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里的“过房娘”,就是北方话里的“干妈”。因为她喜欢孩子,我家兄弟姊妹又多,她全认作了过房女儿过房儿子。其中,对我更是关爱有加。 过房娘在嫁给米店老板(我唤作寄爹)之前,曾在外地有过一段婚姻,有好事者问起这段婚姻,她总会收敛起笑容缄口不语。除了这个话题,过房娘确是整日地喜笑颜开,没发现她有愁事。 冬天里,黑色海夫绒大衣加高跟鞋,一袭浓密的长波浪,配着她细腻白净的肤色,高贵而富态; 夏日间,一身蓝底白花的丝质旗袍,胸前别一串栀子花,散发着阵阵悠香;手拿一把檀香扇,露着丰腴的臂膀和腿脚,引得弄堂里的苏北女佣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我只听见一句“浑身雪白雪白的”,就这一句,足以代表了我儿时对过房娘的良好印象。 我家的前门正对着过房娘家的后门,中间隔着三五米宽的弄堂,经常见母亲隔着窗户在问:“过房娘,麻将搭子来齐了伐?”过房娘倚着门楣回答:“快了快了。范师母,先过来吃碗桂花赤豆圆子羹好了。”这一问一答,美好而温馨。 最令我兴奋的是每到礼拜天休息,在弄堂口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跑来告诉我:“阿发阿发,倷过房娘叫侬!”我知道倒夜班的过房娘刚起床,一定是叫了状元楼的肉丝汤面或者小笼生煎,让我和她一起吃呢。 她总是将汤面分给我一小碗,嘴里还带着软糯的苏州口音:“这汤面啊,鲜得来吃了要落脱眉毛哉。” 每到过年,我们最盼望的就是过房娘的红包。别的大人送的压岁钱都是3角5角的,唯独过房娘的红包里装着整张的5元钱。这5元,在孩子的心目中可是天文数字,那时1角2分就能够买到一把关公大刀。因此压岁钱屡屡被母亲“充公”。 无奈,我就央求过房娘,去向母亲讨回来。过房娘笑眯眯地牵着我的手,走到母亲跟前说:“范师母啊,阿发的压岁钱总归是阿发的,大人哪能会要小孩子的钱呢,是吧?” 母亲斜眼看着我:“这么小的小囡拿介多钞票,不叫人骗了才怪呢!”于是,我噘嘴、跺脚,一直到母亲将钱给了过房娘保管,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等我大点了方才明白:她们俩也是在做戏哄我哩! 1955年我6岁。母亲说让我上学去。过房娘替我准备了新鞋、书包,铅笔盒子。谁知学校说我还不够年龄,退了回来。可这书包用具我一直带到了西安。 父亲报名参加大西北建设,全家都跟着去西安。过房娘便与母亲商量,想把我留给她;母亲犹豫再三,碍于情面不好回绝,就跟父亲说,父亲干脆地回答:不行。你们女人家平时“嘎嘎讪湖”、说说笑话过去了就算了,哪能当真呢? 母亲告诉了过房娘,过房娘自然十分失望。 跟随父亲东南西北这一走,一直到62年才回到上海。到了上海,一是和过房娘住得有段距离;二是小孩子大了,见到陌生了多年的过房娘,竟然不好意思起来;过房娘见我们与她有点生疏,也就不像过去那样热络了。 但是过房娘是热爱生活的人。她的业余生活自然安排得十分闹猛。那时她在工人文化宫业余越剧团里是头牌小生,攻范派,扮相酷似范瑞娟;那范派标志性的“下弦腔”,她从高音区一路滑下低音区,低到胡琴都拉不出来的音区,又反转上扬响亮结尾,那音色,几能乱真。 她的演出剧目多数是《十八相送》《打金枝》等折子戏,偶而也演大戏,我和母亲就去看过过房娘演出的范派代表作《孔雀东南飞》,看得母亲从头哭到尾。虽说是业余的,但也卖票,2 角3角不等,在上海市民阶层中还蛮有声望。 过房娘多姿多彩的生活,让我们一直以为她是天底下最快活的女人。 