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张黎平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对一件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同的人总会站在各种不同的立场，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为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以事实为依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进行一次全面回顾。 一、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人才培养道路，绝不是所谓“文革”的产物 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指导思想的最早提出，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讲话，讲话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主席身体力行，让自己的儿子成为这一道路的带头践行者。1946年，为了让刚从苏联回来的毛岸英适应中国革命的环境，了解中国的真正国情，毛主席把毛岸英送到农村当农民，拜当时最有名的延安劳动模范吴满有为老师。毛主席对毛岸英说：“虽然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去农村拜农民为老师，在这所农村大学里，你能学到之前课本之中学不到的很多知识，你看好不好？” 毛岸英深知父亲的良苦用心，服从了父亲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茧，才从“农业大学”毕业。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毛主席一直关注着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1955年，毛泽东在看到许昌地委报送的《大李庄乡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材料中，谈到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这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时，敏锐地捕捉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条极佳途径，于是批示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此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口号。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指导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此后，从50年代底开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志愿报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邢燕子，是1958年下乡插队的。同样被授予“最美奋斗者” 荣誉称号的天津宝坻县知青侯隽，是1962年下乡插队的。在这些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广大城市青年纷纷报名到农村、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的批示和党中央的《纲要》下达后，山西省就有51个县的8万多青年自愿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团省委在其中挑选了1038名优秀青年组成志愿者垦荒队，由各地团干带队，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 1964年，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进一步明确提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首次以中央的名义专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出的文件，也是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培养“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联系起来。此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如火如荼，从60年代初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达到一个新高潮。仅以山西省离石县所属的柳林镇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62年到1965年到农村插队及到农场插场的城镇青年，就达到144人。因此，一些人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产物，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有人之所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视为“文革”的产物，主要根据就是上山下乡在“文革”期间在全国掀起高潮。如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发表后，从1968年至1972年，山西省共接纳安排上山下乡知青75082名，其中京、津等外地知青占62%。而由于山西本地就业压力不大，本省城镇（尤其是太原市）老三届毕业生大部分在城市安排了工作，因此，本省下乡知青的人数较少，仅占同期下乡知青总数的38%。直到1973年起，山西才把安排本地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从1973年至1978年底，山西本省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达到21万余人，占到历年本省下乡总数80%。柳林县是1971年才建县的新建县，全县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73年年底开始，除建县前插队的144名知青外，1973年以后又先后安排618人插队。 这一阶段之所以成为上山下乡的高潮，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一是建国以后，由于国内环境稳定、医疗条件和社会条件相对改善等原因，使我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现较高增长。同时教育越来越普及，受教育人数急剧增长。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这部分人口进入就业高峰期。在当时情况下，我国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客观上难以安排这么多的青年在城市就业。因此，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就成为必然选择。二是在“文革”开始后，1966至1967两年，国家没有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中央《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万知青的任务，集中到1968年后安排。一些人无视这些历史条件和事实，把上山下乡视为“文革”产物，是毫无道理的！ 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部署 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就业安排等的客观因素，但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抉择。 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怎样培养接班人？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对我国进行四面围剿、联合打压的同时，又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十条诫令》第一条就包括“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等内容。 毛主席敏锐地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提出要把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党不变色、国不变质。而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更证明了毛主席的有关预见绝非杞人忧天。 早在1959年他老人家就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并且指出：“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 1964年，针对苏联发生的问题，毛主席又提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196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谈到：“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还在受苦。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毛主席所说的女孩子，就是指唯一在自己身边长大李讷。毛主席积极支持李讷下乡到江西的一个山区农村，成为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毛主席的伟大胸襟，是对那些认为下乡插队就是“受迫害”的人最有力的回答。