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那是一段苦涩而又令我不敢忘怀的时光…… 1970年3月14日夜，父亲被批斗时，因我没有举手喊打倒父亲的口号，被大队干部吊起来毒打，浑身伤痕累累。在家养伤养了好几个月。7月9日夜半时分，父亲被批斗后回来说：“看来咱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的难过，你是个单根独苗，咱家单门独户，我又是挨整对象，我死了无所谓，可你要有什么闪失的话，咱老周家可就断了香火……” 我兄妹三人，我是老大。因为对父亲无休止的批斗又加上家庭的贫寒，妻子和我分手了。父亲又没有了工资，家里经济十分困难，靠多病的母亲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当时生产队壮劳力每天挣十个工分也只合一角七分钱，如再找个老婆那可真是异想天开了。 父亲常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亲想的是后继有人，我想的是能给家里多挣些钱，让家中的日子好过些。我们父子俩争论了很长时间，我坚决不同意外出，要死就死在一起。而父亲坚持他的说法：树挪死，人挪活。蝼蚁尚存，何况是人呢！？ “外出投亲靠友，坚持活下去。”父亲的话中含着无限的悲戚和伤感，又是那么的无助和无奈！ 父亲有一位学生在西北工业大学执教，父亲想让我去找他可能还会有活路。于是父母亲外出借钱，找了好几家凑了11元钱。父亲让我从后门偷偷溜走，娘哽咽着说：“孩子呀！出门在外可不比在家，少惹事，经常给家里写信，可不要叫俺俩着急……” 到了西安，我找到了西北工业大学，可父亲的那位学生却早就被关进了“牛棚”。无奈的我在大街上“溜逛”着……摸摸衣袋里还有两元捌毛钱，肚子却饿得“咕咕”叫，买了一两粮票八分钱一小盒的火车牌饼干吃，又买了张一毛五分钱的站台票。我能到哪里去呢？！曾记得父亲的一名学生叫张海青，父亲多次援助他，也曾经到我家过，他就在陕西铜川火车站工作，我决定到铜川去找他。到铜川的火车只有两趟，第一趟时刻已过，第二趟发车的时间尚早，我在车站里转悠着。由上海至西安的车已到站，车上剩米饭，剩菜等能吃的东西，被掀下来，堆放在垃圾场里。一群蓬头垢面的孩子们跑过来围起挑拣着。又有一趟车来了，这“丐帮” 的孩子们又蹦又跳到那里去了。我赶忙到垃圾场看，真令人欣喜，如获至宝。那里有不少的剩馒头，大米饭，肉菜盒子，还有旅客吃剩下的罐头等。我慌忙的找到一个破面袋子，吃着挑着，捡了多半袋子。这时“丐帮” 的孩子们又返回来了，我害怕他们抢走我的“宝贝”， 双手紧紧抱着破面袋。有一位小“乞丐” 对我说：“你是干啥的？”我看了他们说：“你们是干啥的？”“咱是要饭的。”听他口音很像是豫东人，便问道：“豫东的？”“是的。”这一听一问，确实是豫东的。这时又有五六个小孩都跑过来，每个人脸上都弄得像包公一样，问我：“你想往哪儿去？”“我准备去铜川。”“铜川没车了，在一站台刚发走。”顿时急得我满脸是汗，其中有一个孩子说：“铜川离这儿可近，俺经常去铜川！”我问：“坐票车？”“不，坐货车。”刚驶过来一列拉煤车，停在三扳道上。几个孩子都说：“那就是去铜川的车。”几个检修工人拿着小锤在敲打车轮子，有个孩子跑过去问检修工说：“这是去铜川的车吗？”“是” 检修工头也不抬的回答着。有个孩子帮助我拿起破面袋，我拉着车上的扶手在几个孩子的帮助下，我坐上了煤车。 下午三点多时，喇叭一响列车开动了，开始时车速慢，也不觉什么，我坐在煤块上倒也自在。后来随着车轮加速，小煤块夹着煤粉劈头盖脸地扑了过来，弄得全身沾满了黑炭灰。路边的树一棵棵飞速向后倒退着，车轮飞速地转动着，究竟到了哪里？鬼知道！天刚亮，列车减速了，全身及那破囗袋都变成了硬棒棒的黑棍子。我伸着头向外看：哪里是铜川站？分明是到了兰州车站。