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有一个以知青为主自发组织的文学社，叫“故人旧事”，这群半百已过的“老头老太”激情四放，不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蜂拥的文学青年热潮流，他们创作了好多的耐读耐品的文章，其中带头人贺岩先生才从获得全国奖的领奖台回来，社员中也有不少也获得过各种奖励。 知青生活作为中国特有的社会生活资源，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过这么轰轰烈烈知青运动。初识知青文学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在学校时就从梁晓声、张抗抗、韩少功、史铁生、叶辛、肖复兴等大批知青作家那里吮吸了大量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元素，丰富了我的生活视野和思考问题的多角度，几十年来我对知青题材情有独钟，尽管知青时光已经流逝了几十年，知青文学题材仍然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存在无限的叙事空间，作家们不断自我挑战、自我颠覆、自我再造，刷新出不同时代对于知青生活的不同认识。 无论如何，知青文学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学名词。中国工人出版社知名编辑岳建一曾经主编过《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丛书，并在编选中提倡民间记忆。“因为民间记忆虽然有着贫寒的烙印，但是它具有质朴、尊严，民间记忆是一切历史的精魂，没有民间记忆的纪实文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文学。” 知青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种面貌。多年来，知青文学一直不断地出版，层出不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作家肖复兴的《绝唱老三届》最初也是写于一九八七年，后连续三次再版。初版描写上山下乡运动中分赴全国各地的知青在乡村的生命、情感与命运，以及知青大返城初期的生活境遇，新版又补充了知青大返城后即一九七九年后这三十余年的跌宕起伏新的生活际遇与命运。知青这一代所经历的“文革”、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这几个中国不同的重要历史时期的生活命运，在《绝唱老三届》中有了一个更清晰完整的勾勒。 肖复兴表示，希望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走进记忆的深处，也走进现实的前沿，不回避历史、现在和知青的内心，“为这一代人立传，写他们其实就是写我自己。” 凡是有知青的地方都会有许多悲怆感人的故事发生，在知青题材的宝库里挖掘历练的作家大有人在。作家叶辛在贵州当知青十年，将自己的经历写进了属于自己内心呐喊的小说《蹉跎岁月》倾诉十年的坎坷岁月，《孽债》写他们回到城里遭逢机遇，《客过亭》写知青重返山乡寻找青春岁月，这差不多完成了一代人的命运书写。如今，“蹉跎岁月”四个字，也已成为人们对那个特定年代知青们遭遇的代名词，三十多年来，《蹉跎岁月》一印再印，已经有过十几个版本，印刷过几十个版次。 直到现在，他脑中仍然有很多知青的故事。在知青文学的写作队伍中，作家王松用一种极端化的方式表达知青的绝望，“冰冷”、“尖锐”成了他的标签，其作品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恶，让人读到了特殊年代中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动物之间的暴力和冷酷。甚至有评论家说，王松写的知青小说是“恶之花”。他坦率地说，写作是灵魂深处的外泄。真正的好作家不应该在作品中欺骗别人和自己。 关于作品中对人性恶的深刻揭露，王松说：“在我开始对生活有记忆的时候，我所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感受到的温暖是很少的，这些决定了我对生活的看法。‘文革’中我父母被关在牛棚里，我是在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有一种极度的自卑，也使我永远站在生活之外，对任何事都做旁观者，使我本能地对生活有一种绝望。”不同的作家，认识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个体的差异。有的作家看待问题很达观，很宽容。但是我们也相信，偏执也是一种作家性格。“用弗洛伊德的观点，童年时有这样的情结，受到这样的伤害，决定了对问题的思考。最典型的代表作品《红汞》、《双驴记》就是这样表达的。作家王松说：“每当写起这样的小说，我有一种快意，有一种淋漓尽致的酣畅的感觉。”很多作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对于知青文学的书写不曾中断。为何三十年来对于知青文学情有独钟？作家韩少功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是一张白纸，留下的痕迹较为清晰，对日后的影响可能很大。 但日后的岁月是显影剂，是变焦的镜片，可以改写少年的记忆。所以仅有知青生活一段是不够的，即便是写知青，后来的经历和感受会决定你是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韩少功在一系列小说文本中塑造了鲜明生动的知青群像。有知青上山下乡时理想与现实的悖离，也有知青回城后的多彩人生。三十年后的写作和过去知青时代写作的心态有何不同？韩少功在创作谈时说，我们这些同辈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构成了坎坷、震荡、裂变、悲欣交集的一个巨大总和。在随便说一两段知青往事，他们都会觉得惊讶不已。 但这样一大片经验资源，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沉淀、消化以及回应。我们到底做过了些什么？我们到底有哪些得和哪些失？如果与儿孙辈交谈起来，我们能提供哪一些人生教训？……这就是我写作中经常遇到的疑问。事情毕竟过去这么多年，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克服情绪化，多一些冷静求实。 梁晓声曾以《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等作品名扬天下。时隔三十年，他再度提笔创作时仍有不同感受。他在创作谈中说到，以前我只是写这一代人如何如何；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这一代人背后的时代更加可贵和重要。我写《返城年代》并不是为了怀旧，更重要的是回到历史的端点，展现一段真实的岁月，给现在的年轻人补上历史记忆。 展示知青这一代人返城生活及命运，人生思考及心路历程。作家邓贤一九九四年创作了《中国知青梦》，二OO四年又创作了《中国知青终结》，而这部作品先期在《当代》杂志发表，前所未有地引起刊物脱销加印。自此，拉开了知青反思读本的序幕。《中国知青终结》承接了邓贤对知青命运的一贯关注，不仅在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掘，更在思想高度上有了新的提升，记录了一批跨越国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知青们的命运。他们是最后的知青，知青运动的句号。他们轰轰烈烈而又凄凄惨惨的命运是一代中国人的缩影。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无论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邓贤说，他希望自己的“终结”不是结束而是开端，希望在看到“终结”之后，有源源不断的新的知青文学的诞生，有更多更深入的反思由此展开。尽管逝去的那段历史中有许多值得诅咒的东西，但记录绝不是止步于诅咒，而是在客观的记录中蕴藏着冷峻的反思，是为了那段悲剧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因此，知青文学作为中国特有的社会生活资源，我们关注知青文学的读者不单是知青一代，不单是一代知青的后人，甚至也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读者，更是所有的人。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