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八 陕西主政两百天（6）离开西安 5月初，胡耀邦出院，恢复工作。胡耀邦和第二书记赵守一、省长李启明还是坚守阵地。同时省、地、县都有一批坚持胡耀邦新政的干部，他们不声不响地按照胡耀邦的既定方针办事。杨尚昆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要求省委通知各地：生产要继续抓好，不能松动。省委立即把杨尚昆的意见传达下去。 陕西省委把整个5月份的时间都耗费在起草、争论和修改为省委6月会议准备的检查报告之中。争论的双方都抓住杨尚昆所作的结论性的发言中的一句话。一方坚持杨尚昆讲的“按耀邦检讨的水平写”，另一方坚持杨尚昆讲的，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是“对革命动摇”。可是，胡耀邦始终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摇摆”或“动摇”。他对几位领导倾吐真情：“我的家很穷，我14岁参加革命，从来没有什么山头，在长征中都没有动摇过，现在怎么动摇了？他们搞的那一套根本就不是真革命，反对他们那一套，怎么就是对革命动摇了？” 经过双方反复推敲，检查报告勉强通过。可是，在会议规模和印发什么文件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西北局要求扩大到县一级干部，省委认为，6月是夏收夏种的大忙季节，不宜把各县的干部都抽上来开会。经过杨尚昆的斡旋，才确定扩大到地区一级。 在准备省委检查报告期间，还有两个插曲：一个是省委有个书记的告发，另一个是林牧向中共中央上万言书。 有一天，胡耀邦从丈八沟宾馆回到家里，心情沉重，林牧和戴云问：“出了什么事？”胡耀邦说：“尚昆找我谈话，批评我议论了刘少奇。”他们听了很紧张。因为在那个年月，议论党的领导人，是反党性质的大问题。他俩着急地问：“你到底说了少奇什么话？”胡耀邦说，4月间，他住院治病，这位书记也去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闲谈，他主张反“左”，这位书记主张反右，并以196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要求“反右倾要画龙点睛”的信为根据。胡耀邦为了说服老朋友，就说：“中央关于反右倾的那个批示，是少奇的意思，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不赞成那个批示。”原来胡耀邦传播的是毛泽东的意思，并不是他个人指责刘少奇。按照当时的规矩，胡耀邦的错误是“自由主义”、“小广播”。 在有人告发胡耀邦的同时，由几位同志提供材料，由林牧执笔，先后写了两封长信，向中央反映陕西社教运动中的极左表现及其恶果，反映胡耀邦提出的观点和措施在陕西产生的积极作用，要求中央直接解决陕西的问题。两封以林牧个人名义写的长信，都请田家英转交党中央。7月上旬，中央办公厅秘书组给林牧回信说：“你写给中央的两封信，给中央负责同志看过。” 1965年5月30日至6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专门检查工作会议。胡耀邦做过检查报告以后就不再去会场，让大家敞开议论。会上，大多数干部认为：胡耀邦主持陕西工作以来，成绩很大，面目一新，缺点、错误是局部的、一时的；极少数人认为错误严重，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动摇”，“对革命动摇”。还有一些干部仗义执言，公开表示：胡耀邦同志有功无过。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发表了省军区党委集体讨论的意见。他说：“衡量成绩与缺点，正确与错误，要看是不是把工作搞上去了。胡耀邦到陕西时间不长就把工作搞上去了，有什么错误？”有的地委书记说：“什么政治上动摇，胡耀邦的《电话通讯》，省委书记们都赞成，我们大家都赞成，难道大家都动摇了？”还有一些厅、局长在会上不发言，晚上到胡耀邦家里去慰问，并说：“大多数人心里有数，是尊重事实的。” 胡耀邦坦然自若，其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一面来自陕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一面受到北京一些领导人的保护和鼓舞。 余秋里打来电话说：“听说你出了一点问题？”胡耀邦简单介绍了情况以后，余秋里说：“怎么搞得那么厉害？在西安谈不清楚，回北京来谈嘛！” 两天后，叶剑英元帅率领张爱萍、张宗逊将军等到陕西视察军事工作。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叶帅等接风时，张爱萍将军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 接风宴会结束以后，主人们向客人告别，叶帅说：“耀邦，你留一下。”叶帅问：“什么问题？”胡耀邦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1965年6月11日晚，胡耀邦在陕西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8条申辩发言。后来省委6月工作会议通过了一个以安排工作为主，对争议问题不作结论的会议纪要，会议于6月18日结束。 6月18日，胡耀邦以回北京治病为由，向西北局请假。由于西北局知道是叶剑英要带走胡耀邦，不便加以阻拦，第一书记给胡耀邦回信，要他好好治病养病。 胡耀邦自1964年12月30日到陕西，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一共在陕西主政200天。 （未完待续）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