在兰州我无亲无故，在这里怎么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在家时，生产队里很要好的朋友宋明，曾多次说他姐姐及姐夫都在格尔木搞建筑的，格尔木离这里究竟有多远？我真的不知道！等了很长时间这车还不走，我就掂着东西下车。一边拍打着身上黑乎乎的煤尘，又拍去那破袋子上的黑灰，去找个水龙头冲刷着手、头、脸。等我洗刷完后，原来那煤车早就无影无踪了。又开过来一列很长的车，它前面是带有铁棚子中间是油罐车后面是敞篷车。这车头朝着西南方向，到底是去哪里？心想找个人问问，又不敢。横竖都到这里了，那就听天由命吧。 我的亲戚有在石河子，有在奎屯，也有在哈密。如果能去新疆那就好了。心中想着：千万不敢再犹豫了。就这一堆了，宋士杰告状——走到那，说到那吧！趁人不备爬上这辆敞篷车，车上拉着一大锭子，一大锭子的灰生铁，刚爬去不久就听见稀疏的“咣当”声，车开动了，我心里热乎乎的，不久那“咣当咣当”声越来越密集了。铁轨上铺的碎石子化成了一片，站台和灯标一晃而过，列车像发了疯似的，吼叫着飞驶着……七月是最热的时候。我站在铁锭上，大风吹得衣裳刷刷地响，身上的黑灰也被吹的无影踪了，有点瘆人的冷。夜里三点多，火车进站了，随着几声汽笛，慢慢地停了下来了。伸着脖子一看：老天爷呀！咋跑到青海——西宁车站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心里在打鼓。 在西宁足足有三十多分钟，听见“咣”地一声，列车换了车头，又向西北方向驶去……我像掉了魂似的，心中布满了忧愁和恐惧，究竟我是向哪里去？哪里才是我的归宿？父母亲呀！您二老可知您唯一的儿子现在何方？天已大亮，肚子里“咕咕”地响，但什么都不想吃。伸着头看车外是天苍苍，地漠漠，无边无际的草原和丘陵都飞一般地向后退去，心中充满了沮丧和无助感。解开那破脏的布袋，那里面的馒头黑乎乎地张着嘴，呲着牙在笑；我恨死那馒头了，拿出来一个，狠狠地掰着，向嘴里塞去，车上的风在耳旁“呼呼”作响，我只好背着风啃着那馒头，馒头渣子离开嘴就被风嗞溜不见了，又打开那破布袋子仔细地寻觅着…… 列车在一个站台上写着乌兰的车站停了下来，这个车站不小，坐车的人不多。大约四十多分钟，又换了车头。列车又飞驶向前了，我不知道东西南北了。什么都不再想了，再想什么都是多余的。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流浪” 两个字的含义了。又困又乏，朦胧中仿佛看见父母亲就在我身旁，他们像抱婴儿那样抱住我，摇呀摇呀我就像坐在摇篮里…… 到了一个叫德令哈的车站，看上去也不是大站。车站上来往及值勤的工作人员也不多，嘴里喊叫什么我也听不懂，是否他们发现了我？我暗自想着：是否出国了？到苏联了？我把身子紧紧地贴在铁锭堆上。心中想到：那怕有一个人和我同路，有个伴儿那该有多好！天已过中午，又换了车头，又听“咣”的一声，列车又向前开去。不知道是换车头的缘故，还是心理作用的缘故，这时我觉得火车越跑越快。我扶着车栏杆站起来，身上又酸又困，加上3月14日夜挨了打，伤口还在疼。我怀着寂寞的心情想了很多很多： 想起了1966年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下，我手持红宝书高呼着“万岁！万万岁！”的情景； 想起了打着“上山下乡” 的大红旗，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 的歌，怀着燃烧的激情，在农村里“再干一百年”的情景； 想起了怀着一颗红心，下乡去接受“再教育”被打得浑身是伤的情景； 想起了执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的父亲，因人为的阶级斗争被批斗被打的情景； 想起了我在学校里有良好的成绩，但与上大学无缘心中充满了苦涩的情景； 想起了阶级斗争是弦，一拉就灵的弓箭手们洋洋得意的情景； 想起了我临行时双眼流泪的母亲…… 这一夜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在铁锭上摁得浑身疼。