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样的岁月会在心路上刻下深深的痕迹？同学们会说，是青春的岁月。 什么样的故事会在晚年时时萦绕梦乡？朋友们会说，是知青的故事。 是啊，梦幻的年龄，青春的年华。我和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也不得不走上山下乡的道路。 广阔天地见真情 从小我就是一个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小学里就担任了南宁市少先队总部的副大队长，中学里我是南宁二中的少先队大队长和南宁市学生代表。1966年，我初中毕业那年，爆发了文革，不能升入高中，将来上北大的理想成为泡影。1968年12月后，南宁二中老三届毕业生分三支“纵队”上山下乡：第一支扎营南宁市郊，第二支开赴南疆边陲，第三支远征百色山区。我去了广西西部的边境县——大新县恩城公社插队。那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我们留下了战天斗地的身影，度过了刻骨铭心的岁月。刚下乡时对毛主席说的“广阔天地”满怀着憧憬，但在派出所办户口迁移手续时，看着民警在户籍卡上盖下“已注销”的印章时，心里还是不自主地冒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插队的山村，田瘦石多，广种薄收。我住的房东家，是一栋用藤条竹片搭建，稻草裹泥糊就的棚屋，四壁透风，摇摇欲坠，似乎用力一推就会整体倒塌。房东家最好的东西就是打酒的行军水壶，“四房一厅”仅有一盏煤油灯。嗜书如命的我只好用墨水瓶做煤油灯，入夜即忽明忽暗地摇曳着陪伴我，当年我们戏称它是“知青牌”煤油灯。 村里有的人居住木结构的“吊脚楼”，楼上住人，楼下养牛，自古就被称作“干栏”。这些干栏依山而立，错落有致，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构成了神奇、古朴、美丽的画卷，是广西壮族最具特色的民居建筑。 插队头一年，我们还不能挣工分来养活自己，国家供应我们每个知青每月30斤大米和9元津贴，这些钱粮由房东掌管，可我们能享用的只是难撑一天辛勤劳作的玉米糊，不到收工早已饥肠辘辘，长年累月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 看着碗里的野菜和玉米糊，我真为祖祖辈辈受穷的乡亲难过，但又被玉米的风骨所感动，它翠绿的叶片相挽相牵，纤细的茎杆相偎相连，根像鹰的利爪，向下紧紧抓住泥土，组成大片的青纱帐，似铜墙铁壁般抗击着风吹雨打。农民就像这些农作物一样顽强地在这片红土地上繁衍生息，我们知青也应该像它们一样努力调整自身的状态，在艰苦的环境中站牢脚跟并生存下去。 在那饥馑的岁月中，同学们虽有饿莩之相而不掠，最高理想竟是结伴爬山越岭四十里到县城去吃一碗粉！ 大山里山道弯弯，行路全靠脚板丈量。有一次去县城，烈日下正渴得要昏过去一般，突然发现一个“牛漉窝”（牛打滚形成的小凹坑）里尚存一点积水，我们渴鹿奔泉似地掬起来就喝，那泥腥味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 淳厚浓郁的乡土气息透着苦中乐、乐中情。开头几年与贫下中农过“革命化春节”吃的是忆苦饭，后来过年就较正常，农户过了一年苦日子，再怎样也会弄几个小菜乐一乐的。遇到哪家有喜，特别是人丁兴旺的大户人家，则摆上三五桌招待亲友。一时间贫瘠的山村便沸腾起来，搀娘牵爹、呼儿唤女、笑语吟吟、蜂涌而至，甚至七八十里外的远亲也翻山越岭赶来。我们知青也少不了“应邀”前往贺喜，笑逐颜开地分享难得的“犒赏”。 