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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新版歌剧《白毛女》在上海演出。她从最初的诞生地延安开始，经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等城市，如今终于来到上海。 70年来，这部红色经典薪火相传：王昆等是第一代“白毛女”，郭兰英等是第二代，彭丽媛等是第三代，如今，雷佳是第四代。红头绳儿、玉茭子面、褴褛衣衫、佃农、地主、披散的白发……这些与现代生活存有距离感的舞台符号，会将前辈们关于压迫和反抗、绝望和希望、逃生和新生的情感记忆再次拉近么？ 对此，贺敬之既有担忧，更怀期待。他是《白毛女》剧本的主要执笔者，年过九旬，体弱多病，没能去延安观看新版《白毛女》首演。“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喜儿嫁给黄世仁不是蛮好的嘛，干嘛要反抗呢？他们对历史没有敬畏，不知道什么叫阶级压迫,什么叫‘三座大山’。今天的《白毛女》有责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因为腰伤，他斜靠在家中沙发上接受了文汇报的两度专访。延安和《白毛女》勾起了兴致，他总共聊了5个多小时。  上世纪80年代末的贺敬之。 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红色的剪纸作品《回延安》。画面上，宝塔山巍然耸立，延河水静静流淌，还有那两句他呼唤过千遍万遍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延安，既在远方，也在眼前，还在心底，既可以眺望，也可以凝望，还可以守望。 她是精神圣地，使他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 她是灵感之源，在这里，他创作出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白毛女》《回到延安》等经典之作； 她是故乡，她是母亲。一朝曾饮延河水，一世永为延安人。 “组织相信你” 此次复排《白毛女》并制作3D舞台艺术片，是文化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的重点工作之一，以期发挥《白毛女》在创作观念、创作方法上的导向作用，引导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习总书记谈文艺，既与毛泽东同志谈文艺一脉相承，又蕴含着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均指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为了人民”。70年前，《白毛女》源自人民、反映人民，其诞生的历史背景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鲁艺”掀起的新秧歌运动。  1956年，贺敬之重回延安与延安桥儿沟支书赵步喜（右）合影 “鲁艺”全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被誉为“革命文艺的摇篮”。1942年5月，“鲁艺”一部分人员参加了那次座谈会。大部分没有参加的、包括当时还不满18岁的“鲁艺”学生贺敬之，都盼着亲耳聆听毛主席的进一步指示。 5月30日，“鲁艺”院长周扬把毛主席请来了！“主席站在篮球场中央，面前摆一张小桌。我搬个小马扎坐在人群第一排，看到主席的旧军装上打着补丁……”回忆起70多年前的那一幕，贺敬之的语调里透出一股兴奋劲儿。 演讲中，毛泽东提出了“大鲁艺”、“小鲁艺”的命题：“你们这个‘鲁艺’还是‘小鲁艺’，还有个‘大鲁艺’，那就是广大的社会、广大的群众，你们要到人民中间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既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进一步阐释，更为“鲁艺”师生打响了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发令枪。 “鲁艺”师生们纷纷走出校门采风，贺敬之也来到田间地头，收集民歌民谣。次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达到高潮，贺敬之接到了为南泥湾创作歌词的任务。那些在采风途中抄录的歌谣争先恐后跳入脑海，有童养媳出身的李大嫂唱的信天游“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有吧嗒烟袋锅的老大爷哼的“南泥湾啊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潭；狼豹黄羊山鸡窜，一片荒凉少人烟”。贺敬之决定用信天游的形式写出南泥湾今昔对比，“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呀一般……”“这个小伙子不一般。”走向“大鲁艺”的贺敬之赢得了群众的认可。 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边区返延安时带回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这年秋天，仍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林漫将他创作的题为《白毛女人》的小说稿，托人带给“鲁艺”的周扬。