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我满14周岁的时候，文革“十六条”发布了。学校里按“十六条”建立起班级文革小组和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我这个中队宣传委员因为能够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而被选入班级文革小组。学校已经停课，除了天天组织学习毛著和社论，班文革仅仅手持一份“十六条”也不知道如何开展“运动”，无所适从，成为徒有虚名的空架子。

与此同时，随着“扫四旧”狂潮而来的抄家恶浪滚滚，1966-9-6那个晚上我家被抄，我家的“黑色”被公诸于众，一些同学“知而广告”，甚至结伴而行到我家居住地“一睹为快”。虽然那次抄家的“红卫兵”没有留下大字报，但是只要在文革红潮中被抄家就不容置疑地把被抄者全家的名誉钉死在黑榜上，足以使我在同学中的颜面荡然无存。然而，我又无可奈何、身不由己地继续去学校“参加运动”，虽然我没有进过幼儿园，但是从小学开始接受的“革命传统教育”已经使我牢记“基本信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忠于伟大领袖”、“拥护十六条”、“做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学校里文革运动的斗争矛头已经从公开批判的“三家村”等“黑帮”转向各单位内部，学校领导乃至老师，无论班主任与否，都逐渐失去了对学生的约束力。幼稚狂热的学生“揭竿而起”，纷纷成立“战斗小组”、“战斗队”。1966年的国庆节刚过，10月3日，我所在班级里也出现了第一个“战斗小组”——“千钧棒战斗小组”。他们除了在校园里跟贴大字报以外，在本班教室里用黑板报形式批评班文革无所作为。

当时与我交往最密切的同学是小刘、小郑。我们三人聚在一起，议论“千钧棒”异军突起后的班级形势。思路活跃、能言善辩的小刘提出，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战斗小组。小郑表示赞成。于是，“驱虎豹战斗小组”在6日成立，“驱虎豹”这个名称是小刘的创意。我们也在教室里出了黑板报，表明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态度与决心，并且仿效“千钧棒”的做法，在黑板报的落款处也公布了“驱虎豹”成员姓名。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成立“战斗小组”必须显示各成员的家庭出身等情况，但我还是在用粉笔写那块黑板报时想到了当时社会上疯行的“血统论”，动辄要求自报家庭出身。于是我确定了我们仨的排序为刘、郑、我。这是考虑到，刘是班文革的组长，少先队小队长，家庭出身外轮海员；郑是中队劳动委员，家庭出身工人；我是班文革成员、中队宣传委员，家庭出身已经从以往的职员变成了“黑帮”，所以排名在最后。

有同学问我们“驱虎豹”是不是要和“千钧棒”一比高下？甚至揣测我们使用“驱虎豹”这一名称就是冲着“千钧棒”而来的，因为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字中有“虎”字，平日的绰号就叫“老虎”。我永远不会知道小刘当年选用“驱虎豹”的想法了（我与小刘在两年后一起去江西“修地球”，虽然先后回到上海，但他未满五十就随绝症去了天堂），但我们仨并没有想到与“千钧棒”分庭抗礼、打“内战”。因为我们的理解是，文革矛头所指并非学生。

战斗小组是成立了，态度与决心也表白了，具体做些什么事情呢？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张传单，内容为“少先队是全民队”。它把少先队的组织路线与“苏修赫秃头”的“全民党”相提并论，提出在少年儿童的组织中也要“全面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刘、郑两个伙伴看了这张传单都觉得内容挺新鲜，就抄成大字报，用“驱虎豹战斗小组”的名义张贴到校园里。一时间，也吸引了不少眼球，形成小小的围观。

接下来的日子里，“千钧棒”舞了两三下就无声无息了，其成员也不再到校了，而我们仨依旧天天在校园里晃悠，无事可干，很无聊。一天，我们看到一批集中批判“右派”教工罗某某的大字报，边看边议时谈起，不久前班主任薛老师在闲聊时说过，他和“罗右派”都是苏州人，每到暑假寒假都一起回苏州老家。我们仨议论至此，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张署名“驱虎豹战斗小组”、题为《薛某某与罗右派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吗？》的大字报就出笼了。

这就是那个极端年代里“神经过敏”的典型表现——盲目无知，狂热冲动，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不过，那张《同路人》里的任意拔高，实在空洞，言之无物，虽然一度吸引观众，但是无人响应，无人跟帖。更可笑的是，我们仨在贴出《同路人》之后，还写了一张大字报的题目《评薛罗余沈的“神圣同盟”》。那四位年轻教师是学校教工团支部里的活跃人物，同住在教工宿舍里，又很要好，引人注目，招来了一些大字报。我们仨也想跟着起哄，哗众取宠地把四位教师称为“神圣同盟”。可是，真要成文，就无从下手了，因为一点内容都没有。这张徒有其名的大字报在教室里足足躺了一个多月，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随便把大字报撕毁，哪怕是未写成的大字报。不久，“大串联”席卷校园，学校秩序愈加混乱，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所有教室的门锁被撬砸殆尽，那张徒有其名的大字报也就不知所终了。

至于“驱虎豹战斗小组”，有了上述“转帖”与“原创”之后也没有了新的作为，到10月下旬开始的“三秋劳动”，它就停止了活动，前后存在不到20天。然而，那张大字报《同路人》却在“当事人”薛老师心头留下了阴影。我在1968月11月到江西插队落户以后，1970年年初第一次回上海探亲，与一些插友及在沪工作的同学一起去学校看望薛老师。闲谈之中，只听见薛老师说，“前几年，不知道是谁写我的大字报，对我在每次放假时与‘罗右派’一起回苏州一事，指名道姓地发问是不是政治上的同路人？这样的问题真是哭笑不得啊，写这大字报的人是怎么想出来的哟！”我十分羞愧，但没有勇气当场认错、赔礼道歉。

又过去了大约十年，我与一位同学兼插友小李得知薛老师七十年代前期的一起冤案获得平反昭雪。谈起往事，我很担心那张大字报《同路人》对薛老师的冤案会有什么影响。小李在探望薛老师的时候专门打探了冤案情况，得知与《同路人》毫无瓜葛。小李告诉薛老师，有一个学生为《同路人》感到羞愧，委托代为道歉。薛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说历经冤案的他早已把《同路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了……。直到这时，我才卸去心头的积郁。

有一位网友说得真好：“只有亲身经历过了，才知道那是一段无法无天的日子。反思这段晦暗的历史，我们自己也曾几何时或多或少在实际或精神上狂热地参与其中。进入了逐渐完善的法制社会，我们才得以揭示当年的盲目和无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痛苦的。”

（初稿于2009年9月，修改于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