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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八九月间，在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之前，上海几所中学的学生自发组成了卫焦战斗队。卫焦，顾名思义，“保卫焦裕禄战斗队”。 卫焦战斗队下乡
薛松鹤："他们就带着理想，带着抱负，满腔青春热血到农村去，建设农村，改变农村。跟69届后来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以后，有些是无奈下乡的，这个下乡的目的不同，他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 在上海北郊中学，一些卫焦成员把想法和物理老师曹揆昕和盘托出。没想到比他们大十岁的曹老师不但热情支持，还自告奋勇，要跟着学生们一块儿下乡。校领导却感到为难，表示：“教师上山下乡，没有先例，上级没有动员。曹揆昕找到区教育局，也得到同样的回答。
曹揆昕："有人就会讲风凉话，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学生的家长：老师上山下乡，他是骗你们的。他们觉得你每个月有50多块的工资，好好的，不可能离开那么好的上海对吧。" 虽然是教师身份，曹揆昕也与学生们的想法一样，觉得自己缺乏锻炼。 曹揆昕：卫焦战斗队大概有70多个同学吧，当时下去的人没有一个人想回来的，都是认为下去就是一辈子当农民的
卫焦战斗队派出两名学生去兰考联系下乡，热情似火地表明不怕吃苦的态度，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三个月后，毛泽东主席在《人民日报》发表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市范围的“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市领导说，安徽淮北穷，只有粗粮吃，上海知青习惯吃米饭，报名去的人少，希望卫焦战斗队带头去淮北。卫焦战斗队当即派出十几名学生代表到阜阳地区考察，选定了比较贫困的蒙城，并要求分配到蒙城最穷困的沿芡河地区。因为有了“最高指示”的发表，曹揆昕也如愿以偿，于1969年1月，跟随来自六六届高中到六九届初中的卫焦队员们，唱着卫焦队歌，来到了大雪纷飞的淮北平原。
1970年4月，16岁的薛松鹤满心欢喜地来到了蒙城前楼西生产队，这里的11名知青全是卫焦战斗队的成员，薛松鹤年纪最小。薛松鹤看到，这里的土壤是泛白的块状的砂浆，在贫瘠的盐碱化土地上，人们勒紧裤腰带、饿着肚皮辛勤劳作，一亩地也只出产一二百斤的小麦。
薛松鹤：地瓜那个能达到千斤，一亩地能达到上千斤。那么吃地瓜，像我们一年八个月，要吃这个地瓜。很多同学也受不了，反胃酸啊，都要就着那个非常非常咸的咸菜，才能够吃下去。什么都吃过，我印象比较深的，比方讲把那个小麦磨成面以后，磨下来的麸子，麦麸子，我们都吃掉了。
卫焦战斗队的知青们希望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们希望将书本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希望快速地改变农村面貌。然而农民的信任并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 1970年的冬天，薛松鹤下乡半年后，立仓区召开知青大会。散会后，在场的几十名卫焦战斗队队员们留下来，汇聚在立仓区卫生院的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通宵开会，商议怎样尽快改变蒙城农村的落后面貌。 会上，前楼西小组用了时兴的字眼“夺权”，他们认为农村基层干部素质较差，是“学大寨”的障碍，应该被“搬掉”。 会后，有的知青小组在开明的农民领导班子的帮助下进行科学种田实验。在主张“夺权”的前楼西小组，又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后，陈嘉林毛遂自荐担任前楼西生产队队长。在副队长等农民领导班子的帮助下搞生产。