周扬有个大胆的设想：能不能在新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以这两个故事为蓝本创作一部大型的民族新歌剧，作为向“七大”的献礼？他把这一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交给“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张庚更大胆，竟让初出茅庐的贺敬之来担任歌剧《白毛女》的编剧。 20岁的贺敬之不敢接，“我太年轻了，担心写不好。”上级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放下包袱，“你既然参加过秧歌剧的创作，又是农村出身，了解农民的悲苦经历，组织相信你，你就放心去写吧。” 窑洞里，麻籽油灯下，贺敬之连夜奋战，边写边流泪。写到杨白劳自杀时，贺敬之已经精神恍惚，同窑洞的伙伴跟他说话，他好久都回不过神来。大家传开了，“贺敬之写剧本写得疯魔掉了，他六亲不认了啊！” 贺敬之每写完一幕，作曲者就开始谱曲，剧本刻成蜡纸油印，导演和演员试排试演，一次次听取院内师生和院外人民群众意见，开创了边写边排边修改的“流水作业”新方式。就在即将完稿时，贺敬之累倒了，住进医院。另一位编剧丁毅接过笔杆，写完最后一幕“斗争会”。 合力、协力、接力……集体智慧之下的新歌剧《白毛女》，于1945年4月28日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 每次谈及《白毛女》，贺敬之总要反复强调两点：一、歌剧理想要和革命理想相结合，艺术家个体的艺术生命要自觉地和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知人民之心，言人民之志，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二、《白毛女》是“集体创作”，他本人只是其中“普通一兵”，“因为活得长一些，所以现在变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 戏写得好不好，观众来检验。《白毛女》首演时，贺敬之负责拉大幕，他格外注意观众的反响。“当喜儿被救出山洞，后台唱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看到毛主席和其他参加‘七大’的中央领导们一起起立鼓掌；当演员们高唱‘太阳底下把冤伸’时，毛主席擦起了眼泪。” 戏票紧俏，陈赓将军坐在窗台上看完了演出。演出之后，陈赓找到贺敬之：“把剧本、曲谱给我一份，‘七大’之后我要把它们带回前方，让前方群众也排《白毛女》。”贺敬之答：“我们还得再修改修改。”“不用改了，这样就行了。这个戏至少能演20年。”贺敬之心想，能演那么久吗？ 在延安连演30多场后，《白毛女》赴解放区各地演出。人们走在街陌村巷，常常情不自禁哼唱起《北风吹》《扎红头绳儿》《我要活》等《白毛女》经典唱段的旋律。演员们常被热情的路人围住，“看！这是喜儿！这是杨白劳！”饰演黄世仁、穆仁智、黄母等反派角色的演员则倒了霉，孩子们骂他们“大坏蛋”、“地主婆”，还用土块、石头砸他们。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冀中为部队演出。演到最后一幕斗争黄世仁时，一位怒不可遏的新战士端起枪“砰”的一声射向舞台，把幕布射穿了一个洞。军区首长赶紧下了一道命令：部队观看《白毛女》演出时子弹一律不得上膛，经过检查才能入场。 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白毛女》的演出盛况：“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田汉深有感触地说：“《白毛女》是为革命立过功劳的。”  2015年11月6日，延安，歌剧《白毛女》巡演首站。 新中国成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演员们的“遭遇”和在国内时一样，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1951年，《白毛女》来到德国柏林。谢幕时，观众献给“喜儿”的鲜花都快抱不动了，有人刚献给“黄世仁”一把花，观众席上一位老太太大喊：“不许给他——”献花的人只能把花从“黄世仁”手中夺过来，递给“喜儿”，全场观众大笑。 《白毛女》把西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融合，采用中国北方民间音乐的曲调，吸收了戏曲音乐及其表现手法，在歌剧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被誉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其巨大成功让贺敬之的名字在老百姓中间耳熟能详，他甚至拥有了海外“追星族”，有来自日本的、朝鲜的、韩国的、新加坡的……有个意大利姑娘给自己起的中国名就叫“喜儿”。这位“洋喜儿”后来还专门写信给贺敬之，请教关于《白毛女》的创作问题。 一笑风云过 写一个作品，成一个经典，年少成名的贺敬之让人生羡。“别人以为我一帆风顺，其实不是这样的。”贺敬之说，“生活上我什么苦都吃过，政治上也经受了各种运动。”早在延安整风时期，贺敬之就被错整成“特务”；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他被隔离审查了半年多；1957年“反右”时，他再一次作为重点对象被批；“文革”十年，贺敬之夫妇身陷桎梏，患上了肺病、肝病、心脏病。