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是上海人？不像……”负责登记的小姑娘脸上挂着灿烂，她晃了晃我的身份证，调皮的眼神在我身上卷来卷去。 “不像！哪不像？”我站直身，用手理了理着乱发，笑着问。 “那不像……上海人不说‘你好’，我听见你进门时说‘你好’来着……” “不说‘侬好’的人，就不是上海人。”就为这，我被小姑娘的解释逗得差点没晕过去。 “不像……不像就对了，因为我原本就不是一个上海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道道地地的樟木人。”也不知道她是樟木的藏族还是樟木的夏尔巴人？我话里有话的打趣了一句。 “你说你是我们樟木人，我怎么……从都没见过你？”小姑娘咬着笔杆，觉得十分诧异。 “你怎么可能见过我呀！你多大，我多大，我在樟木的那会儿，你才……对！那时还没你呢。”我无法比划出她的大小，忍不住“噗哧”一下笑出声来。 “你在樟木待过？哪你是……”身穿兰方格子衬衫的中年人听到我两的对话，抢上一步从小姑娘手中夺过我的身份证，打量了一眼后笑了起来：“真他妈的是山不转水转，你小子一进门我就感到有点像，想不到果真是你呀，吴延安，大学生，在立新插过队，你看看我是谁？”他使劲摇晃着我的双肩，惊喜的目光如烟花绽放。 “你是……”我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他，尴尬的笑着，说话的腔调的确很熟，但一时硬是想不出他到底是谁？ “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啦，你小子好好想想，原友谊招待所……那个偷掰生产队玉米……偷杀老乡家狗的……那个调皮捣蛋鬼……他……他就是我呀！”他剃头挑子一头热，搓着双手，显得束手无策。 偷吃狗肉……好像有这事：说的是有一个汉族人偷了人家藏族的狗，还生怕人家不知道，故意把煮熟的狗肉送给了这户人家；他明知藏族人不吃狗肉，还冒充黄羊肉骗人家吃下；吃了狗肉破了戒也该算完了，谁知他还觉得不过瘾，还当面告诉人家吃的是啥肉，搞得人家藏族上吐下泄了好多天……。 这事在樟木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要不是藏族人对他网开一面，这个汉族人可能早就被当成坏分子（破坏党的民族政策分子）抓了起来。 真是贼不打三年自招，听他说起过去的糗事，我知道了他是谁，对了，在樟木只有他才能干出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来西藏前听人说他在日喀则旅游局当副局长，没想到在日喀则没遇到却在这撞见，这仿佛冥冥之中早有安排一样。 “我想起来了，你小子姓纪……叫纪飞龙，对不对？” “我是叫纪飞龙……纪飞龙就是我！” “想不到当年樟木的调皮鬼，现在竟成日喀则堂堂的大局长。今天……你怎么得空跑到樟木来？”俩人对上了号，相互捶打着紧紧的抱在了一起，互相传递着内心难以抑制的欣喜和激动。 “什么局长，也就是一个副局长，说白了也就是混口饭吃……，对了，你看看他俩是谁？”纪飞龙手指从楼梯上走下的俩人。 男的身着天蓝色夹克衫，面孔稍黑，他放下手里的旅行袋，咧着嘴伸出手笑呵呵地迎了上来：“吴根拉（老师），你好啊！三十多年不见了，你还认识我吗？我叫多杰……” “多杰，你好！”看样子他跟我挺熟， 人老了，是不是都活抽抽了，怎么看……他谁都像又谁都不像。 可能看到我有些迷茫，他耸了耸肩膀，有点不自然的笑着说：“吴根拉，是不是我长得太老，要不，你咋会连我都认不出来！” 多杰，他会是哪个多杰？我脑海不停地翻滚着：三十多年前，我初来乍到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小小的一个樟木，原著居民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五百人，但起相同名字的人却不少，为了把他们区分开来，当地人一般都会在重名前加一些副词加以限定：如男女同名的，一般会在名字前加上男某某某或女某某某以示区别；如同性别的人，一般则会在名字前加上大中小或小小等称呼以示区别；如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同名，一般都会在名字前冠上职业名以示区别：如婚后的人同名，一般都会在重名前加丈夫或妻子名；如不同地方的人同名，则会在名字前加地方名以示区别如此等等。 现在他没加任何限定说自己叫多杰，搞得我还真有点丈二高和尚摸不着头脑。“多杰，对不起！在樟木这个地方叫多杰的人实在太多，放电影有一个多杰，机关食堂里好像还有一个多杰，夏尔巴人里还有好多叫多杰的……，你是哪一个多杰，能不能再给我说清楚一些？这位……站在你身旁的大美女是谁，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我调侃着想借此扩大搜索范围，从而确定他的身份。 “她叫仁增，是我老婆，什么大美女，就是破老太婆一个！”多杰笑着指了指站在身旁的少妇。她皮肤白皙身材娇小，身着鲜艳的藏装，圆圆脸庞带着微笑，看见丈夫介绍，她不好意思地从侧面闪出给了我一个放大的微笑。 “仁增，名字我记住了，原樟木口岸广播站首席藏语播音员，没想到……她竟会落入你的魔掌……” “什么叫没想到，她搞广播那会儿，我俩早已结婚，这下你可知道我的谁了吧？” “她叫仁增，哪我是不是该叫你仁增多杰？”看到多杰脸上有点挂不住，我连猜带蒙地问。 “仁增多杰，对对对！樟木的汉族都这样叫我。”他频频颔首，紧攥我的双手摇了又摇，张开大嘴笑声朗朗。 在樟木我放过电影当过老师，认识我的人肯定不少，他认识我应该没啥奇怪的，要说他跟我很熟，我咬着心思来想去怎么好像一点印象也没有，为避免尴尬我笑着岔开了话题：“你们这是想上哪去？” “上哪去？你来了，我们还能上哪去！” “别、别、别！你们要是有什么事，你们先走，我们在日喀则还能……”这里是樟木，不是在上海，碰见的是老朋友，又不是天天可以见面的老邻居，我有点忐忑，话说了一半戛然而止。 “你来了，这就是天大的事，三十多年没见……走、走、走，别给我们客气！”纪飞龙帮我拿起柜台上的钥匙，提起拉杆箱噔噔噔先上了楼梯。我释然了！拾阶而上，胸口荡开了一团暖暖的涟漪。 “友谊宾馆的前身是一家藏胞回国接待站，你先看看……”纪飞龙说着打开房门，屋内干净整洁，电视、空调、独立的卫生间，标房所配这里一样不缺。“咋样，条件还可以吧？要不行，咱再换一家？” “都挺好！要啥有啥，啥都不缺，比我想象的要好……”我自转了一圈后，拉开了靠外侧的落地窗帘。 服务员敲门送来两个热水瓶，仁增快步接过，开始在台子上涮碗倒茶。 “好的话，那你就住下！”多杰把我摁在椅子上，好像有一肚子话迫不及待要说似的。 “嗦——嗦——嗦”仁增把第一碗酥油茶捧在了我的面前。 “嗦”——是藏语，就是喝的意思。我接过茶碗按照当地人习俗，深深地喝了一口后把茶碗放下，就这样连喝了三大口，仁增才不再“嗦”，笑着坐在了一旁。 “阿佳拉，她还好吧？她这次怎没跟你一道来？”多杰屁股还没坐稳就率先发问。 “阿佳拉”在藏语里的含义很广，即可当大姐来讲，也是对大嫂的尊称。这里特指我的老婆——林碧茹。  “阿佳拉……她还好，就是心脏有点小毛病，要不，她这次肯定会跟着我一道来。” “你现在有几个小孩？”仁增抿着嘴笑着问。 离开樟木三十多年，就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我自豪地伸出一个指头晃了晃。 “一个，是不是还是樟木的那一个？”真厉害！连这事樟木人都记得，一股欣喜之情油然而生。“对，对，对，还是樟木的那一个！” 这样的一问一答，总让人感到有点怪，怪在哪？大家一时又说不上来，四人相互看了看都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笑的是那么的缠绵，那么的悠长。 “吴延安，你还记得不记得，每年冬天上山砍柴禾的事？” “这事我怎会忘记，那可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星期天，机关里的人拿着斧子、长锯和绳子坐上大卡车，浩浩荡荡地朝友谊桥方向进发。到目的地后，大家拿着工具分别择路抓树上山，歪瓜裂枣的阔叶树则是我们砍伐主要对象……纪飞龙，你知道咱们打柴禾最困难的是啥事？”我喝了一口酥油茶问。 “不是砍也不是锯，最困难当然要数往山下运柴禾，要把比腰还粗的树段推到公路上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它走，它在密林中‘东躲西藏’，不论人们怎么推它、掀它、蹬它，它都‘羞羞答答’的不想走；不让它走时，它却‘连蹦带跳’的直接跃过公路滚下万丈深渊，真把人能活活气死……”回想起上山打柴的日子，纪飞龙好像老狗记着陈年事说的绘声绘色。 “吴根拉，从上面下来，不知你注意了没有？原机关食堂那一片现全长满了野草……即使食堂还在，也不用着我们这些人再上山砍柴，现在的樟木连老百姓也都全用电烧水做饭了……” 多杰不说我倒没注意，现在想想，还真是这回事，一路下来确实没曾看见那家房前屋后堆有劈柴。刚才听前台说：宾馆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卫生间里的电加热器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樟木的变化真的太大了，记得我刚来那会儿，机关里的灯泡那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每晚送电两个小时，灯泡发出的光还不如一个蜡烛的亮，还经常时有时无，要是没发电机樟木人恐怕连电影也看不成。 “吴根拉，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嘿——嘿——嘿……”多杰说到这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又想起啥啦？瞧把你高兴的！”纪飞龙也被他笑的莫名其妙。 “漆树中毒，打柴禾时有一个汉族女同志，她漆树中毒，当时脸肿的连眼睛都看不见，各种消毒药水这么一涂啊，活脱脱就像《西游记》里的猪八戒……” “哦！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回事，吴延安，这个人你肯定认识，你猜猜她是谁？”