满脑子翻江倒海地回想……到天快亮时觉得十分困乏，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上午九点多时，一声汽笛把我吵醒了，列车又要进站了，也不知是进了什么站？我战战兢兢地想抬起头来看，但又不敢看，害怕极了！车头已摘，车身就停在那里了，我心里想着，可能是又该换车头了。我仰天望着、等着，等了很长时间还没有人换车头。大约11点时，来了一帮人，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有人看见我还在车上睡，就大叫：“喂！到终点站了！快起来，俺卸车哩！”一听喊声，我马上就站起来，一手拽着那破袋子，一手扶着铁栏杆慢慢地下来了。喊我的人声音是那么熟悉，他见我一下车，就直冲我来，我俩相互对看着，我实在狼狈不堪，从头到脚浑身脏兮兮的，头发上沾满了煤屑和尘土，脸上黑脏，只有两只眼睛是黑白分明的。加上这一路上的辛苦，我已是面目皆非。他对着我看了很久才说：“你是不是周绍显！？”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叫王海全，是初中同学，住郏县白庙公社。他父亲是右派，1969年他家就全部逃出来了。白庙公社为此还下过“通缉令”。 他问我：“你为啥来到这里？”我说：“苦不堪言呀！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是格尔木车站，对面有自来水，你洗把脸，我马上就下班，咱俩一起回家再说。” 我还掂着那破布袋子站在那里发呆。他拽起那破布袋子看了看说：“啥好东西？”顺手就扔到垃圾箱里。王海泉的父亲反右前在一家银行上班，写一手好字及好文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对人和蔼可亲，上高中时曾多次去过他家。王海泉很聪明，学习也很好；是他父亲的问题，文革时他当不上红卫兵，属于黑五类，整天低着头走路。1967年他父亲首先被斗，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他父亲成了白庙公社的重点对象，屡屡挨斗挨批，1969年他们举家逃匿。谁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真是“他乡遇故知， 同病相怜”。 一会儿他就下班了，他是上早班的搬运工。他的家离车站很近。见到王叔叔后，王叔叔拉住我的手看了很久，婶婶从街上捡菜回来了，她把我拉进她怀中，和蔼地问我:咋会跑到这里？我一一地吿诉了他们。吃过饭后，王叔叔叫我休息，我就像到家一样，倒头便睡，直到吃夜饭时，婶婶才叫醒了我。 吃过晩饭后，我们坐下来聊家常。我把挨打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他们问家乡的情况，我就把家乡的事情大致述说了一下。他们又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王叔叔就说，也让我到车站当搬运工。但是海泉坚决不同意，因为我当时很瘦弱，那活根本干不了。后来我提到有个叫李玉财的人，他在此地搞建筑，我和她爱人是一个生产队的。彼此都了解，这个人话不多，但心眼很好。就说，不如找找他。王叔叔说：“这一带的河南人也不多，你说这个人我也听说过，明天咱爷俩去，看他咋说？如果真不行的活，回头咱再想别的办法。”这天夜里我们谈了很久。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王叔叔就带着我一起去找李玉财。那时的格尔木市很小，市区不集中，一块一块的。街上来往行人很少。只有格尔木车站周围比较热闹。