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我看了《知青时代报》和《知青》杂志，很受触动和启发，其中的文章真真切切地反映了我们知青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说出了我们知青的心声。我也要说说我的往事和梦想。 我是 1958 年下乡到湖北省蕲春县八里湖农场的上海知识青年，是上海最早上山下乡的群体之一。那年我 18 岁，经过四天的舟车劳顿，于 5 月 14 日到达湖北蕲春，在县小学校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开始向农场徒步进发。那天刚下过雨，我们背着行李，提着网兜，在弯曲泥泞的小道上艰难跋涉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完了区区五公里的路程，到达农场一分场的三湘湾大队。农场为我们接风的第一顿午餐是洋葱炒萝卜干，更令人难忘的是米饭中有一股煤油味，实在难以下咽。后来才知道是炊事员不慎打翻了煤油瓶，流入了一些煤油。 我们的农场叫国营机械化农场，实在是空有其名，或者说是未来的目标吧。到了农场放眼四周，见不到一间房屋，只有成片的杂草和钉螺密布的池塘。我们住的是刚刚搭建起来的三角形芦席棚，四面透风，睡的是通铺，铺下长满了青草，这就是我们到农场后的第一个家，新的生活就从这里开始。这是我最最难以忘怀的一天，虽然许多人为此流过眼泪，可我们依然是坚强的。我曾经从书上摘录过一句话：“给自己一片没有退路的悬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己一个向生命高地冲锋的机会。”这就是我当时面对新家的感悟。 我在农场呆的时间不算短，整整二十三个春夏秋冬。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经受过吸血虫病的威吓，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磨难，更多的是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考验。就我个人而言，我住过草棚，吃过野菜，挑过大粪，修过水库、挖过钉螺……记得，我患了吸血虫病后，每天喝那种像麻油味一样的药剂，喝到第五天时，已经下不了床了，像死人一样孤独地躺在病床上。我们吃过的苦头数不胜数，这也是千千万万知青共同的生活写照。 梦想人人有，更何况我是知识青年。但不怕大家笑话，我的梦想大多成了泡影。到农场后，我最早的梦想是当兵。那年征兵，我通过了体检，而且我们知青中只有我和刘辰、童习农三人体检符合甲种兵要求，可惜，我们都没能通过政审，说是家庭有历史问题。 虽然当不上兵，我没气馁，我努力，我积极，连年被评为先进，我梦想着有个好一点的工作。承蒙领导慧眼，我被调到八里湖高中当上了事务长。我的干劲更足了，每年保持着先进。后来，可以农转非了，我管理的二个食堂有四名炊事员，他们全都转了，我这个负责人却转不成，原因是我父亲在文革期间没能承受住家庭历史问题的折磨在吴淞口投江自尽。父亲走时才 48 岁，可怜母亲想去认尸，却又不敢，人家说敢去认尸就 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家属！直到 1978 年我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在上海上访，才为父亲平了反。农场领导认为我可以转正定级了，可是县文教局的某个领导不同意，连吃口商品粮的梦想也破灭了。农场领导就把我调到总场小学当民办教师，可还是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县教育局连个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也没给我。说实在的，我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何时何地得罪了某人。 我的爱人是江苏高邮下放知青，我们结婚后，她的户口迁到了八里湖农场。她当了十年民办教师，也未能转正定级。1980 年她带着三个孩子返回家乡，并办了农转非。次年我也离开农场去了高邮，进入县属果林场工作，总算吃上了商品粮。但果林场效益不好，很快便名存实亡，我们职工不得不自谋生存之道，期间我卖过棒冰、卖过水果蔬菜，贩过鱼，半夜起床去码头拿鱼，背到市场上赶早市，每天都要到下午才能吃上午饭。我多年教书，实在做不来生意，吃足了苦头，却赚不到钱，到了花甲，更是力不从心。于是我又到工地上做饭，回想起来确实辛苦，老伴常常为我流泪，但我们总算熬过来了。 1993 年以后，各单位都应当替职工交社保金，可我们的果林场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哪有“三金”可缴呀。2005 年，在县财政局的关怀下，我们果林场的退休职工享受到每月180元的生活补助。记得我第一次领到三个月的补助钱，共540元，老伴高兴得抱着我又跳又笑，像个孩子，我心里却苦涩得只想哭。2012 年我自己借钱到社保局补交了社保费才办下了劳保手续，每月能领到 1100 元的退休工资，但县社保局却不承认我在八里湖农场的 23 年工龄，我出示了当年下乡时上海市颁发的“知识青年报到证”的证明 材料，人家却说，文革中下乡的才是知青，58年那是下放疏散人口，不算知青。 后来听说在外地的退休知青，只要办了上海暂住证，就可每月领到 130 元的补助。别人可能觉得这点钱算不了什么，可在我眼里却是大数目。为了生活，我不得不数次奔波于上海，遭受着本是手足亲人的冷遇，又一次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令人欣慰的是最后还是办成了，我们终于领到了每月的补助款。 文章快写完了，我读给老伴听，不禁流下了酸楚的泪水，老伴安慰我说：“往事不堪回首。我们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就比什么都强。”我从心底里佩服老伴的心态，可是我总想让她生活得好一些啊。现在，我的梦想是希望高邮县的有关部门能够承认1958年上海颁发的知识青年证明，还我知青身份，承认我应当享有的 23 年工龄。 我的往事是苦涩的，我的命运是悲催的，但我可以自慰的是从来没有放弃过梦想和追求，比起那些几十年前就埋葬在农场的知青战友，我还是幸运的。 【作者王洪基，上海人，生于 1940 年，1958 年到湖北省蕲春县八里湖农场务农，1981年投奔妻子到了高邮，在县属果林场工作，后因果林场经营不善倒闭，不得不提前退休】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