纪飞龙拍打着多杰的肩膀，俩人挤眉弄眼憋了一肚子坏水。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事樟木人还记得这么清楚。说来也怪，上山打柴禾人多了，其它人个个都没事，偏偏她会漆树中毒—— 当时，我还在立新务农，听到这个消息时，林碧茹的病毒已经开始发作。起初，她只觉得手脸瘙痒难耐，皮肤表面出现了一片片小红疹子，自以为是打柴禾时不小心碰上了藿麻，过一阵子症状会自动消失，也就把它没放在心上，谁知脸开始发肿，而且病情一天还比一天厉害。我到樟木时，小红疹已经变成了小水泡，小水泡又迅速地汇集为一个个大水泡。有的大水泡逐渐变成了脓疱……樟木医院的罗医生得知这个情况后，通过翻看柴禾垛里的劈柴才知她漆树中毒。敏感源是找到了，但医院却没专治它的特效药。脓疱开始溃烂，脓液流到哪，哪又会生出新的水泡…… 当时樟木医院给林碧茹开了两种药，一种是紫药水，还有一种好像叫高锰酸钾。紫药水直接涂在起泡处，斑斑点点全呈深紫色。高锰酸钾需按一定比例化在水里擦洗溃烂的手脸。侵泡过的皮肤又变成深褐色。因羞于见人，每次出门她都把纱巾蒙在头上，晚上睡觉前把手绑在床架上，害怕半夜三更不自觉的抓挠。立新的夏尔巴人也给她送来了消毒的偏方和药草，好像是用盐或蛋清调和后涂抹在患处……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脓疱才渐渐收干、结痂脱落。 林碧茹的病是好了起来，但漆树毒在她身上并没未彻底根除，十个月后她在医院产下一男婴，身上还有红疹，要不是她提前给医生言明及时做了处理，后果将不堪设想，想不到发生在妈妈身上的事竟会在儿子身上重演……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让我猜猜她是谁？还说我肯定认识，这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吗？你们想让我说我偏不说：“纪飞龙、多杰，你俩说的这人我的确认识，她跟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我可以肯定……她绝不是我老婆林碧茹，你俩说对还是不对？” “对！她的确不是你老婆，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确实跟你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我俩也搞不清她到底是谁？”三人心照不宣地相互推搡着笑成了一串。 “多杰，别光说我的事了，说说其它几个多杰，他们现在是不是都还在樟木？” 第一波闹腾完了，我拍了拍多杰的肩膀主动出击。 “洛尼（藏语：电影）多杰，他死了……”多杰轻轻的叹了一口气，抖着嘴唇儿端起了茶碗。 “洛尼多杰死了！他是咋死的？”我惊愕的眼珠子差点掉在地上。洛尼多杰是我的师傅，是他手把手教我放电影，论岁数他也不大，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我为啥会在樟木学放电影，有必要在这多啰嗦两句：我是一名穿着军装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后，我响应党的号召，自愿报名去西藏务农，所在部队为支持我的革命行动，特赠送电影放映机一台套，让我好好为西藏农牧民服务，这就是我之所以会在樟木放电影的根本原因。 “ 死了好多年了，听说得啥坏毛病。当时我已调到了日喀则，具体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多吉虽说的轻描淡写，但面部表情却揣揣然，仿佛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愿多说。 “哪我走后，是谁跟他一起放电影？”我借坡下驴岔开了话题。 在中尼公路上放电影 “是边巴次仁，他俩在一起放了没几年，樟木就有了投影和录像，电影也就没人看了，再后来，边巴次仁也辞职下海做起了边贸……机关食堂里的那个多杰，他老婆你应该认识，她叫云登卓玛，原是樟木小学的一个老师……” “卓玛老师，我当然认识，她现在……”没等我把话说完，纪飞龙拍了一下我的大腿站起身来。 “多杰，天不早了，我们还是先吃饭，待会大家边吃边聊怎样？今天我请客！”纪飞龙咧着嘴指了指窗外。 “樟木我来请，到日喀则，你请！”在上海混了大半辈子的人，怎好一见面就让他请客，“老西藏人”豪爽，我这个“新上海人”也不能小气。 “什么樟木日喀则！老吴，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要八千多块，你要是比我多，这客让你请……”纪飞龙亮出了底牌，笑得优越轻狂。 他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也不好再强求，更何况我的退休工资的确还不到他的一半。这个“面”给他，以后他来上海我请回他便是……四人连说带笑走出了友谊宾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