1969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贺敬之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当上了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党支部书记，但很快又被撤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专门批示：长期下放，监督劳动。 “我是老‘运动员’了。”贺敬之呵呵一笑，带过所有风云，举重若轻。 一起沉浮的还有《白毛女》的命运。从诞生至解放初期，它一直是受到高度肯定的。“文革”时，万人追捧的《白毛女》竟然成了“大毒草”，被扣上了“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右倾”等帽子，“罪状”是“丑化了劳动人民”、“把杨白劳给写死了”。 “我那会儿在‘牛棚’里。有人告诉我，电视台里有个快板书的节目，两个人对话，一个人问，‘《白毛女》是什么人写的？居然把我们劳动人民污蔑成这样子！’另一个人答，‘那还不是黄世仁自己写的。’”讲到这里贺敬之也忍不住笑了，“我居然变成黄世仁了。”造反派要贺敬之写检讨文章，贺敬之不写。“《白毛女》基本的精神是可以的嘛，我没有想到杨白劳的自杀会引起这样的反响。” “四人帮”垮台后，开始批判“极左”路线。《白毛女》从“右倾”又变成了“极左”路线的产物。后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人说，“杨白劳和黄世仁的关系是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欠账就应该要还。”这就把故事发生的特定历史背景给抹杀了，把高利贷背后的阶级矛盾给一笔勾销了。1995年，《白毛女》首演50周年时，某剧团上演了一个改编的版本：黄母不再打喜儿了，黄世仁也不那么面目可憎了，全剧浓墨重彩渲染了大春和喜儿的爱情。这么改的原因居然是：有些逃到海外的地主后来发达了，想回祖国投资，要是惹了他们，不利于我们招商引资。“《白毛女》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舆论哗然。“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改编。”贺敬之专门写了一封信表明意见。反对声中，此版本匆匆收场。 历史不容虚无 无论受到怎样的评价，得到怎样的对待，贺敬之都抱有不变的信念。“‘文革’后期，我被送到首钢‘监督劳动’。离开家的时候，我和爱人（编者注：贺敬之夫人是著名作家、诗人柯岩，2011年去世）重复了那条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党只是想教育我们，不会抛弃我们。”“延安整风期间，就算被整成了‘特务’，我也只是问了句，‘我都成这样了，组织上分配给我的工作我还能继续做吗？’”正如贺敬之所坚信的：他被首钢的工人们保护了起来，阴霾渐散，太阳重升。  贺敬之站在《回延安》剪纸作品前。 文汇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 摄 贺敬之在延安时期写过秧歌剧《周子山》，讲了一个农民出生的地下党员在党内受到了批评，不满意了，就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当了土匪，最后被逮住了。现实中，共产党队伍中也曾出现过张国焘等人，因经不起考验而叛变。 “既然你参加革命了，革命当然要审查你，革命还要对你提要求，革命里还有纪律。”“延安的革命前景是光明的，但生活是艰苦的，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时，延安的日子很难过。”“革命队伍里面也有黄克功，老百姓里面也有二流子。”贺敬之认为，这些对知识分子都是考验。战场上出生入死，敌人的拷打、诱降，同志们的批评、审查甚至冤枉，都会影响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变化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是一次又一次触及灵魂，最后认清主流、支流、发展方向，形成牢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贺敬之经受住了考验。1956年，在“胡风案”中被隔离审查和处分的贺敬之刚刚重获自由，就接连创作了《回延安》《放声歌唱》，这些作品直到今天都是经典之作——“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放声歌唱吧！大声些，大声，大声！把笔变成千丈长虹，好描绘我们的时代的多彩的面容。让万声雷鸣在胸中滚动，好唱出赞美祖国的歌声！”有些人不理解，问他：“你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啊？” 贺敬之回答：“我对革命没有抱怨，心态是平衡的，对党、对人民我是忠心耿耿的。”正如他后来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自奔投延水，流汇黄河，滔滔万里，虽百曲千折，从未悔少时初衷，更不改入海之志。” “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有很多这样的好同志。他们经历了生死考验，很多都已经去世了。”说到这里，贺敬之有些动情，“给胡风第二次平反前，我从一个会议上得知‘胡风集团骨干分子’阿垅临死之前在监狱里写了篇东西，意思是，你们搞错了，错误是严重的，很有可能在我死之前你们还没搞清楚，还不能纠正，但我对革命有信心，很多事情终究会搞清楚的……我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1978年1月，贺敬之出任文化部副部长，走马上任之际就按照中央的精神，着手为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开展平反工作。 