艰辛磨砺谱春秋 村里旱地水田参半，旱地常种作物有玉米、木薯、花生和红薯、甘蔗，水田则种植水稻。 大新的田地多有岩石点缀其间，犁地耙田都要小心翼翼。耕田犁地，我们常常一身泥水一身汗；春播收割，长时间的弯腰作业腰背酸痛。我们很快就通过了这些必修课，而且在开山造田、拓垦扩地、打砖伐木等方面，也练就成了行家里手,甚至有些“科目”比农民更胜一筹。 我们在没膝的烂拌田耕耘，任牛尾甩一脸泥浆污水；在蚂蟥游戈的水田里挑禾，任锋利的稻茬在腿上划出道道血痕；在陡峭的山林石径间挥斧，任百斤湿柴把双肩磨出一片厚茧，在南国如火的骄阳下，同学们早就晒脱了几层皮，白嫩肌肤变得黝黑发亮；在过人高的玉米地里，我们与农民一起穿梭其间，任由粗糙的玉米叶刮划着皮肤，享受着收获的喜悦；在弯弯的山道上，知青能和社员一样赤膊光脚、在酷暑中挑着重担行走自如地送公粮。 每天起早贪黑不止十小时的重活，我和张丹江尽管是年轻的“大老爷们”，一天下来骨架子都散了。谭若苹、张行和女社员干的活更多，腰酸背痛还是小事，谁看了都心疼。劳累饥饿、营养奇缺使同学们很快就消瘦了几圈，好长一段时间索性连颧骨都塌陷下去了。 那年月，讲究“政治挂帅”。大伙都累得一塌糊涂之际，村里还是雷打不动地坚持晚上政治学习，一番“斗私批修”后，我们才能枕着月光睡去。 辛苦中，还是会得到一些意外的关照和享受。有一次“双抡”过后，我和民兵班长值夜班，为夏收后的粮库站岗。班长见我疲惫不堪的样子，就让我打个盹。这个“盹”真够长，身子往墙边一靠，一切都浑然不觉了，竟酣睡到雄鸡高唱，而班长却一夜未曾合眼！ 我们就是这样体验着原始农耕的辛酸和欣喜，领教身体和心灵的痛楚。在寒来暑往，春耕秋耘中经受磨练。可是，我们这些知青已成为躬耕畎亩的新农民了，一天工分值却只有1角钱！ 我们还有过与社员用鸡蛋换粮票的经历。可这真是矛盾了——想增加营养，就舍不得鸡蛋，想填饱肚子，就不可忽视粮食！ 每值深秋，当队里收完了农作物后，我们就在“战后”的地里再“扫荡”一遍，找些遗漏的小红薯和长芽的花生，作为粮食的补充。 一次，我去参加县里新华水库会战，生活非常艰苦，谭若苹让人带给我一罐肉炒萝卜干，那真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啊。整个民兵突击队当宝贝似的每人分一粒萝卜干，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吊起了谗虫，却再也没有了。 最开心的是交公粮，尽管自己口粮有限，也要保证国家这一大头，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村上的贫下中农还争着拿“头彩”呢。你看！送公粮队伍扛着红旗，敲锣打鼓，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挑着一担担玉米和稻谷，迈着欢快的脚步直奔公社粮所。谭若苹、张行即使摇摇晃晃地过浮桥，脸上还是挂满了喜悦，我和张丹江情不自禁地躺在金灿灿的粮山上，闭着眼睛美美地享受粮食的清香。 苦乐人生梦峥嵘 尽管劳动充满汗水和伤痛，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然怎么才叫接受好了“再教育”呢。 记得人们常说的“人生三畏”——喝酒、抽烟、开会，我们都领教了。就说抽烟吧，明知是“睁着眼睛吃砒霜”“分期付款买死亡”，可男女社员干活全靠抽烟的工夫可以名正言顺停下来休息，我们知青还傻乎乎地继续埋头苦干。本无吸烟欲，无奈俗不依，为争得那一点点休息的权利，我们也走进了抽烟的行列。而女同学冰心玉洁，始终一尘不染。 激情与困惑相煎，热忱与无助交织，催生了特定年代的知青文化。当年劳作之余，同学们就自演自娱，激情演绎知青的交响人生。李凯南演唱的《红灯记》有板有眼，我们自己填词的《送你一支玫瑰花》却不失调侃和无奈。