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那时,历史上没有“污点”的人都老老实实生怕引火烧身,不用说像开过米店的寄爹那样有“污点”的人更是躲也躲不过去。 寄爹原先的学徒阿二头,年轻时手脚不干净,因偷过米店的钱款被寄爹打过,一直怀恨在心。当上了造反派后,他竟然信口雌黄:说寄爹在捐献给抗美援朝的大米里掺了砂石!这一条罪状让寄爹蒙受了怨屈,被拷打致死,最后却被说成是畏罪自杀。 于是,过房娘家中被洗劫一空,让出了上下所有房间,她只能独自缩居在亭子间里;造反派还勒令她每天清扫四五条弄堂;然后接受群众批斗;弄得她整日战战兢兢、失魂落魄。 母亲知道了过房娘的处境,也无能为力。那时父亲刚被揪出来,红卫兵、造反队组织不会要我参加,我乐得当逍遥派。我对母亲说:我去看看过房娘。只要造反派不打人,过房娘扫扫地没啥好害怕的。 母亲告诉我:过房娘单是为寄爹的事情害怕吗?是担心她自己啊!第一个丈夫是湖南的茶商,解放前几年她嫁过去的。后来那里搞土改,将他丈夫定为工商地主,斗争时让他站在桌子摞起的长凳上,下边的人不断晃动桌子,跌下来活活摔死了! 后来过房娘是躲在装货的船里逃回上海的。这件事亏得只跟我这个好姊妹讲,弄堂里的人都不晓得;否则,早就把她驱逐出上海遣送回乡了,那还能有活路?到现在更不能讲出去了,讲了,那不成了暗藏的阶级敌人?肯定要把她斗得死去活来。 我吃惊地问:她是地主婆?母亲说:什么地主婆?她去的时候只是个高中生,短短几年功夫, 我就不相信她会有什么罪恶? 是啊,让我将善良温和的过房娘与黄世仁的恶毒老妈归在一类,我死也不敢相信! 那时母亲也属于不能乱说乱动的人。只见她拿出棉衣口袋里的20元钱,我知道这是姐姐刚拿来的生活费。母亲想留下10元,踌躇着还是全给了我,叮嘱我偷偷地约过房娘到公平路提篮桥碰头。 当我在一棵梧桐树下看见半年不到就头发枯黄、面色灰暗的过房娘时,心里掠过丝丝疼痛;我将钱塞在过房娘手心里,她顺势握住我的手,顾不得说上一句感谢,呆呆地望着我,笑得像是哭。 我无话找话,问她吃过午饭了吗?不料她摇了摇头;都快两点了,还没吃饭怎么行?我跑到马路对面买了两只冷大饼给过房娘,过房娘也不客气,坐在石阶上悉悉索索地吃着,因为没有水,噎了好几口。吃完,她站起身来,就像小时候那样摸摸我的手心手背,就转过身子匆匆地走了。 我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这还是我“浑身雪白雪白”、高贵又富态的过房娘吗? 不久,轰轰烈烈的插队落户将我送到了边疆。 数年后一次回上海探亲,母亲告诉我:过房娘生了胃癌开了刀。我赶忙拿着带回来的延边白参和母亲一起去看望过房娘。 人虽消瘦,精神尚好。她告诉我们:这两年对她宽松了一些,被分配在一家饮食店当了会计。只是还有一块未了的心病在折磨自己…… 我和母亲都十分不解。 过房娘娓娓道来:你们是不晓得的。在湖南益阳我还有一个儿子,论岁数比阿发年长4岁,小名叫东东。他父亲死时东东才5岁,当时我自身性命也难保,把东东托付给了一个女佣就离开的。本想日后有机会接他出来,母子俩太太平平在一起,梦里都在想啊。 可整整廿年了,不是听见“揪出隐藏的阶级敌人”、就是看到“镇压地富反坏”,三天两头吓得魂飞魄散的;这运动一个接一个,哪有机会敢接儿子啊?别看我过去一直嘻嘻哈哈珠光宝气的,内心可是揣着一把碎玻璃片扎着疼啊。 现在我得了绝症,我该要去寻找我的儿子了,辰光长了怕来不及了。地址我这里都有的,寻起来怕是不难的。 我和母亲吃惊之余,都觉得现在寻找怕是不妥当:“一打三反”还没过去呢!