足基层的中国“武士”制度，到此终结。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