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古至今，人们用梦来代指一种美好的愿望，一种对于未来的憧憬。我自读小学始，就揣着一个朦胧的梦想——考上师大，当一名教师。
“梦”之情
2009 年 3 月 16 日，在纪念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40 周年之际，我与丈夫一同踏上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江西省广昌县尖峰乡包坊村。返沪途中，我俩特地转车抵达省会南昌，去重温 27 年魂牵梦绕我心际的“梦”之情。 3 月 19 日下午，我们于南昌八一广场乘坐一辆出租车，向江西师范大学（原江西师范学院）驶去。一路比较畅通，不多久便到达了位于南昌市北京西路 437 号的青山湖校区。下车后，“江西师范大学”六个金色大字跃入眼帘，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我伫立在学校大门的正中央，四处环顾着。27 年前，承载着我的“梦”的一幕幕都在眼前浮现，真正兑现我的“梦”的大学校园之情油然而生…… 步入学校大门，宽敞整洁的校园大道展现在眼前，三五成群的年轻学子从身边走过，左侧一幢红砖大楼上方镌刻着“校友楼”三个白色大字。我在校园正门大道上徜徉，已是花甲之年的我，似乎又注入了当年的青春活力，我不由加快了步伐，凭着记忆来到了第二教学大楼。走进大楼，迈上楼梯，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教室展现在面前，这就是我在此孜孜求学四年的课堂，也是 77 级中文系百余位莘莘学子发奋学习、实现梦想的课堂。 一个半小时的重温之“梦”，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手中的相机留下了一张张“游梦”的相片，思绪也围绕着“梦”回到了过去……
“梦”之根
我是一个 68 届高中毕业生，也是那年插队于江西省广昌县的上海知青。 我生长在一个教师家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是幼儿教师。因兄弟姐妹多，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学。刚读小学二年级时，两校合并，我恰巧在父亲任教的学校完成了后五年的学业。那时，我学习非常认真，各项成绩均名列前茅，二年级被选为中队长，三至六年级一直担任大队长。因我个子矮小，所以在主持全校大队活动时，脚下要安放一个小板凳，人才够得着讲台上的麦克风。但我不怯场，像模像样的，所以老师和同学都戏称我是“小老师”。我很喜欢这个称呼，父亲也很高兴，时常叮咛我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师范大学，做一位合格的人民教师。“读师大、当老师”这一梦想，从小便植根于我的心田。 1962 年，小学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考入市重点中学——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在初中三年的学习中，我担任班长、学科代表等职，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为早日实现“教师梦”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 1965 年，我又顺利地考入本校的高中部，离我心中“梦”日趋渐近，我为将能实现父亲对我的期望而高兴。 1966 年， “文革”开始了，我们只能断断断续续地读书。此后，大学停止招生，66、67 届初高中生大多去了工厂和农场。1968 年底，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高潮，作为老三届中最后的一届初高中毕业生，无一例外地面向农村插队落户。当时我班上 6 位同学与另一所中学的初中生一起下放到江西省广昌县尖峰公社包坊大队。据说，当时静安区“红五类”子女少，故被安排到江西最偏远、最艰苦的赣南山区，广昌就是其中之一。 在出门见山、走路登山的闽赣交界的偏远大山沟里，知青们同当地老俵一起，开始了日出而劳作、日落而休憩的山区农村生活；一到“双抢”农忙时，还要“披星戴月”干到子夜时分。第三年，大队完小（小学四至六年级）需要一位老师，大队干部点名要我去当。多年来一直埋藏在我心底的“教师梦”促使我接受了这项工作。当时，下放知青当老师被称为拿工分的“赤脚老师”，没有工资，没有编制，寒暑假仍要从事农作，但我仍然热爱它。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白雪覆盖，上课的每一天，我都与本生产队的数位高年级学生，翻山越岭，步行 7 里多山路，去大队所在地的完小教书。后大队增设初中班，我又兼授初中课程。那时山区的教育条件很差，授课都是以复式班的形式进行，即一堂课内，教师要同时为两至三个年级的学生授课，这就需要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笔练相互交错。在七年的“赤脚老师”教学生涯中，我练就了一双“铁脚板”，白天黑夜走十多里山路不在话下。我教出了一批批学生，甚至有的学生后来又成了我的同事，而我仍然是一名山区“赤脚教师”。对此，我并不懊悔，但难免有丝丝憾意：何时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呢？ 粉碎“四人帮”后，一位在上海搞“病退”未成的高中同学返赣时带回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欣喜若狂，决定与她一起报名参加高考。此时，除了南昌下放知青外，全县只有我们生产队留下的几位高中生。为了复习备考，我向大队提出休假几天，因没有老师代课，只准了我一天假，但我已心满意足，因为我多年的梦想将有实现的机会了。
“梦”之程
