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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做梦。我把我做的一些梦，抖露出来晒晒。
我的“清华梦” 1961年9月1日，我走进蓬溪中学校园。从那天起，我就做起了“清华梦”。正是那天，我的远房堂哥坐进了北京清华大学的教室。他正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我，一个13岁的懵懂男孩，便梦想着六年后，能像堂哥那样，成为一名清华的大学生。五十二年前，他临走时丢下的话时时在我耳边响起：“小弟，心里有梦就要去实现它。”这句话，让我底气十足地读书，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庄子有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相信，将来我一定能够一飞冲天,实现“清华梦”。 不幸，一场“文革”让我的“清华梦”成为泡影。 我的“新农梦” 1968 年毛主席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革命青年哪能不积极响应？反正也没书可读了，我便在全县第一个报了名，到西华公社插队当了知青。  我本是小地方长大的，为人实在。心想既然下了乡，就得好好干。我以董加耕为榜样，立志当一名新农民。一到队里就同社员一起劳动了，受到大家的好评。一天，村里一位姓刘的产妇难产失血过多，我毫不犹豫为她输了血。一次，五保户包二爷病了,我和另一个知青连夜摸黑走了二十里山路，把他抬到县医院。还有一次，生产队的两头生猪滚下大粪池里，我二话没说跳下去把猪捞了上来。 由于我“革命加拼命”，认真“接受再教育”，县里把我当作典型宣传。随后，又被评为市、县先进个人，还出席了四川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见到了“偶像”黄继光的妈妈，幸福之情油然而生。 1971 年初，县城招工选中了我。我还装斯文摆客气，推荐其他知青去当工人。招工同志啧啧称奇：“你才怪？别人挤都挤不进来啊！”最后，我还是被招了工，“新农梦”只做了四年便结束了。 我的“工人梦”  我被分到县邮电局所架线工程队，当上了架线工。当时蓬溪县有 98 个公社 120 万人，是个农业大县，县域横贯 200 多里。全县的电话线路从区、公社延伸到大队。上万根木质电杆已经开始腐朽，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木质电杆全部换成水泥电杆。一根电杆二吨重。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施工难度难以描述。我们每个人的肩上都承受着 200 来斤，半天也抬不拢立杆的洞穴前，就已经累得骨头快散架了。八米长的电杆乍竖起？队长掌握滑轮绞索，我们六七个人分头行动，有的把住电杆，有的拽紧绳索，在队长统一号令下，缓缓地将电杆吊起来再往洞里慢移。电杆进不了洞，我们就得用肩去顶，用身子去推，用最原始的办法把笨重的电杆塞进洞去，若要开小差，小心电杆砸下你脑壳。工程队野外作业，爬山淌河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荒山野岭就地搭蓬入睡，渴了就喝一口河水，累了躺在山野田埂歇歇。一次，运送材料的平板车滑进溪河，我与师傅们跳进齐腰深的冰水中，将车子拉上来。师傅们都比我年长，体力活儿挺照顾我的。特别是陈荣根师傅，遇上与我同一抬杠，总是将绳套近他那边一大节，让我肩负轻一点。 离开这个岗位已经三十多年了，至今还深深地怀念并感谢着师傅们。我的这些师傅，朴实厚道而可爱、团结忘我而可敬、忠诚奉献而可佩，使我对“工人阶级”这个内涵，有了尤为深切的感受、理解和尊敬。 我圆“大学梦” 一次，遇到教过我的语文老师，他说：“你在校学习那么痴迷，应该不会忘了挤时间学习吧！” 老师的话唤醒了我的求学愿望。1973 年，凑巧有一个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指标，我猴急地找到单位领导，希望能得到这个机会。最终，另一位同事被推荐去了。我就想到了走自修大学的路。 我一生多梦也多事。那时我已结婚。可是，我的儿子在一岁时高烧后患上小儿麻痹症造成脚腿畸形。我连续五年，每两个月就要送儿子去成都大医院进行残脚复位治疗。后来，小女四岁时又被开水烫伤头部，患上神经性耳聋，也得隔三差五送去成都求医。因此，我欠下了大笔外债。只能在工作和照顾子女之余，人静夜深之时，我才翻开我的大专自修课本。 改革开放了，社会加速度地往前奔。我的不少同学都求得了一纸大学文凭，我羡慕死了。但我担当着拯救伤残儿女的责任，我只能暂时封闭了读书的念头。我既要为治疗费用发愁，还要拼命加班积累工休，以保证去成都为儿女治疗。不管多疲惫，多困惑，我没有忘记认真负责地工作，因此赢得了领导的认可与同情，使我能够按时送孩子去成都治疗。 儿女的伤残治疗稳定后，他们先后上了学。我的梦想又一次被唤醒，同时也不满足于蜗牛爬行似的自学考。1983 年，我参加了高考，并且考上了重庆电信职工大学，但是，那个大学是全脱产的，单位不同意，我只好放弃。