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八 陕西主政两百天（4）他在2月14日从安康发出《电话通讯》以后，2月15日到了石泉县。在石泉县委召开座谈会后就研究案子。对一般案子，上下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就立即加以纠正。 石泉县有一个青年干部被他的未婚妻抛弃了，这个青年很痴情，买了一瓶农药，把不再爱他的未婚妻找来，要求两人一起服毒自尽。他对未婚妻没有任何非礼举动，未婚妻以杀人罪把他告上法庭，法院要按谋杀未遂判刑。胡耀邦得知这一情况后，说：这个青年的做法，当然很错误，不过，他只是吓唬吓唬原来的未婚妻，希望同她重归于好，并没有动手强迫女方服毒，女方也没有受到伤害。这个小伙子被女方遗弃了，已经很痛心，再给他判刑，他会更加觉得这个社会没有温情，更加活不下去，社会的同情也会在他这一面。能不能说服这位女青年，给男方以行政处分，让他向女方赔礼道歉，看女方愿不愿意撤诉？后来，这个案子就这样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合理合法地解决了。 2月15日晚，胡耀邦从石泉县到了西乡县。西乡，当时是陕西省的三个社教试点县之一，由汉中地委书记张军任工作团长，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各派一位书记蹲点坐镇。陕西省委那位蹲点的书记认为，汉中地区土改、镇反很不彻底。地委认为：汉中地区土改中所定的地主、富农已经占到农村总户数的6%左右，镇反杀人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也高于关中，基本上是彻底的。在西乡社教中也有两种意见。省委蹲点书记认为：西乡县委和县政府烂了，是夺权单位。地委工作团认为，西乡县的党政领导干部中，只有一个副县长是问题严重的四类干部，而且这位副县长的问题仅仅是男女关系，如果不是自杀，连四类干部也排不上。至于一把手张正范，本人没有问题，只因为他的夫人在西乡解放前以中学生的身份躲过清查，省委这位书记就说张正范同有敌对思想的地主女儿结婚是丧失政治立场，是四类干部。 第二天上午，张军向胡耀邦汇报了一般工作情况后，就提出汉中地委同省委蹲点书记的几点分歧。对于土改、镇反是否彻底的问题，胡耀邦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从数字上看，汉中地委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西乡县领导班子和农村基层的问题，胡耀邦要求工作团一个人一个人地介绍情况，上下共同研究问题的性质。例如：县委一把手张正范，胡耀邦认为：不仅他个人没有问题，他的妻子也没有问题。他说：一个小姑娘，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逃过解放，后来又回来了，这很正常嘛，是什么敌对思想、立场问题？他认为县委一把手和县级领导班子，都是比较好的，不是夺权单位。对于基层的一些问题，胡耀邦也否定了蹲点书记的过“左”做法。 这次会后胡耀邦接见了大部分被限制自由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们。这就说明，他们已经获得解放。 2月16日，胡耀邦到了城固县。 当时，城固县委正在召开县、区、社三级领导干部会议。胡耀邦一下车就走进会场，要求大家递条子提出问题，他快刀斩乱麻，当场回答和解决了38个问题。下面是会上的一部分对话： 有区社干部说：油菜产量下降，主要原因是粮、棉争地。 胡耀邦回答：有四条原因，省上解决两条：征购粮任务过多的适当减少；今后从省到公社不再下达粮食、油料种植面积指标，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其他问题，地方自行解决。 有区社干部提出：夏粮征购时间正值收麦和插秧的大忙季节，农民往往为交粮来回跑几天路，荒了田。 胡耀邦问：夏征和秋征什么时候合适？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最后，胡耀邦说：按你们多数人的意见办。今年，夏粮征购推迟到7月下旬完成；秋粮征购推迟到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完成。大家拍手称快。 有区社干部提出：农田普遍缺肥料。 胡耀邦回答：一种茄子，二种油菜，三种胡豆、豌豆，四种满园花，五种一点大麦。没有化肥，我们自己造，今明两年全省建起5个总共年产7.5万吨化肥的工厂。还要种绿肥，发展养猪，山区搞草木灰。 有区社干部提出：化肥调拨太迟，耽误生产。 胡耀邦问：什么时候调拨好？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进行讨论。最后，胡耀邦拍板：按大家的意见办，一年调拨两次，一次在开春前，一次在6月份。 有区社干部提出：汉中大桥低，河床抬高了4尺，淤田20万亩。 胡耀邦回答：这不光是城固一县的事，三千里汉江，陕南占一半，却没有一座大桥，很不方便。今后在安康、石泉、城固修三座汉江大桥，陆续上马。 后来，胡耀邦指示省级主管部门对三座汉江大桥立项，筹措资金，进行勘察设计，这三座大桥在“文革”中施工建成。 有区社干部提出：城固脱产干部缺额不少，请求上级调派一批干部来。 胡耀邦回答：这一条意见不对。哪里都有人才，干部不够自己提拔。 胡耀邦这种明快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深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赞扬。有的基层干部说：“胡书记下乡地动山摇，刀下见菜，我们提了多年意见解决不了的问题，胡书记三锤两梆子就解决了。” 2月16日晚，胡耀邦到了汉中地委。 17日全天开座谈会，先谈生产建设。胡耀邦要求干部弄清和牢记自己主管地区和部门的历史和现状、情况和数字，并对今后的发展有一个轮廓规划或设想。