格尔木车站很小，但这里大部分人都是汉族。在南山区有不少解放军的车就停在那里。 我们到南山经过打听，李玉财和他的建筑队就住在南山。南山有不少的小帐蓬，那是建筑工人的住所。我们在一个比较大的帐蓬里找到了李玉财，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等我说明了来意后，他用手挠着头皮，呆呆的看着我说：“格尔木的活已干得差不多了，再过两天就去西藏的那曲干活，那里的活并不重，就怕那里的气候你适应不了。” 我是一个性情倔强的人，既然来了，就不想再走了。说道：“财哥，我先在这里干几天，如果你们觉得我不行，再撵我走。”玉财哥答应了。  作者（前排右一）与知青同学合影 过了四天玉财哥联系了解放军进山的车，我们把脚手架、工人们的行李、炊具及日常工具和一些吃的东西，都放在车上。玉财哥叫其它工人都坐在带有帆布蓬的车厢里，他和我坐在前面的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有三十岁左右，很憨厚实在却又不失风趣，他笑看着我说： “你来过西藏没有？” “没有。” “ 你结婚没有？”我没有回答他。 他说：“西藏的大闺女很多，小心把你给抬跑了。” 他也是河南人，家住郸城。他是1965年入伍的，一直都在西藏的德庆，离拉萨很近。 他讲了很多有关西藏的风物人情，他很爱西藏，他觉得西藏的一山一水都佷美，美得使他如痴如醉。他最喜爱西藏那充满浓烈宗教色彩的建筑以及西藏那湛蓝湛蓝的天，那伸手可及的白云，那无边无际广阔的草场，那清澈甘冽的河水，那毛色油亮个体肥硕的牦牛……还有那纯朴的藏族同胞。而他最爱唱才旦卓玛的《翻身农奴把歌唱》，一路上他不时唱赞美西藏的歌。 从格尔木出发时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越向南走，渐渐地就有一点压抑的感觉。从格尔木去西藏的汽车很多，一串串跟在后面，夜里休息时大多数都是在车里睡。经过凢天的颠簸，就到达唐古拉山口山脚下。 这里天高地远，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太阳高悬，热辣辣地烘烤着大地。车厢里的人不断地把那帆布棚掀开想多透点气。 草原上的牛羊在奔跑着，牧民们骑着马光着膀子在草地上追赶着。玉财哥把车门上的玻璃揺到下边，身子不断地向外伸出去，我拿了司机看过的杂志不停地扇着风。车子艰难地向山坡上爬着，越走越觉得冷。前面的车都停在半山坡里，有不少司机在后轮上捆套着防滑链子。我们的车也很快就装好了防滑链，司机说：“看来前面又下雪了。” 前面的车挪一点，后面的车也跟着挪动着，路边有穿着羊皮袄的老乡掂着篮子吆喝着：“热大饼！热开水！” 天是越来越冷了，看见雪花在飘舞着，车停下来，玉财哥把车厢里自已唯一的棉袄拿出来让我穿。解放军司机顺手在驾驶座后面拖出来两件军用大衣，一件脏兮兮的自已穿上，另一件较新的递给了我。我这才感觉身上不太冷了，但心口上的压抑感越来越大，觉得有大石块压在我的胸口。 雪越下越大，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地下起来……到达唐古拉山顶时，这稀薄的空气令人喘不过气来，我就张大嘴和鼻子一齐呼吸…… 玉财哥说，把湿毛巾勒在头上可减轻头痛。照着做了，果然减轻。玉财哥问我：“你信佛吗？” “我信！” “那你就轻声念‘阿弥陀佛’。” 我于是静心念佛,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司机老方说：“唱歌，大声唱！一唱歌什么都好了！” 我和老方同唱一首歌《逛新城》，车内飘出我俩不整齐的歌声…… 也怪, 唱了两首歌后,我有了睡意。老方说：“最好不要睡！”他担心我会睡过去。 我们来到了被藏民们叫“羌塘”的地方，这里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地面开阔，平缓的丘陵间夹有许多盆地，高原上遍布着很多不大的内流河和湖泊，湖泊的周围有丰美的草地。 