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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返城看三本书

时间:2021-02-20来源:原创 作者:丘保华 点击:
我的桌前着近年知青文友送的三本书,范文发自著的《重做上海人》、郑良的《返城前夜》和盛文秀的《那人那情那命运》。是巧合?这三本书不是讲的知青如何下乡,而是讲的他们如何回来。看了太多知青回忆录,写如何离开的很少。这可以理解。这些都太不堪回首,


 
我的桌前着近年知青文友送的三本书,范文发自著的《重做上海人》、郑良的《返城前夜》和盛文秀的《那人那情那命运》。是巧合?这三本书不是讲的知青如何下乡,而是讲的他们如何回来。看了太多知青回忆录,写如何离开的很少。这可以理解。这些都太不堪回首,也不够“主旋律”。那这三本书为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一直认为,统观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个群体,知青自始至终一直在做的,并非“扎根边疆,改观换魂”,并非“缩小三大差别”,而是“返城”。理由是,掀起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时,有领袖的号召,政府的统筹,全社会锣鼓喧天的道义支持,少数知青的自告奋勇和多数知青的随大流。而返城呢?有资料显示, 1962-1979年调离农村知青共计1490.46万,其中招生126。46万,征兵86.30万,招工912.31万,提干359.70万,其它359.70万。(注1)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曾谈到1966-70年间需要提供600万职位空缺,而事实上在此期间(比较准确的是1968-70年间,)被下放的知青有540万(他认为)。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几乎一样那么多”。......1300万至1400万(注2)。以上资料均说明,与许多知青问题作者,包括不少专家学者,的结论相反,知青下乡并非城市里因各种原因难于安置。恰恰相反,城市各方面的需求导致了知青的返城。
    只是,由于文革这个大背景,知青要离开农村可不像“下去”那么轰轰烈烈、理直气壮。没有领袖号召,没有社会统筹,有些家庭成员甚至因为住房等实际问题也不欢迎知青返城。而且,直到1978年底,中央依然在肯定上山下乡,提“四个面向”。 
但大多数知青还是回来了,尽管阻力山大。他们一部分是通过招工、“选送”等“正面”途径,但也有不少知青通过不太“正面”途径,包括“挖门捣洞”、“铤而走险”、“聚众闹事”等,回到城里。可以说,上山下乡运动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知青自己终止的。这在共和国历史中很少见,却又正好发生在共和国历史的转型期。从这个意义上看,记录知青的“回城”比记录其“下乡”更重要。
以上三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当然,知青返城的感受是各个不同的。
范文发的文集是他一生从离开上海到晚年回到上海的经历。《重做上海人》,这个书名就震到我了。短短五个字,道出了一代人的心酸,像不像《李顺大造屋》(注2)?范文发事业有成,一生潇洒,却把该书第一篇的题目定为“告诉祖母,我有上海户口了”!
在《那人那情那命运》里,返程的经历是各个不同的。首先是为什么返城,缪宏在《集体户的回忆》中谈得很直接:“以往大伙一块儿干活互相帮助,中间休息时的打牌说笑”,已一去不复返!”从回城的过程看,陈宜芳是比较幸运的。她在《我的返城路只用了7天》中,谈到她尽管也想用到江西结婚等方法“曲线返城”,最后却赶上了“顶替”,前后7天就把一切搞定。与之相反,盛文秀在她的《回家的路走了22年》中,谈到了她的艰辛:76年10月,支内在外的父亲以放弃回原单位为代价,把她上调到属工矿企业徐州沛县大屯煤矿。这之后又过了22年,于98年,她才与儿子一起回到了故乡上海!谈到用什么方法返城,山水潇感慨良多。他在《我的大学梦》中谈到,像当时的多数知青一样,他首选上大学。只是由于体检发现有高血压未通过。但身体出状况也可以病退,在等待复查的过程中又出现了“顶替”。他最终以“顶替”母亲进入了银行业这个一直被称为“金饭碗”的单位。在回调的过程中,“正统观念”和“现实主义”常常发生冲突。高萤在她的《转点回乡的日子》里谈到在76年先回广东老家务农的“曲线返城”时,“感觉像逃兵”。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知青在返城过程中对传统价值的持守。浦泽幸在她的《“黑户口”的那些日子》中谈到,当爱辉张地营子公社泡子沿一队大批知青返城时,她已在地区供电局工作了一年。她爱人本可顶替回沪,为了她坚持不回。她决定辞职退回生产队,再病退回上海。这种阴差阳错使她成为“黑户口”好几年!
再看《返城前夜》。王宗仁在“改变命运的一跤”中叙述了自己工作时摔了一跤,被诊断为“不易参加重体力劳动”,但他的真正病退回城却是在两年四个月十二天之后!郑良“最后一班岗”中写道,身处北疆林场的他“心中一直期盼着返城这一天”,但临走时“心中油然升起一种难分难舍得伤感”。到底是整整九年得青春岁月啊?在离去前的最后一天,他依然认真查岗,并给战友们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值班的战士们辛苦了!......”在“那一年维权”中,刘文虎描写自己在黑龙江长水河农场干了四年,又转到豫西的贫困山区又干了四年,才熬到一个招工名额。临走时,队支书连欠他的62.40元分红款都不想给。仗着户口、粮油关系已经转走,刘文虎厉声呵斥了支书,挺直身子为自己维了把权,虽然当时他肯定还不知道“维权”这个词。 
好也好,坏也好,他们回来了。他们没有能够“扎根农村”,却赶上了改革开放。比起在农村,他们现在才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比起在农村,他们现在才是“站在家门口,心怀全世界”。他们青春依旧,坚韧不拔。最可贵的,是他们的汗水和拼搏融入了全民奔小康的大潮,带来了祖国的腾飞和民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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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摘自顾宏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附录表5)
注2:摘自潘鸣啸《失落的一代》P.52-53。
注3:作者高晓生在小说中讲述了翻身农民李顺大立志要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造三间属于自己的瓦房。“造屋”熔铸了李顺大的人生理想,他为造屋付出全部劳力、心力、智力,但由于历史原因,他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得粉碎。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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