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我的知青梦，根植于我的家庭，根植于我的天性，根植于父母的言传身教，根植于当时的历史境遇。 68、69 两届一片红，轮到我们 70 届毕业时，风势有点减弱，四个面向替代了一片红：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虽然有少量学生分到工矿企业，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去了农村。毕竟“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仍然激励着青年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真想留在父母身边，可是我不能，甚至想都不能想，因为父亲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尽管没有一点点证据！我曾经问过父亲，“你没有问题为什么把无中生有的事情统统兜下来？” “一开始是相信，后来就是害怕。” 我相信我的父亲，他老实巴交，勤勤恳恳的。 父亲对我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这个世道是怎么回事，你自己的事只有自己拿主张。”妈妈没有说话，眼光中充满了无奈。 父亲的单位传话来，你的儿子不下放，就拿你问罪。 好心的老师给我弄来了大兴安岭农场的名额，我却选择了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我想，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父亲就不会遭受更多的折磨了，弟弟就可以留在父母身边，妈妈就不会太绝望了。 二 到了农村，我想的是一定要养活自己，不能再让父母操心了。第一个冬季，是甩塘泥，与壮劳力比肩。可是，过度的劳累，我的胸骨神经受到损伤，继而突发急性肝炎。 那个春节，五七班的队友们都回上海和家人团圆。我没有回家，我不能让父母知道我受伤和患病。妈妈寄给我 20 元钱，让我好好过年。为了证明我不缺钱，我把钱寄回了家。妈妈真的相信了——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妈妈工作过的地方，许多妈妈的同事和徒弟告诉我的。没有钱治病，我卖掉一件新毛衣，得了二十几元钱。大队里的草医为我上山採来草药，只收几分钱一贴。另外我还买了甲鱼补身体，那时只有一毛钱一个，有一斤来重。油菜花开的时候，队友们回乡了，我的黄疸也消退了，脸上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残红。我笑了，我哭了。 江南种的是清一色的双季稻。水稻的时令要求很高。前一天和后一天的秧苗都会大不一样；特别是收割的季节里，一边青绿，一边草黄，一眼就能分出那块地先种，那块地后种。抢收时，我们每天要放倒一亩半地的金黄，等于平时两个劳动日，能够得到一毛八分钱。有一天，太阳已经落下西山，我们放倒最后一排稻谷后，却站不起身来了。右脚膝盖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我和搭档相互搀扶着，在暮色的田埂上，一瘸一拐。两个人，两条腿，一晃一晃的。 后来我们知青综合出一套针灸和推拿的土方法来医治腿伤，慢慢地我们的脚趾头开始有了知觉，我们自救成功了。我们笑了，我们哭了。那年我们十九岁。 “九·一三事件”后，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稀里糊涂被推选参加了社教工作组。安徽劳动大学的教师给我们作辅导。我有幸结识了同是上海知青的庄志明老师。我们共同思辨当时的一系列现象。我得益于他智慧的启迪，得益于他借给我的书籍。多年以后，我们在更高的理性思辨中认知了：“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式迷信全面破灭的起始点。 社教运动结束后，我当上了教师。文革时，教师属于“臭老九”，而在农村，读书认字是农村孩子的普遍心愿。我组建了村里的第一所小学，课堂就在山丘的青青草坡上，学生就是村里的放牛娃，因此被大伙称作“牛背小学”。多年后，我得知当年的放牛娃都进了城，他们还记得当年的牛背小学,我无限感叹。 三 1979 年妈妈退休，按照政策，我回沪顶替进了上海第二十一棉纺织厂。那是上海有名的老牌棉纺织厂，五千多在职员工。我被分配到前纺车间，做挡车工。 车间里机器运转发出的噪声大约在 80 分贝，只要呆上五分钟，足以让人心烦意乱。为了棉条达到一定的韧性，车间必须保持 80%左右的湿度。空气中漂浮着棉尘，一天下来满身白茫茫，连鼻腔里也塞满了棉尘。我特意沿着流程观察了每一道纺织工序，特别是妈妈做过的细纱车间和织布车间。那儿分贝高达 110！流水线上，没有人顶班，连上厕所都是一种奢望，人演变成了机器的延长。高频噪声、连续不间断的走动作业和令人作呕的空气让我深刻体验了妈妈和纺织工人的艰辛。 我无法学习，无法思考。我必须重新作出选择。 车间里有一个清垃圾打包的工作缺人。因为没有技术，没有晋升的前途，没有人肯干。我报名了，同样，也没有人能理解。 