在西藏南部边境为高峻的喜马拉雅山地，珠穆朗玛峰位于我国同尼泊尔的接界处，是世界最高峰。那曲以东为藏东高山峡谷，南北走向，北高南低，山顶与谷底高差可达二千五百米。山顶有终年不化的白雪，山腰浓密的森林与山麓四季常青的田园构成了峡谷的奇特景色。雅鲁藏布江是西藏最大的河流。主要湖泊有纳木错、奇林错和卓雍湖等。拉萨市和日喀则是全区最大的城市。 过了很长时间，我们终于到达那曲县城。这里并不是怎么冷，和中原的九月份天气差不多。那曲县城不大，街道也不十分宽阔。藏民只穿着一只胳膊的上衣，另一只袖子在后背上搭拉着。年轻的女孩子穿着成绺的藏裙，头上的小辫子留得很多，玉财哥介绍说她们是长一岁就多留一条辫子。女孩子们漂亮而微黑的面庞上都留有西藏美丽的印痕——高原红。 我们的任务是给藏民建造牧场藏房。所谓的藏房，就是在牧草丰富且离河水近的地方，划出一个大圆圈，大概有十五六平方米的面积。用河里多半干的泥切成块，堆在草地上晾晒，等泥块都成型了，再沿着那大圆圈堆砌着垒上去，形状就如一个个大圆馒头。外面不必管它，里面必须得用泥抹打抹得平整光滑，进房的门囗也必须平整光滑。玉财哥说过，藏民们都很讲义气，我们干的活只要他们满意，工钱一分也不会少。 除此之外，玉财哥叮嘱：晚上谁也不许单独外出，有事必须三人以上才能出去。后来才知道，原因大抵与解放军司机老方在进藏途中说的玩笑话有关。 在工地上，我不会做细活，搬坯掂泥兜就成了我的差事。饭由大伙轮流做，没有炊食员。大工的师傅每人一天一块六角钱，像我这样做小工的一天一元钱。如果今天不上工，就扣除一天的工钱。即便这样我心中还是美滋滋的，因为在家生产队里的棒劳力一天也只能拿一毛多钱。 刚来西藏时，我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压抑感，每次搬土坯或掂泥时，必须得长长地吸一口气，或者张着大嘴喘着粗气干活，夜里睡觉时常被憋醒。在这里还有一个怪现象：每天烧水时你看到那锅里的水“嘟嘟”地在冒着热气，但是煮出来的饭却都不十分熟。例如煮的面条，煮了很长时间，吃的时候就感到没熟，很难吃。后来在拉萨我给河南的老乡谈起这事时他们说这是高原反应，而饭煮不熟是由于大气压不够所致。 我们在草原上建造了不少这样的小房子。藏族是个游牧的民族，这些用泥巴做成的小房子，如果今天张三走了，明天李四又来了，都可以住这房子，他们是个团结的民族。他们做的“风干肉”别具风味，他们在每年的冬季里，都会宰杀些牛羊，把肉放置在山顶上。每层上面撒些盐堆起来，周围用大小石块垒成堆，透着风。沿周围缠几圈红、白、绿的小旗子，用绳子串起来。有二行的也有三行的。风一刮，小旗子随风飘舞，煞是好看。也有把羊杀后切成条状，抹上羊血高高的挂着。来年春天咀嚼着这含口即化的风干肉味道很美。喝一杯雪沙煮出的酥油茶，吃一口加玉的糌粑，那滋味美极了！这里有充满灵性的藏羚羊、牦牛、香獐子，还有冬虫草、贝母、全蝎等珍贵的药材。 这里的活干的差不多了，玉财哥四处再联系着其它活。听说拉萨要建新大楼了，那是国营建筑队的活，咱只能干一些碎活、杂活。冬天的拉萨格外冷，玉财哥叫我陪他去拉萨，我很高兴。我没有带冬季的衣服，如果能买一身冬装，那就很气派了！若是还能给家里寄一封信和这几个月的工钱，父母亲如收到那该会有多高兴，就兴奋地和玉财哥一块去了拉萨。 拉萨市位于拉萨河北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市内的布达拉山很高也很美，在蓝天和白云的映衬下，山上建筑宏大，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宮，显得格外壮观美丽。拉萨在解放后兴建了水电站和工厂、学校、医院，是全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七十年代来拉萨旅游观光的人寥寥无几，且流动人口很少。