他认为，我们确实走过弯路，但不能因为走过弯路就彻底否定过去、否定革命、否定历史。“这种‘去革命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要引起我们警惕。”贺敬之说，“有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居然在公开的刊物上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把中国的传统彻底断裂了，认为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以致偏离了世界的‘普世价值’，认为文学艺术天生就是要反体制的……但是，真实的历史不容任性篡改，历史恰恰证明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都是与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分不开的，共产党执政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贺敬之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风格，并不刻意回避矛盾，但总能穿过阴云看见阳光，如他在《放声歌唱》中所写：“我们共和国的道路并不是一马平川，面前还有望不断的千沟万壑，头上还会有不测的风雨……迎接我的啊，还有无数新的考验，而灰尘和毒菌还会向我偷袭。但是，我亲爱的党啊！请你相信——你曾经怎样地带领我走过来的，我仍会怎样地跟随你走向前去！” “不做无义之子” “回顾我一生的经历，离不开‘河’也离不开‘庄’。”贺敬之把自己称作“两河两庄”人。“两河”是指京杭大运河和延河，“两庄”是指山东台儿庄和西安七贤庄。 贺敬之出生在京杭大运河畔台儿庄一户贫苦人家，台儿庄大战之后南下求学。1940年，不满16岁的他约上3位同学一起投考“鲁艺”。奔赴延安途中，他写下了组诗《跃进》，“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大幕，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前方……”当他们走进延安的前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时，仿佛步入了新天地，墙上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写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标语。“死生一决投八路，阴阳两分七贤庄”，贺敬之用诗句形容那一刻的激动心情。 “我在这里吃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顿饱饭——还有什么比这更暖心的呢？”贺敬之说，“‘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我始终把党、把延安当成我的母亲。不论我以后遇到多大挫折，绝不背叛妈妈，不做无义之子。” 在贺敬之的诗歌中，“党”、“人民”、“母亲”、“延安”、“故乡”时常呈现出一种互为交织的叠影。“这是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贺敬之举例道，“日本投降以后，我写了一组《行军散歌》。有一段叫‘看见妈妈’，讲的是我在行军路上，住到老百姓家里，早上起床走出门，看见一位和我母亲差不多岁数的农村妇女正在那里簸簸箕、喂小鸡，我恍惚了，叫了一声‘娘’。老百姓和八路军之间的关系，不正是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嘛！所以我写道，‘一天换一个地方扎，一天一回看妈妈。’”在《放声歌唱》里，贺敬之更是把赤子之心捧给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五月——麦浪；八月——海浪；桃花——南方；雪花——北方……我走遍了我广大祖国的每一个地方，啊，每一个地方的我的每一个故乡！”1997年，贵州绥阳县举办首届诗歌节，应邀出席的贺敬之曾提笔寄语：“乡有诗方为诗乡，诗有乡始具诗魂。” “乡愁”正是贺敬之的“诗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记得住乡愁’。用《辞海》来定义，‘乡愁’是指‘思念家乡的一种伤感的情绪’，对革命者和文艺工作者而言，‘乡愁’还应包括新的内容，比如对人民、对党、对祖国的深情。”贺敬之说，“这也是我1942年以后灵感的源泉和作品的主题。” 贺敬之好流眼泪，但他的眼泪“从不为自己的伤心事而流，只因为感动而流。”每当在诗句中倾诉对党、对人民、对母亲、对延安、对故乡的深情，稿纸常被泪水浸湿。最近一次流泪，是2015年9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阅兵，当战机在蓝天掠过，他为祖国日益强盛的国力、军力而深深震撼、热泪滚滚。他感慨道，“回顾往事，最使我心潮难平和深思无已的不是平凡的个人经历，而是身心所系的伟大时代，那个时代的当时、后来和未来。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对‘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最好诠释。” (责任编辑：树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