这一寻找,肯定会暴露自己的历史“污点”,不但给儿子带来麻烦,也不晓得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灭顶之灾?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思前想后,还是再等等吧。 只见过房娘重重地叹着气,两只眼睛传递出来的神情,是一片茫然无措。 时间又过了两年。我又一次回上海探亲。 母亲告诉我:过房娘病情加重了,医生建议再开第二刀。本来她不想再开刀了,只因为还是放不下见儿子的欲望。可是开刀后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骨髓,医生只得重新将伤口缝合。说得难听点,那不就等死啊? 过房娘想子心切,写了几封信去湖南都被退回,怕是地址变更了?不料,过房娘竟然自己买了张去长沙的火车票,准备亲自去寻找儿子。 她这种病情,出去了还能回得来?于是,我让你哥哥请假代她去湖南寻找,但需要开派出所介绍信, 这介绍信可怎么敢开啊?无奈,我只好出面联系了派出所一位熟悉的民警,请求向湖南方面帮助寻找。只是给了地址,来龙去脉我也不跟他们细说。 我对母亲说:反正人都要死了,还有什么可顾虑的、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我那可怜的过房娘! 在探亲的假期里,我隔三差五去派出所询问,可民警说对方还要调查了解,哪会这样快就有消息? 终于,在我离开上海后不到两个月,没等过50岁生日的过房娘,带着癌症病痛的折磨、带着见儿成空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不近情理的世界。 过房娘临终时,交给我母亲一件遗物:是抄家时被她蔵在盐罐里的四根金条。若寻找到儿子,让他转交给养育自己长大的养母,若养母不在了,也可作为亲生母子间的一个念想。 1976年冬天我在上海。经过多方联系,过房娘31岁的儿子东东终于寻找到了上海。母亲接待了他,并将金条也转交给了他。 东东长得极像过房娘,举止得体说话斯文,不像从小由女佣养大的乡下人。一吃完饭,他就提出要去看母亲(骨灰)。我们就陪他去了西宝兴路殡仪馆。 在寄存处的排架上寻找到了过房娘的牌位。从那一刻起,东东就一直抱着自己母亲的骨灰盒不松手。 我去办理了骨灰移交手续回来,母亲说东东进厕所多时也没出来,殡仪馆都快下班了,你进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便进了厕所。不曾想东东抱着骨灰盒蹲在洗手池旁,神情黯然。我走上去拉他起来,我知道他心里难受。 东东自言自语道:我爸爸死得冤,他只是个生意人,那十几亩地是我死去的姑姑的,也算在他头上;我妈妈更冤。她一点事情都没有,也被剃阴阳头游街示众,几天不给饭吃,如果不逃走,恐怕也是一个死…… 我伸出手扶着过房娘的骨灰盒,极力想减轻一点东东的痛苦:妈妈没有忘记你,20多年一直在想法寻找你;她是在等机会啊,她就是怕翻开那段所谓的历史“污点”…… 东东听我一说,一个大男人,对着骨灰盒竟泣不成声:我打小受过的孤独、歧视,妈妈你知道吗——为什么不早早来、来寻找到我?为什么、为什么啊?难道历史“污点”,它、它比母子团聚还要紧啊?那怕把我们判了死刑,我们母子——也要、也要死在一块啊,妈妈啊…… 门外站立着我的母亲,这时也不管不顾地走了进来,搂着东东的肩膀,泪水不断地涌出来…… 就这样,东东带着自己母亲的骨灰走了;也带着我的过房娘和她的遗憾一起走了。 我那可敬可亲的过房娘,这就是您最好的归宿了。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