我们来到了沿河路的自治区人民政府找到了人，办好了事。又到建设路给家中的老人写了一封信，寄去我那平生第一次挣的工资100元钱，心中充满无比的自豪和快乐！又来到幸福路的百货商场，这个商场是拉萨的国营大商场。我想买一台收音机，在大伙休息时听听新闻、音乐。 这个商场的西边是五交电专柜，只不过是卖点螺丝、合页、大小铁锁、铁丝、灯泡、灯头、开关、闸刀等，收音机只有一款：上海生产的蝴蝶牌半导体收音机。有两个汉族姑娘售货员，一听我想买收音机，她们很小心地从玻璃柜台里拿出来，装好电池试听了一下，感觉音质外型都好。我问多少钱？她们说要32.5元，我身上只有19元了。当时玉财哥去看大衣了，我心里想买，又不好意思向玉财哥开口借钱，就在我想走的当儿，不经意间看到专柜的北侧放着一大堆盒装的收音机，我问： “那里的收音机卖不？” 有个姑娘很生气地说：“买不起就别问！” 我一听就火了：“你是啥态度？” “就这态度！买不起就别问！” “我今天非买不可！” 她更不示弱，和我吵起来了。听到吵声，从楼上下来个女同志，有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发短齐耳，一张略显清瘦的脸，乌黑发亮的眼睛，闪射着青春的光芒。上身穿着兰色的羊毛衫，下身穿着军用的草绿裤，脚穿着一双军用鞋。浑身焕发着一股朝气，就感觉她是一个思想开阔，充满活力很有思想的人。 还没等我开口，那个女售货员就“恶人”先告状：“这个人不讲理，没有钱，却要买那部坏收音机……”听到吵闹声，去看大衣的玉财哥回来了，问我出了什么事？ 这时，从楼上下来的女负责人微笑着对我说：“您要买收音机，那里放的收音机可都是坏的。咱公司没有维修人员，正准备返厂修理呢。很对不起，请原谅！” 玉财哥说：“想买咱就买一部好的，我还有钱！” 我说：“我想看看那堆收音机有没有修理价值，挑一挑，想问问价钱低一些可不可以？” “您想看也可以，确实是坏的。”这个女同志又笑了。 她那爽朗的笑声，似奔放的山泉，又似温暖的春风，吹到我的心窝里。她又笑着对我说： “小同志，你真的想看那收音机？” “想看，如果我认为可以，那么您是否可以再便宜点给我？” 她停顿了一下说：“可以。” 她马上叫售货员去拿了三台带包装盒子的收音机，小心地放在我面前。 玉财哥说：“行了，行了！不要再费事了，咱买一台好的算我的，回去叫大伙听。” “不行！” 我非要挑挑这几台坏机器。就要来了三节一号电池，又要来了一把小革锥，把那三台收音机全部打开，装好电池，打开电源仔细的听听，都不会响。 一直站在我身旁的玉财哥和那个女经理都瞪着眼看我在摆弄着那三台收音机。我用小革锥把电位器的中心点拨了拨，喇叭里响起了嘎嘎声。看来这几部机器功放部分都没问题，肯定是前置级出问题了。我仔细地观察，一中放三极管没有开焊，就在一中放前的中周小变压器后面有一只可调电阻，我一边搜台一边调那个22K的小可调电阻，随即“哇”的一声收音机响了，并且调谐也很好，能收到西藏台的汉语广播及藏语广播。这三台机器中有一台机器是二中放的硅型三极管的基极开焊了。我请这位女经理找来了电烙铁、焊锡、松香很快就焊好了这只三极管。试听后，声音和音质都很好。 站在一旁的玉财哥说：“哎呀！你还会修这家伙！那你跑到这里干啥？为啥不在家自己干？” 我说，“咱家不许干，要干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要割的”。这时那两个售货员也过来了。 其中有一位说：“曲经理，让他都给咱修修好不好？” 这时我才知道一直站在我身旁的女同志是曲经理。 我说：“很对不起！今天我很鲁莽！请原谅！” 她问：“你是不是河南人？” “我是河南许昌的。” “那咱是老乡呀！”我惊奇地望着她。 她说：“咱上楼去说话吧。” 玉财哥看看我，我们三个人上了楼。来到经理办公室，她热情的招待我们，并说了一大堆客气话。 这个办公室也不大，很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 她问我们为啥会到西藏？