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2年，我从上海高中毕业到安徽当农民以后，几次接近过周总理，虽然都没直接说上话，然而他给我的激励、启示和幸福感一直延绵至今。在我的感觉中，总理，周总理，是我身边的可信赖、可亲近的领导和长者，总觉得他就在那儿微笑着看着我们。 
1964年参加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几位知青 左起：董加耕、张韧、候隽、韩志刚、宋喜明、赵耘。照片由作者提供
第一次见总理，是1964年6月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主席与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大会代表并合影，然后，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又接见了我们20来个各地青年。当时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陌生而又激动，晕头转向，只有紧紧地跟着带路的走，也不知到了哪个厅，就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一屋子领导在等着我们。以毛主席为首，他们沿着会见厅内排成一长溜儿，我们小青年挨个去跟这些威震世界的领袖们、将军们握手，倒好像我们是领导。然后大家涌到主席和各位首长坐的沙发旁边，我晚了一步，没地方站，就蹲在主席膝下。那是一次终身难忘的接见。 1966年9月底，我作为国庆观礼代表赴京，报到后意外地得知：周总理邀请来自基层的工农观礼代表住宿中南海！他让国务院腾出一些办公用房，打上地舗，开水间、卫生间一应俱全，我们这上百人就住进去了！当晚，我们出席了国宴，聆听了周总理爽朗、豪迈而又亲切的国庆祝酒词。回到住地后，大家又新鲜又兴奋，都说太好啦！睡在主席和总理身边多幸福，又能给国家省钱。年纪大的代表说，这是一辈子也不敢想的事。很多人久久不能入睡。我躺在干干净净松松软软的铺盖上，觉得总理这会儿一定跟我们一样，满意地微笑着。安全、安心，美好的睡意笼罩着我，一夜黑甜，不知所云。第二天早上我就后悔啦！因为有好几个代表都在绘声绘色地告诉大家：昨夜，喔，是今晨两点来钟，总理查铺查哨来了！他看看大家睡得怎么样，见到没睡着的，做手势让我们别出声，要我们快睡，明天要早起观礼呐。大家埋怨他们不叫醒我们，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和总理说话的机会！可是这几位却说：总理的话怎么能不听呢？再说，你们睡着了也是对的嘛------哈哈哈哈哈！一串笑声飘荡在我们的临时住地，就这样，我们怀着无比喜悦、温暖的心情早早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台。 观礼后，全国妇联的主席、副主席，也就是我们尊敬和热爱的几位老大姐请些女代表去见面，没有任何形式，就是拉拉家常。我们几个围在邓颖超大姐身边。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大家知道总理特别忙，都希望他能抽点时间休息，纷纷请邓大姐转告我们对总理的问候，邓大姐点头并感谢大家。转而，邓大姐对着面前的邢燕子说：燕子，你婆婆对你好些了吗？总理惦着你的情况呢。燕子含着泪说：“谢谢总理，谢谢大姐-------我会处理好的”这一刻，眼泪也充盈了我的眼眶，总理和大姐深刻地启示了我，该怎么了解人、关心人！我理解了燕子的环境，在当时的河北农村，封建意识不免会影响到很多家庭。她这个全国著名的女子，既要发挥知青的作用，又要顾及婆媳关系，难哪。我更感动于总理和邓大姐的细心和爱心！总理要想全中国全世界的事，要做日日夜夜也做不完的事，可是他和大姐还把一个女知青在家庭中的一点委屈放在心上，还要着手帮她克服困难。总理，邓大姐，真亲！ 大约是十月二号的晚上，我和安徽的另一位观礼代表老谢接到了通知，去参加一个座谈会。进会场一看，各省市都有人来，黑压压地坐满了。周总理面对大家坐着，有点严肃。我一听，原来是总理向大家了解各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总理一个个省、一个个城市问过来，问有些什么组织，在什么地方，提出什么，进展情况等等，代表们一个个回答了，他还要问：是你自己看到的还是听说的？这会已开了一两个小时，总理还两眼炯炯有神不断地问，我却撑不住了。由于刚卸下了笨重的体力劳动到城市，有些回力，再加上几天来大活动频繁还得不断被采访，更要命的是我当时完全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根本没想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所以精神松下来，甚至冲盹了。我知道不好啦，总理的座谈会，你怎么打瞌睡？于是自己不断揉眼睛，掐大腿，虽然不好意思，但是不害怕。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在总理这儿，就像在父母跟前一样，老谢可着急了，一会儿推我，一会儿吓我：“总理看见你了！”“总理如果问到安徽，你回答！”我说“我在乡下，什么也不知道，你在芜湖市，你说！”不过这样总算又听到了一些，总理对重庆和武汉问得很细，对于他熟识的重庆，甚至问到群众组织的队伍从哪条街走到哪里？有多少人？喊什么口号？直到散会，没问及安徽。我们离开北京后两个月，就发生了“一月风暴”。 1970年10月，我带着一纸调令到安徽日报社报到，从一个农民成了编辑、记者。1970年前后，尤其是“9.13”林彪事件后，毛主席支持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总理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以极大努力医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生活各方面带来的创伤。安徽日报从1971年开始，及时组织了写作组，以“孺子牛”为笔名，以反极“左”为主题，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我有幸被吸收进这个组。那时，“四人帮”控制了舆论，本报这样持续大量地发表反极“左”的言论，有很大的压力和风险。然而，总理反对极“左”的斗争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引起了强烈共鸣，我仿佛又看见了总理凝重的神情和期待的目光，他激励着我用笔投入战斗。我写了一篇反对用形式主义学习毛著的思想评论，改了一遍又一遍，不知累，不满足，努力写得更贴近些，更尖锐些。在那些日子里，我总觉得离总理是那么地近！虽然，后来“四人帮”又针对周总理和邓小平掀起了更大的“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黑浪，但，我们这些参加过“孺子牛”写作的，没后悔，不检讨，并以在总理的号令下为反极“左”思潮出过力而自豪！这是我从业新闻过程中最有价值的一段日子。 1976年我被派驻合肥化工厂做“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队长。元月8日周总理去世是那样寒冷阴暗的日子，面对着所谓上面“不准悼念”的倒行逆施，我不甘就范，我对大家说，我们工作队要办追悼会，有责任我承担。而我们20多位工作队员和我一样，对最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无限悲痛，并且一定要公开表达出来！这就是我们血红的心，也是我们的抗争！众人一心，没有办不到的事！转眼间，工作队小小的房间被搬撤一空，不知谁，竟得了一张周恩来的大照片，挂上墙，围上了黑幔；不知从何处，采来许多松柏枝，衬托着我们亲手做的白纸花；没有哀乐，我们心里有；没有黑纱，我们用黑布自己裁。我起草了宣誓词，同志们边流泪边跟着念，誓将总理未竟的事业继承下去。门外，越来越多的工人驻足肃立，有的还挤进来，和我们一起举起了右手。 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十多年了，我已从一个下乡知青辗转多个岗位并退休了，可是，无论我走到哪里、做什么工作，对周总理的敬仰和感念是永久的。我总觉得，总理没走，他在那儿微笑着看着我们。
上海张韧
2007年9月15日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