他的理想是把前楼西生产队建成“大寨”式的先进典型，让老乡吃好穿暖过上好日子。 留，我的承诺 在这六间“干打垒”里，前楼西知青小组实行集体大锅饭，年底分红平均分配，带领前楼西生产队改变农村面貌。因为他们是卫焦战斗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成为宣传的一杆红旗。《安徽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纷纷报道，上海电影制片厂也两次来拍摄纪录电影《广阔天地》和《大有作为》。
《广阔天地》拍摄了知青们不怕脏和累，广积粪肥达四千多斤。只是农家肥有限，化肥又需要国家计划进口，供不应求。于是，陈嘉林让薛松鹤去上海嘉定购买菌种，回来制作菌肥。 陈嘉林叮嘱薛松鹤：为了让老乡相信菌肥的作用，一定要搞好对比试验田，做好农作物的对比纪录。知青们进行了蔬菜田，玉米地、棉花地的对比试验，效果显著，老乡们打消了顾虑，把菌肥大规模地运用到田地里。 灌溉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陈嘉林为此一趟一趟地跑县水利局，争取来了打机井的补贴，他用手扶拖拉机和架子车运回了三十多只机井水泥管和技术设备，发动队里所有劳动力，整整七天七夜不停工地推钻头，打出一口深达三十米的机井。 陈嘉林当生产队长三年多，带领着知青和老乡们，选用优良品种科学种田、逐步实现机械化、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搞副业和多种经营，队里的工分值从九分钱，上升到了四角多。前楼西生产队也成为立仓公社科学种田生产队。前楼西的卫焦知青们总在不懈地自学知识，力能所及地帮助农民。 1974年底，赤塘公社成立，前楼西知青小组组长张荣国任公社书记，次年陈嘉林任公社副书记，薛松鹤任公社拖拉机站副站长，他们的身边又重新聚拢了来自各个生产队的五六十名知青。
薛松鹤对于拖拉机站有着一套规划，他想整修道路、培训人员、学习农机维修，建设一个先进的农机站，配合陈嘉林建设好赤塘公社。而随着招工招生的机会陆续出现，他不断面临着考验。 1976年夏，来之不易的招生名额下来了，公社决定推荐表现好的薛松鹤去，薛松鹤不愿意走，他把名额让给了女朋友小沈。女友上大学后回信越来越少，薛松鹤一次次地白跑二十里地，一次次地品尝着失望的滋味。不久，恋情宣告结束。对于注重承诺的薛松鹤，女友的食言让他一度无法接受。 离开，回望 到了1978年底，可以无条件回城。 回城后，薛松鹤在宝山区政府工作。十年热血知青岁月成为他人生最难以忘怀的底色。 薛松鹤：我们对这个青春，我们还是做了贡献，对吧？不讲无悔，我们是无愧的，当时这个国家对吧？还没有要求我们下乡的时候，我们就主动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而且一个实践就是十年，也许是一辈子，对吧？能够坚持下来。而且关键是了解了社会，锻炼了自己，使自己得到了成长。 1993年，薛松鹤39岁，虽然月工资不过150元，他却花了上万元买了两台摄像机，纪录他们挥酒了青春汗水的蒙城农村的变化，和知青的影像。 薛松鹤：把这一代人的成长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太值了，值得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种资料你不去搜集的话，就过去了，搜集你当时不觉得珍贵，十年二十年以后就是非常珍贵，而且是无价之宝。 2002年，薛松鹤已逾30年工龄，他响应精简机构的号召退休，专门从事拍摄。凡有拍摄邀请，不管是否有酬劳，只要他觉得有价值，都会拿上设备去拍摄。26年来，他陆续投入十万元以上，但凡是上海知青重要活动，他都会到场纪录，甚至自费飞往黑龙江，纪录令他感动的黑龙江知青的故事。
薛松鹤：我们那时候是最大的付出，我们不讲收益，我们只讲贡献，奉献，我们讲担当。那个卫焦就是典型的，典型的，而且是上海唯一的一支主动要求下乡的这个队伍，我又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现在大哥大姐们都在各个岗位上，有的都是很有成就，很有成就，这个很多，但是我想我如果把卫焦这块历史记载得详尽一点，客观一点，那也是我的成就，我也对得起这个卫焦，卫焦这个十年的这段努力。
他是跻身卫焦战斗队的小老弟，为了友情矢志留下，经历爱情与背叛，生离与死别。十年特殊卫焦经历，而今忠实的知青纪录者。《我们一起走过》特别奉献——《我是知青——我与卫焦战斗队》，星期日9:45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责编：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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