又问了老家的情况。她问的很多，我们也攀谈了很长时间。我告诉她我家的真实情况以及我不得已而为之的实情，她听后很同情。又告诉我们她们公司缺乏维修人员，来回返货很不方便，也耽误不少生意。 她问我愿意不愿意在这里搞维修？曲经理说：“在这搞维修的话，每月工资按天计算，每天2.5元钱，生活费自理，住的由公司安排。前二个月每天1.5元钱，如果有特殊贡献，年终可再奖励些钱。” 玉财哥同意我留下做维修，认为这比下工地强。并且下一期的活就在解放北路修路，离这里不远，还能经常见面。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也觉得搞维修是技术活，比“上工”更轻松些。于是我就同意做她们的维修员。这天的晚饭，我和玉财哥都在曲经理家吃的。 曲经理叫曲英，她家就住在拉萨市沿河路。老家是河南扶沟县的，她丈夫是个军人，在拉萨服役，叫刘丰，年龄三十多岁，很干练、健谈，刘丰老家是周口的。我们见面后谈了很长时间，谈的也很投机。他主要给我们介绍西藏的人文地理，他谈到了布达拉宮、西藏的山、西藏的河。谈的最多的是西藏人民的真诚、勤劳、勇敢。谈到萨格尔王、谈到了文成公主、谈到了宗山保卫战、江孜战役、藏族人民抵抗英国殖民者的报国壮举等等。并且向我说：“今后咱们是一家人了，以后不要再叫她经理，让我叫他俩‘姐、哥’就行了。” 图片 刘丰哥还问我是什么时候学的无线电维修技术？我说：“我在上初中时就喜欢无线电技术，后来，在家当知青时，认识了一个郑州的插队知青，他父母亲都在郑州无线电厂上班，他每次从郑州回来时都要带些无线电零件及书籍，我们又在一个生产队插队，也是最要好的朋友，我的无线电技术大都是他教的。” 记得我第一次装的是矿石收音机，后来又装了来复式再生二管收音机。这天夜里我们谈了很久直到深夜…… 第二天我送走了玉财哥，就在昨天和我吵架的女孩子的南端，公司为我摆放了一张抽屉桌和凳子，又拿来了万能表、电烙铁、焊油焊锡等工具，我也就正式上班了。至于缺少的收音机零件，就暂时用那些外壳坏了的机芯做零配件，就这样，我很快修复了不少收音机。在我的提议下，公司又进了大型的广播机，大型磁带盘式录音机，并增加了好多型号的收音机和不少家用电器。1971年底我得到200元的年终奖，就给家里寄回了700多元的钱。 在西藏的日子里，我也曾到过日喀则，看过那奔腾湍急的雅鲁藏布江；来到过高高的玛旁雍错山；去过那美丽壮观的布达拉宮和“宇宙的中心“——大昭寺；也曾有幸欣赏那尼洋河和纳木错的风光……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仿佛又听到萨格尔王白马的奔腾之声，仿佛看到文成公主庞大的送亲队伍，仿佛跟着那熙熙嚷嚷手里拎着装满酥油的暖瓶和摇动着转经桶的藏民，一遍遍磕着长头，随着人流涌入酥油灯火闪烁的大昭寺；又依稀看到早晨的阳光把房檐上的大鹏金翅鸟照得通体金光。 那延绵辽阔的草原！那蓝天、雪山、圣湖……在我的一生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美丽的雪域高原——西藏。尽管她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西藏铁路的开通，西部的大开发，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生活的和谐稳定，幸福安康。西藏会更加美丽的！ 有生之年，我是多么想再去那里看看…….  作者简介:周绍显，河南省郏县老三届知青，於1968年8月挿队于郏县安良公社三岔沟大队，1978年复招，考入河南省中医学院学习。后分配到许昌，因家中劳力不足，又调回至郏县。2001年退休，退休后曾任<<广阔的天地>>杂志的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