他喜欢考干部，当某些领导干部翻开本本作汇报时，他常常要求干部合起本本讲。有时谈到一些情况和数字，干部记不清要翻本本，胡耀邦代替他回答。那位干部惊讶地问：“胡书记怎么知道？”胡耀邦说：“我是从你们的报告中看到的。”胡耀邦还擅长心算，爱替地、县、社计算生产账、收入账和未来发展账。那时还没有计算器，大家的笔算和珠算都赶不上他心算结果的速度，只能对他的心算起核对作用。 谈完工作后，还要谈当地的风景和风俗，胡耀邦问：你们秦岭上那一条金牛路是怎么得名的？只有一个干部知道五丁开山、金牛修路的传说。胡耀邦又讲到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县的韩溪，传说韩溪突然涨水，韩信过不了河，才被萧何追上。讲到这里，胡耀邦问：你们汉中人就这个故事写过一首有名的诗，谁记得？会上没有一个人记得。胡耀邦说：那首诗是“……若非一夜韩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接着又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昨天晚上从你们《汉中府志》上看到的。我考你们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你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府的地方志。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物产、自然灾害、风俗人情和名胜古迹，不可不看。”他的经验之谈，给在座的干部以深刻的启迪。 胡耀邦在视察水利工程时，还能对施工设计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他长期博览群书又勇于实践的结果。当时，陕西省委许多干部赞扬胡耀邦说：“耀邦同志有四个不断：读书不断，工作不断，思考不断，议论不断。” 在座谈社教运动时，汉中地委谈到社教中打倒了汉中地区一些闻名全国的先进单位。例如：沔县高潮公社连续9年水稻大面积亩产千斤以上。公社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依靠贫下中农呢，贫下中农不要翘尾巴。”由于这一句话，工作组把公社领导人定为打击贫下中农的“现行反革命”，把公社的红旗也拔掉了。会上一些干部愤愤不平地说：高潮公社的工作组长是省上的一位局长。随行的林牧插话说：“他有历史问题，他原来是胡宗南长官部的少将处长。这种人就是容易用‘左’的行动来掩盖‘右’的历史。”胡耀邦当即批评道：“你的思想还是不够解放。此人在高潮公社整错人，不对，应该批评。但是，你不要同人家的历史联系起来，他过去做过胡宗南的少将处长，后来参加地下党，是有功的嘛！我们应全面、历史地评价一个人。” 当天午夜，即2月18日零点前后，西北局第一书记给胡耀邦打来电话说：“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原来，西北局把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寄给中办主任杨尚昆，并说：西北局认为其中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杨尚昆送给彭真，彭真又送给刘少奇。刘少奇看过后说：“除了那个四条以外，我看文字上对阶级斗争讲得也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几位领导人又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去谈，毛泽东没有看胡耀邦的《电话通讯》就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 2月18日上午，胡耀邦给《电话通讯》的诞生地安康地委打电话，传达了西北局的电话内容，请他们防止翻案风。安康地委书记韦明海说：“从各县多级干部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的影响严重，不存在翻案风的问题。”胡耀邦又找汉中地委书记张军、彭彬商量，他们的意见同韦明海完全一致。 2月19日，胡耀邦经过留坝去凤县。留坝，因留侯张良隐居修道而得名。当时，凤县正在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县、区、社、生产大队四级干部会议。胡耀邦和林牧分别参加了小组会。他们在会上发现：听了胡耀邦的《电话通讯》以后，被整怕了的基层干部半信半疑，表示了有保留的欢迎。贫下中农代表却有一种漠然、木然的神态，似乎在说：上面叫批斗谁就批斗谁，上面叫解放谁就解放谁。情况同安康、汉中两个地委反映的一样，“左”的倾向和影响仍然很严重，哪里有什么“翻案风”？谁敢刮“翻案风”啊！ 2月20日，胡耀邦到了宝鸡地委，他把西北局电话上的批评向地委和行署领导人传达了。宝鸡地委的看法同陕南两个地委一样，甚至讲得更加肯定。他们在感情上像知心朋友一样同胡耀邦倾吐积压多年的心里话。 2月21日，胡耀邦到了武功县杨陵县。杨陵，是后稷教民稼穑之地，也是暴君隋炀帝杨广埋骨之地。那里是西北地区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西北农学院和农业、水利两个中等专业学校以外，还有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及其十几个研究所，有中央直属的水利、水土保持、植物等研究机构。胡耀邦于第二天上午召集杨陵各单位、各学科的农业专家座谈，请他们来为陕西农业的发展献策献计。西北农学院的学生听说胡耀邦来了，要求讲话。胡耀邦和同学们见了面，同学们蜂拥而上，把胡耀邦团团包围起来，无拘无束地问长问短。胡耀邦谈话之后费了很大力气才挤出重围。 2月23日，胡耀邦完成了这趟下基层调研，经过咸阳地委回到西安。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