1978 年春天，我成为一名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走读生”，远在上海的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后尤为高兴，我同样为我的“梦”之舟能从这里启航而高兴。从此，我的“梦”之程才真实而具体地在我的脚下延伸、拓展。 如果说大学是一本书，那么大学生活就是书中最美丽的彩页；如果说大学是一台戏，那么大学生活就是戏中最精彩的一幕。四年大学的“走读”生活，风雨兼程，同样成为77 届大学校园生活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当时我住在大姐家中，她是一位中学教师，有两个孩子，学校分配的一室半房屋本身就显得很狭小。但姐姐克服困难，为我创造了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姐姐家离江西师院不近，我不会骑自行车，上学只得换乘两条公交线，还要过一个铁路道口。1970 年代，南昌的道路和公交车况远不如今天。为了准时到达学校上课，每天清晨，我都提前一个多小时出发。南昌是一座典型的“夏炎冬寒”型城市，夏天公交车里犹如一个闷罐，透不过气来；冬天又像一块夹心饼干，在车厢中不能动弹；一旦车辆被拦在铁路道口前，那只能在心里默念数字期待开栏的刹那。虽说“走读生”的上学路途是较为艰辛的，但与我在赣南山村每日翻山越岭步行 7 里去给学生上课相比较，就不值一提了。四年里，我在“走读”中，做到不缺席、不迟到，这个习惯一直延至我工作后。 作为一名“走读生”，因不住在校园里，所以，与班上同学接触的机会不多。在“走读生”中，还有一位名叫倪家春的女同学，她是骑自行车上学的。虽上学不是同路，但下了课后，我俩总会结伴走上一程。我是班上女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离开上海下乡时，我正值 20 岁，考入江西师院之际，我已 28 岁了。倪家春同学年龄比我小，但性格直爽。我俩课堂上一同听讲，课间一起切磋交流，放学路上我们畅想着梦想与未来，我们成了很好的学友。 在大学生活中，我虽然没有校园住宿生活的体验，没有在雾蒙蒙的晨曦中或是洒满金色的余辉中，与同学好友在校园的大道和小径上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经历，但我却以特有的方式，来安排我的学习生活。因住在姐姐家，每天晚上 9 时以后，是我一天中最好的学习时光。此时，姐姐的两个孩子已经入睡，楼层也归于宁静，这时的我，就在桔黄色的台灯下，开始了学习：或翻卷速读，或执笔疾书，或阖页苦思……直至深夜。若逢期末年考，需要腾出较多的时间进行集中复习，我就会利用大块不上课的时间及周末，前往附近的八一公园，挑一个安静之处，傍着东湖，埋头复习。这样的备考，效果还真不错，四年里，八一公园成为我的第二“校园”。 记得有一次体育课要进行田径 800 米测试，我是班上最大龄的女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完 800 米，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因我在高中阶段的一次长跑测试中，曾差点晕厥。为了这次测试达标，我一是抽出空暇到八一公园去练跑，加强耐力训练；二是向班上同学讨教长跑的技法与要领。到了正式测试那一天，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看着一个个同学上场。轮到我时，首先我平复了情绪走向起跑线，发令枪一响，我便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在同学们的阵阵助威声中，我顺利地抵达终点。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已过了及格分数线，老师和同学都为我高兴。 进入大四，每个学生都要过“实习”这一关，我被分在南昌市第十中学这一组。刚入校，在听取了一堂高一年级的语文课后，校教务处老师就要求我们实习生来讲授授下一堂课，并提议最好是一位有教学经历的同学来任教。经带队老师和实习小组同学的商议，一致推举我这个曾经的“赤脚老师”来担当此任。那堂课是讲授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为了打响这“第一炮”，我运用学到的教材教法、心理学等知识，抓住讲述要点、板书设计、师生互动等环节，精心拟写了一套较为详尽的教案，并在姐姐家进行了摸拟演讲。由于作了充分的准备，以及曾经的从教经历，最后这堂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梦”之缘
1982 年初，四年大学生活结束。我被分配到江西银行学校（后又加挂“江西金融职工大学”校牌）任教，我心底的“梦”终于实现了，但“梦”之程仍在延续。在银行学校，我度过了第一个“教师节”，我第一次上了语文公开教学课，我担任了职大的班主任，我的学生获得了省里统考的好成绩…… 1986 年初，通过人才交流展会，我正式调入上海市科协科学普及部工作，直至 2004年退休。这 18 年中，我虽然离开了教师的专职岗位，但其中的 15 年，我一直从事着青少年科普工作：用 STS 方法指导、组织青少年科学讨论活动；加强协作，抓好科技创新大赛、生物和环境实践等青少年科技示范活动；提出并实施学（协）会与中小学校合作，开展“大手携小手”百会百校创建活动；带领上海队赴美参加第 51 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简称：英特尔 ISEF）；赴新西兰进行青少年科普考察……不断探索培养青少年的科技素质，为学校应试教育转为素质教育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数十年来，我追“梦”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从植下“梦”之根，到走上“梦”之程，结下“梦”之缘，始终持有一份坚定的信念和一颗执着的心，终于抵达了理想的彼岸。如今，我已过了花甲之年。回首往事，此“梦”仍是珍藏于我心底的最珍贵的记忆。 【作者王华玲，1949 年 3 月出生于上海市。1969 年 3 月赴江西省广昌县尖峰公社包坊大队插队。任乡村“赤脚教师”和大队妇联主任。1978 年 3 月考入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 年毕业分配至江西银行学校任教，1986 年调入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从事青少年科普工作。1994 年其《用 STS 方法指导青少年科技活动》论文获全国优秀论文奖及上海市第五届青少年科技教育论文一等奖；1991 年获上海市儿童少年工作“六一”育苗奖；1999 年荣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2000 年荣获“全国优秀儿童工作者” 称号；2001 年任调研员，2004 年 3 月退休。2015 年 10 月因病逝世】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