人弃我取。我如愿上岗位了。那是在车间外的一个大房间里，没有高湿度，没有漫天的棉尘，噪声也成为遥远的音乐了。我很乐意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每天我抓紧将垃圾打包，大约一个小时就能干完，当然工作强度超常的累人，好在有知青那段生涯的磨练垫底，我很快就适应了。干完活后，我找一个清净之处去读书、思考。 我想读书，但一个普通工人不同于干部，想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批去上学可没那么容易。我必须为自己创造读书的机会。 当时国家经济刚开始复苏，物资短缺，通胀很高。国家发行国库券，年息 10%，十年期的。因为社会购买力很弱，所以厂里实行保底摊派，谁多买实行特殊表彰。我拿出了全部积蓄 500 元购买。厂党委书记也购买了 500 元。全厂就两个人，我与书记并列第一。我在厂里第一次出名了。 接着，厂里引进一条澳大利亚喷气棉纺织流水线，建立起上海最先进的车间。行业要求公开招聘，这是行业内第一次使用干部的改革尝试。海报一贴出，我就报名了。我借来了许多有关纺织行业的管理与技术的资料，恶补两个星期，按照招聘要求写出了管理设想报告。参加报名的全部是中层以上的干部，连副厂长都参加了，就我一个是工人，而且是一名清扫垃圾的打包工。一时间轰动了全厂，也惊动了行业主管部门。公开答辩人山人海，许多工人都赶来，就想见识见识一个垃圾工的答辩。 一个小时的答辩，我没有遇到大的困难，有些专业的现代管理思想让主考厂长和评审官员面面相觑。结果出来了，我得了第一名。但是我不是干部，没有受过专业技术培训，不能录取，但可以纳入培养对象。 厂党委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要参加成人高校考试，争取到了仅有的一次机会。厂里言明，考不上就没有第二次了。 1984 年，我考上了静安区业余大学，半工半读四年制，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四 1990 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通胀率高，房地产崩盘，纺织业全行业巨额亏损，80 万纺织工人下岗，包括中层干部在内无一幸免。许多回城知青多年努力付之东流。今后怎么办，是当时我们想得最多的问题。 那个时期，同样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记忆犹新的是录像带作为影视文学的传播载体蓬勃兴起，上海市广播电视局适时新组建录像公司。一个偶然的机遇，在王荣清先生引荐下， 1987 年冬季，上海市录像公司开创者、第一任经理李汉良先生接纳了我。录像公司是广播电视局一个拥有广播影视出版资格的机构，类同于平面媒体的报社或出版社。我们没有理由有丝毫的放松，每天都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对待每一项工作。我们三年获利 1000 万，总共才十一个人。 当市场上出现第一张 CD－LOM 时，我们就预感到录像带为载体的传播方式走到尽头了。真巧，国家开始实施有线电视战略，局里组建有线电视筹备小组，我随录像公司第二任经理高向荣先生进入筹备小组，龚学平局长为组长。 我独立设计出全市有线节目传播的流程表，全市设置 240 个公共播放点，三个月时间顺利实施全市闭路电视的播出，为有线电视联网打下了基础。如此大的规模，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平稳的运行为全球首创。此后，我全面管理节目采购，安排编审和流转播出，辛苦而又快乐。这一切，我非常感恩我的领导高向荣先生，他全面放权，是因为信任，是因为我们曾经都是知青。 五 上海录像公司经历了录像带——VCD——DVD 硬件载体的快速更新代换，2004 年进入深度亏损，公司并入上海广播电视台影视剧中心，上海录像公司不复存在。 进入影视剧中心，我被安排学做电视剧节目编辑。一个阶段下来，感觉视线模糊，眼球经常隐痛发胀。正巧中心空出一个领带员的岗位，请我暂时帮忙。我欣然应允。就这么一干就是两年。 终于我的眼病爆发了，经诊断，是患了青光眼。因此，我打了提前退休的报告。此事得到中心党总支书记徐敏和办公室主任董芳的真切关心。中心主任杨文红老师亲自过问此事，并约见我，做了一次谈心。我因此病休了五个月。上班后，杨老师又给予了极具人文关怀的工作安排，让我管理影视剧资料。 在最后的一年里，我得到袁晔珉书记的关心，直到安然退休。我最后一次年终述职报告以《感恩，长留天地间》来表达我的感知、感悟和感恩。 梦想是美好的，践行是曲折的，中国梦是世界梦中的一条长河，知青梦是中国梦中的一朵浪花。 （2015 年 6 月 6 日于上海） 【作者程志强，男，1954 年 6 月生于上海，1971 年赴安徽省宣城地区插队落户，1979年回沪在棉纺织厂当工人，1987 年调入上海广播电视局，现退休。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会员】 本文图片来源网络，如涉侵权请留言联系删除。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