其中唱道：“不是我不爱你，因为你是插队的。你要是不回来呀，我们就只好分离……”曲调哀婉动人，那是一种从绝地里生出的情、从悲苦中透出的美，常人无法体味。 “知青沙龙”时常传来那首唱者如泣如诉、听者热泪涟涟、歌声悠远绵长的《知青思乡曲》。我当过中学红领巾文工团团长，收藏有中外名歌珍本。那些经典旋律时时撞击我的胸襟，但在公开场合是万不可唱的，只能在放牛时朝着峦峰旷野、赶圩时对着蓝天白云，才敢一吐为快，用只有苍穹欣赏的音调唱出流逝的如歌岁月，用只有大地陶醉的交响奏出梦想的乐章。 那时公社的重要喉舌就是广播站了，各生产队全拉上有线广播，几只小喇叭就能覆盖全村。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到传达县、公社的重要工作部署，从国家大事到各大队、生产队的春播秋收进度，社员们都能及时知道。可我发现，村里除了队长、会计、党员和我们知青外，多数社员只关心自家的灶台，收工回来做饭、喂鸡、圈猪、劈柴团团转，忙得一塌糊涂，甚至无暇训子课孙，其他根本不感兴趣。 我和钟小怡、傅晓榕、何莎等同学多次参加县以上会议，那烙有深深时代印记的“请柬”——多为裁成巴掌大的纸片，上面赫然盖上鲜红大印，并特别强调自带行李口粮。一次我收到的 “共青团大新县代表大会”的请柬更具时特色，它是大队干部将公社的信笺裁下半张，盖上公章后给我的，“特制”的原因是他要用那半截纸来卷烟！ 不管怎么说，还是一方水土，万种风情，农民习裕与知青也会碰撞出美丽的文化火花。山村妇女傍晚收工后忙完各自屋里、院落的家务，就到河边洗衣服了。她们洗衣不用肥皂，而是挥舞湿漉漉的棒槌使劲拍打那一件件衣服。她们不唱歌，不说话，棒槌声是河边唯一的音响——啪！啪、啪、啪！短而急促地连着四声，富有韵律。知青谭若苹有一次洗衣打完肥皂，两袖挽起，手叉着腰，一边用脚有节奏地跺着衣服，随口改编了经典舞曲《洗衣歌》： “知青社员一家人，收工回来洗呀洗衣裳呃。洗呀洗呀，快快洗呀，咳——好勒！”村姑们看得目瞪口呆，手都不知道放哪了，仿佛梦幻一般。 那时的会议也很有意思。开会要背着行李和粮食走乡间小道40多里，或走15里的牛车路到公路边搭乘班车进城。到了会场，每人先交上一小袋米，会议后勤组的同志光收米就忙得不亦乐乎。有一次是“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交口粮竟然排起了长队，成为一大景观。住的吧，不是安排在闲置的办公室，就是安排在学校教室或机关礼堂，清一式打地铺，几十人住在一起成了代表们的“快乐老家”。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希望的嫩芽终于破坚而出，随着父辈的“解放”和历史的进程，艰苦磨砺、风雨同舟的同学们在“三招”中获得了新生。先是伍丹丽、农人华应征广西军区生产师，接着霍际平、徐小凡参军入伍，再是李海萌、钟小怡被招到柳州铁路局，最后是我和谭若苹抽调到广西维尼纶厂，当我拿到户口和粮食迁移证，确认可以回家的那一刻，不禁热泪盈眶，四年的插队生活，不由得心绪如潮，一时岂能平静？ 【作者黄少雄，中共党员，南宁二中66届初三毕业生，1969年1月在广西大新县恩城公社恩城大队插队。1972年12月招工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维尼纶厂，后在南宁桂源房地产开发公司、广西王莹文律师事务所、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等单位工作，现退休。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广西知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