虽然又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但高考中榜使我对自己更有信心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妻子不甘失落，离我而去。我痛苦、凄惶、孤寂。之后还是振作起来，我发誓，累得弯腰驼背，也要挺直腰让人瞧瞧。后来，在朋友的撮合下，我又娶了一位绵竹的农村妇女为妻，组成了新家，减轻了我肩上的担子。十多年来，全家人的共同努力没有白费，儿女的伤残治疗好转。儿子经受数次开刀，可以自主行走了，学习也发奋，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小女耳疾也有好转，戴上助听器顽强求学，技校毕业，又自修大专，也谋得了一份工作。于此同时，我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也完成了大专自修课程。 1987 年我争取到单位的同意，再次参加了成人高考，考入了成都成人教育学院，脱产两年带薪学习。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我的“清债梦” 1993年，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但多年来为子女治病和上学，我欠下了大笔债务，大半生在不断的借债和还债中度过，它使我倍感压力，也激发我傲对困境，务勤思俭。我坚信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只要努力，吓退的只能是债务。 多年来，我的持家理念是，维持 “基本生活”，其他的不再奢望。几十年了，我难有新衣新鞋，矿泉水都舍不得买，牙刷也要超期“服役”；特别是在成都脱产读书期间，我规定自己每两周吃一份荤菜。百分之七十的工资用于还债。我倒没啥，但苦了两个孩子。他们不止一次向我诉说:“比起别人，我们好苦命。”我对他们说：“用自悲心态去比，会越比越沮丧。只有与命运抗争，才有摆脱困境的希望。” 我的家境虽不好，儿女三十带几，身有缺陷成家也有困难；老伴是农村人，没有工资，也没攀上养老保险。我也一再鼓励家人从容淡定，相信只要努力，定会苦尽甘来。 全家人节衣束食，2007年底，我们还清了全部债务。  我紧绷的心刚刚舒缓下来。“5.12”地震扫荡了川西大山，也给我带来了新的债务。地震中，我在绵竹的家成了危房，国家给了一部分重建资金,自己也落下了六万元的借贷。 光靠我的退休金是不行的，我又再度行动起来。经人介绍，我在离家二十里的建筑学院谋到了一个微机守护员的职位。虽然我已六十好几，但我很珍惜这份工作，既可增加收入，又可上网学习，岂不一举两得。我的视力不好，一次去学院的路上，骑车滑倒，摔在一堆建筑垃圾上，碰伤了脸和手，治疗一月才痊愈。还有一个星期天，临时接到通知赶往学院。行至半路突遇大风大雨。风雨似鞭子般抽打着脸，浑身湿透，睁不开双眼。我还是按时赶到学院打开微机教室，没耽误孩子们上课。学生们向我投来敬重的目光和怜惜的赞叹，我感到非常自豪。 2014年我还清了因地震而落下的债务。我相信，我能战胜一切困难！ 我的“余热梦” 2004年，我因病提前退休了。 我的物质生活是比较贫穷的，但我的精神生活比较富足。有道是，人穷志不短。我在一次次与困苦的抗争中，收获了自信。我还要将知青的无畏信念坚持下去。“5.12”地震发生后，我加入救援志愿者行列。第二天我就到绵竹富新中学救灾。这所学校有一百多名师生罹难，我将身上仅有的302元钱，塞给了一位姓陈的大娘。老人家流着泪向我鞠躬，我顿时泪流满面。我也只有这么一点小力，只能表达一名老教师、老知青、老党员的心情而已。在灾难面前，只能患难与共，人人出力，才能战胜灾害！ 在余震不断的十天中，我发挥自己懂电脑会视频制作的长处，熬夜创作辑录近200张《祖国颂--与5.12地震抗争》视频光盘，到处散发，为抗震救灾打气。随后，我又几次主动去灾区义务支教，在绵竹齐天镇辅导灾区学生的功课。 我在邮电所工作过，也难以割舍对邮电事业的情怀。退休后，我曾花了整整一个月，骑车跑遍三个县区，了解邮政现状与发展需求。并写出题为《县级邮政企业形势与发展之我见》的建议书，寄给四川邮政局刘明光局长。刘局长回信，感谢我对邮政工作提出的建议很有见地，并将我这篇文章发表在 2005 年《四川通信》上。我拿着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兴奋了好几天。更欣慰的是，邮政部门采用了我一些合理化建议。 正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我仍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发挥我的光和热。 【作者原名王守见，男，四川省遂宁县人，1968 年到本县西华公社插队，1971 年招工到县邮电局当架线工。因照顾残疾女儿及家庭贫困，几度与大学失之交臂，1987 年终于考入成都成人教育学院，完成大学学业。1993 年当上教师。汶川地震时毅然参加救灾志愿者义务教学，退休后义务调研川西邮政状况，为邮政事业建言献策】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