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和另外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又指出：“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从毛主席一系列讲话、谈话中可以看出，防止党和国家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改变颜色，是毛主席考虑的重中之重。和平演变最危险的群体，是“资产阶级分子”，而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潜在的重要因素。因此，要防止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产生上述“三个主义”，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早在延安时期提出的与工农相结合。这种相结合的过程，不仅是了解群众疾苦，听取群众心声的过程，更是建立和培养与群众深厚感情的过程。因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与群众打成一片，以了解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难题，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农村基层的工作经历是人生的一个坐标，有了这个经历，就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群众、如何尊重群众，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如何尊重事实。” 三、从实践结果，看毛主席当初战略决策的伟大意义 一项伟大的战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其历史价值，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晰。培养接班人，需要逐代过渡传承，更是需要在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其真正的价值。党的十八大后，当年的知青逐渐进入高层政治舞台。十八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一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有过知青经历，占比28%。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层中知青占比也相当高。这种比例，是任何一个群体所没有的。 从专家学者的角度看，不少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一经历的人也有着明显区别，他们尽管身处高位，但时刻不忘为最基层的农村老百姓鼓与呼。他们与那些“现在的人哪家没有50万元的存款？”“不能剥夺低收入阶层的纳税权利”等言论发布者的所谓“专家”们，所站的立场、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截然不同。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人类一项最伟大的千秋伟业，不仅需要一大批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和实干精神的带头人和社会精英，更需要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价值认同和行动支持。而全国1700多万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无疑是当今这一队伍中的强大主力军。回想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后，不仅在毛泽东时代苦干实干加巧干，迅速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面对下岗失业的困境，仍然识大体、顾大局，没有气馁，没有躺平，他们用插队时期培养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品德，默默地告别企业、重新创业，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正像柳林县的一位知青所说的那样：“正是由于有知青生活这碗酒垫底，才使自己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对下岗失业等艰难困境，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 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场，由于有着和群众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为基础，因此继续心系百姓，成为老百姓称赞的“清官”、“好官”。党的十八大后，山西先后有十几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被查，但在山西有过插队经历的6位省级领导，无一人涉案。吕梁更是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据公开报道，仅2014年前，吕梁就有百余名县级以上干部涉案，此后又查处了更多的大要案件。但我们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13名县级以上干部，28名科级干部，无一人涉及其中。 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偶然，而是与知青特殊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一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其他群体的最明显区别就是从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维和城市意识，使他们比之纯粹在农村长大的人眼界更为开阔，而对最底层老百姓艰难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养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人所不及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对这部分人的成长过程影响是巨大的，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那样“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苦难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二是大多数知青都是在二十岁以前就开始插队的，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刻，他们通过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不仅体会到基层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与老百姓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这极大地影响到以后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正像一位有过知青经历的官员所讲的那样：“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会走的太远。”三是在农村社会，使他们学会了面对实际，也学会了克服困难，培养出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在未来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的那样：“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 更重要的是，由于大多数知青与高层领导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和情节，使这部分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最诚心的价值认同者和最坚定的拥护者。同时这部分人亲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全过程，几十年的生活磨炼，使他们在是非判断过程中，少了年轻的冲动而多了成熟的理性，这也是这部分人成为“毛泽东热”积极推动者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怎么样正确评价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正确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绝不仅仅是立场、观点的不同，而是共产党立党为公还是为私？是为了大多数人还是为了“一小部分人”？是谋求千秋伟业还是贪图一时之利？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有人持有异议，特别是毛主席逝世以后，一些人迎合某种政治潮流，对这一正确道路进行诋毁攻击。但到今天，当我们看到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中央推出了正风肃纪、高压反腐、打黑除恶等一系列深得民心的举措后，才深深体会到，时间才是真理标准的最好检验器，才进一步看清了毛主席当年战略部署的无比英明！ 作者简介：张黎平，中共党员，山西知青，赴山西省柳林县庄上公社曹家山大队插队，大学学历，先后任吕梁地区反腐败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吕梁市纪委常委兼党风监督室主任、吕梁市纪委正县级常委、吕梁市物价局局长、党组书记。 （本专辑有删节）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