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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精选:从红小鬼到总书记 胡耀邦(31)

时间:2020-07-07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陈利明 点击: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八陕西主政两百天(5) 《电话通讯》起风波 1965年春,胡耀邦感到气氛有些不对,但他十分坦然,无畏无悔。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5年1月下旬,胡耀邦看到西安市委《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报告》。报告中反映:西安市查处了9500多名投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八 陕西主政两百天(5)


      《电话通讯》起风波

      1965年春,胡耀邦感到气氛有些不对,但他十分坦然,无畏无悔。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5年1月下旬,胡耀邦看到西安市委《关于打击投机倒把的报告》。报告中反映:西安市查处了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胡耀邦批示:“看来,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已收到显著成绩,这一点要肯定。但是否都打得很准?有些老实的劳动人民因为家计困难,做一点小额的贩运活动,是否也算做投机倒把分子?退赔了没有?对这种人的退赔和斗争,是否出了问题?对吊销了营业证的一些确系家计困难的贫民,是否有妥善的安置?……为了总结经验,可否考虑群众性的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一下?暂停中,派出所、居委会仍要对大的投机倒把犯注意。”

      西安市委和市政府按照这个批示进行复查,减轻了其中4000多人的处分。西北局领导知道后,就在2月14日上午找陕西省委秘书长陈元方和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去西北局向他汇报。他批评胡耀邦“为投机倒把分子翻案”,并且说:“是不是投机倒把,只有看性质,不能看交易额的大小,只要是转手倒卖,一毛钱也是投机倒把。”

      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在西北局宣传会议上,批判了胡耀邦的《电话通讯》,认为他提出的“干部四条可能引起翻案风”。

      2月28日,胡耀邦为顾全大局,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

      3月3日,陕西省委发出正确执行胡耀邦“四条干部政策”的正式通知。主要内容是:“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其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轻重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者一时弄不清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

      3月7日,西北局发出通知,从3月11日起,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1965年1月以来的工作,邀请陕西省委书记全体成员和西北局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列席。当时在陕西长安县参加社教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也参加了西北局的会议。

      3月8日,胡耀邦找西北局第一书记谈话。第一书记对胡耀邦到陕西以后的工作作出评价,肯定了五条成绩:“你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举得很高,你是抓革命的,你是抓生产的,你的干劲是大的,你是能够联系群众的。”然后,他也讲了胡耀邦四条缺点:

      第一,省委一月工作会议,对成绩讲得不够,对缺点讲得很具体。

      第二,你的《电话通讯》对干部的四条处理意见很不妥当,会使许多人翻案,主要是这个错误。

      第三,集市贸易不发达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你说集市贸易有几条好处不妥当。

      第四,没有很好地商量,没有很好地搞集体领导。

      当晚7时,胡耀邦在省委常委会上传达了西北局第一书记的谈话以后,大多数常委认为他对胡耀邦的成绩讲得充分,缺点讲得温和,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估计那次会议后可以平安度过。

      3月11日,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开始,胡耀邦在会上报告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接着作报告。赵守一对胡耀邦主持陕西省委工作的成绩作了高度评价,并且说:“他吃苦耐劳,联系群众,以雷厉风行的作风狠抓生产。这对改革陕西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保守思想、拖拉作风和陕西地区的经济面貌,都是很必要的。”当讲到胡耀邦的错误,赵守一巧妙地一句话带过,还说,“耀邦最近发生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胡耀邦、赵守一发言之后,其他人相继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1.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包括“否定社教运动的成绩”,“夸大社教运动的缺点”,提出四条为“四不清干部翻案”的干部政策,解散“集训班”,从“隔离审查”中放出一批人等等。

      2.“用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有人批判“三个暂停”,有人批判“六个暂停”,即除了“捕人”、“双开”、“面上夺权”暂停以外,还有打击投机倒把暂停、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等。

      3.否定党的方针。例如:提出“两手抓、双丰收”的方针,提出活跃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等政策。

      4.实行物质刺激。除了把给先进单位和个人奖励耕牛、农具、化肥说成为物质刺激以外,还把减轻粮食统购任务和办化肥厂、增拨化肥等措施也说成物质刺激。

      5.破坏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以个人名义发出《电话通讯》。

      其实,胡耀邦的《电话通讯》是先发回省委,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发出的。陕西省委书记处的7位书记当时都表示同意,其中3位也发出《电话通讯》,给以支持和补充。

      这个会议开过两天之后,3月13日晚,胡耀邦去找杨尚昆,说:“我要向中央申诉。”杨尚昆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但他劝胡耀邦不要向中央申诉。他说:“稳住,稳住,你的问题就是那个四条,我还要发言替你讲话嘛。”

      西北局开会期间,陕西省委正在召开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3月16日,西北局让胡耀邦到全省贫代会上作公开检讨。胡耀邦在贫代会上宣布:“西北局指示,我在《电话通讯》中关于干部问题所提的四条意见是错误的,可能引起翻案风,停止执行。”

      胡耀邦作了公开检讨以后,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宣布有生命危险,胡耀邦被送进医院抢救。

      胡耀邦病情略有好转以后,杨尚昆去医院探望。胡耀邦又郑重提出,要回北京向中央申诉。杨尚昆说:“你要申诉是你的权利。但我劝你还是稳住,申诉对你没有好处。”杨尚昆还要胡耀邦写一个态度更诚恳的检讨,否则,事情不好了结。

      3月22日,胡耀邦趴在病床上,写了《关于陕西工作的自我检讨》。

      3月30日晚,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检讨。第一书记说:“胡耀邦在最后一次信里把他的思想说得清清楚楚,是说了心里话,是对人民负责的,我看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看了也高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个措施也就可以了。”

      最后是杨尚昆发言。他首先肯定了胡耀邦的动机是好的,肯定了胡耀邦没有犯路线性的错误。他说:“耀邦同志确实是干劲十足,想把工作做好,想把陕西省农业生产落后于临近各省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他说,“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对抗和西北局对抗呢?我看还不能做这个结论。”

      杨尚昆又说:“3月16日的口头通知(指胡耀邦在省贫代会上的公开检讨)是个转折点,时间也不长,顶多一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信中所提到的问题,有些无关大体,有些问题,像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等问题的一些说法,还要以后的实践去证明,可以继续研究。省委可以开个会,但不是批判,而是总结经验。”

      杨尚昆还说:“四条已经停止执行,问题说大也不大,不必紧张。……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问题的性质属于摇摆,不属于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胡耀邦的检讨水平写,不夸大,也不缩小,正面提,不提耀邦的名字。”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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