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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国敬老爱幼组委会、中国知青网、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全国知青文化发展促进会（筹）主办，知青天地（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上海神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海口知青联谊会承办，各地部分知青团体协办的“2015博鳌知青论坛”于2016年10月26～28日在海南博鳌和海口知青村召开。本届论坛共收到58篇书面论文，就下列主题：知青精神与后知青时代作用、知青情结与后知青时代活动、知青文学与后知青时代知青文化作品、知青旅游与后知青时代知青健康养生养老等进行了大会发言与分组研讨。 一、知青精神与情结 知青精神是知青研究最热门也是分歧最大的论题：知青到底有没有精神，知青精神是正面的、负面的、还是中性的？众说纷纭。本届论坛就该问题进行了各抒己见的讨论。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阮显忠会长在其主题报告《关于知青精神的思考》中，把知青精神的讨论框定在“要倡导和发扬的”“应当是优秀和积极向上的”范畴内。据此他把知青精神的基本内容归结为：爱国为民的责任意识、自主自强的自立意识、艰苦奋斗的顽强作风、团结协作的团队风格、探索实践的务实态度、无私牺牲的奉献精神。山东知青联谊会邱静波根据（甘肃）兵团农建十一师的历史，把知青精神提炼为“爱国、奉献、坚韧、进取”。钟堪芝、孟庆铭和王宗铣以习近平的经历与叙述：“上山下乡经历对我的影响相当深刻，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作为知青精神的典范（钟堪芝：《小议中国知青运动极其铸就的知青精神》，孟庆铭：《习近平的知青情结和他的执政理念》，王宗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客观认识知青历史、知青精神、知青文化》）。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李亚飞把知青精神归纳为：质疑反省、坚忍不拔、诚信务实、勇于牺牲和自强不息（《当今社会需要知青精神》）。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成根荣把知青精神归结为“艰苦风斗，自强不息”（《我对知青精神与知青文化的初浅认识》）。新疆知青朱根娣归纳为乐观豁达、坚韧坦荡、直率善良、无私奉献、追求美好（《浅谈知青精神、知青文化》）。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戴肃则把知青精神品质归结为：“忠、纯、信、从、忍、聚、闯、实、善、乐”，十个字（《知青群体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伟大进程中所彰显的精神品质》）。 博物专家李玉棠则对知青精神与知青文化提出质疑：“严格的说，‘知青精神’的提法很有争议，而‘知青文化’的概念又过于宽泛。什么是‘知青精神’？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等等。这能代表知青的本质和全部吗？” “‘吃苦耐劳’之类的赞誉历来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美德和精神，什么时候变成了‘知青的独家专利’”？他主张用知青学替代知青精神与知青文化（《“知青学”初论》）。南京知青网站联盟副秘书长胡景南把知青精神之实质定义为“觉醒与思考，奋斗与抗争”（《觉醒与思考、奋斗与抗争—中国知青精神之实质所在》）。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王礼民则把知青精神归结为“想折腾、能折腾、会折腾”（《知青的“三不精神”和“折腾”现象》）。 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林嗣丰指出，知青精神就是知青对“过去事、物记录”和“重演”（《也谈知青文化和精神》）。《知青·上海》杂志周公正主编认为：“知青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性自我关怀；一种表現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一种对理想人格的守望和自我成长；是“人性的萌动”、“人性的醒悟”和“人性的光点”，但还末成熟到人性全部的展現，只是一种青春的绽放。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种精神不可避免地铸刻着“悲壮”的胎記（《知青精神：人性光芒的绽放》）。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葛天琳从如实还原知青历史、准确把握思想导向、与改革开放俱进等层面，如何更好地弘扬知青精神，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后知青文化活动中弘扬知青精神》）。 二、对上山下乡的认识与评价 欲深入讨论该问题，须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阮显忠认为，要客观地研究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问题，至少必须有三个要素，即事实、全面和本质。并围绕这三点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客观地研究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南开大学徐保满教授认为，当前知青研究存在着如下的缺陷与不足：思维方式的缺陷——选择性记忆、逻辑不清；研究方法的缺陷——史料依据不足、事件发生要素安排错位、崇拜权威缺少独立思考；心理干扰；脱离历史背景。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知青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习惯思维影响和史料掌握的局限性。要纠正上述倾向，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宽松学术环境（《知青经历：记录容易思索难》）。山西大学苏泽龙副教授指出：历史研究的问题是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文明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才能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起源于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显现的是其所经历的艰苦历程与自强不息的文化品质（《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试论知青历史研究的文化构成与叙述》）。黑河学院知青研究所闫晶助理研究员指出：城乡联系是社会主义社会诸种经济与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打破了城乡相互独立和自我循环的系统，使城乡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也使二元制结构体系产生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弱化在户籍隔离状态下的意识隔离。对知青的支援开启了农村机械化生产的大幕。同时也对城乡关系改善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试析知青群体对城乡联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山西知青李建方，从时间史的经度，空间的纬度，宏观的描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称其为古老中国文明史的的一种实验，，也可能是面对世界文化危机的一个实验的部分（《想大事，做小事——知青上山下乡像是文化演化史中的一个实验》）。李建中从工农剪刀差、农业集体化、城乡二元化等制度设置阐述了知青上山下乡产生发展的原因（《论我国的社会制度设置与上山下乡运动》）。镇江市知青文化研究会成文，在其《知青运动再认识》的论文中提出：知青是农业工人，上山下乡具有鲜明的工人运动色彩，其观点别具一格。山西省知青创业文化研究会乔晋湘会长在其论文中了概述了山西知青史，介绍了山西知青的先进集体个人和自己的成长历程。据此，全面肯定了山西和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山西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考察和思考》）。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王宗仁论文《“文革”时期上海跨省插队从微型自发到大规模有组织的发展过程》摘要如下：“文革”时期上海地区的知识青年跨省插队起于何时，其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这在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研究中是空白。通过搜集和甄别各类文献、档案资料以及亲历者记忆，并进行相互印证分析，以填补空白，还原真相。上海市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陆亚平以丛林法则为切入口，描述文革知青的生存状态，得出如下结论：“生存竞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动力，但只有在道德法律的约束规范下才呈现有序的正能量，否则就是无序的丛林厮杀。知青一代在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风雨后，体会到丛林法则的危害性、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必要性，也让我们懂得，如何运用合理合法的斗争，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文革知青的丛林态生存》）。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