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用心
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初中毕业就去农村插队了。那时我只有16岁，去了安徽淮北，到了一个陌生的村庄。那里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我住在村中农人的家里，在那儿生活，感觉非常苦闷。一方面是因为远离家乡，一方面是生活不适应，还有就是对前途完全没有信心，看不到一点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母亲开始跟我通信。她也是一个作家，同学们在中学课本可能会读到她的小说《百合花》。我母亲当时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已经“靠边”，根本不能从事文学工作，对文学也已经没有信心。看到我那么小，独自在村庄，又没有办法照顾我，她就只能跟我通信。我母亲怎么安慰我呢？她没有办法安慰，就给我提了一个建议。她这个建议让我在日后的生活中越来越体会到这里面的用心。她说：你现在不妨把你的生活，你的经验，你所看到听到经历到的，你周围的农人、小伙伴们发生的事情等等，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将来也许会有用。但是当一个人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就觉得你们所有的建议对我来说都是无用的。 有一封信说，春天到了，别人家房梁上的燕巢都来燕子了，而我的还空着。村庄里的农人有一种传统，觉得如果这家人的燕子窝没有燕子回来的话，这家人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就非常期待燕子来，等到有一天燕子来了，我就在信中告诉母亲，今天我的燕子飞回来了。我母亲记得很清楚，而我已经忘记了。看到母亲对我当时记录下的事情那么有兴趣，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感动，可我当时对这些客观事情的发生完全没兴趣去关心，也没有什么热情，都完全遗忘掉了。我想这挺可惜的。如果当时我听我母亲的话，把当时在农村的日日夜夜都做些记录，那我今天写作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材料。我觉得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很贪婪的，似乎是张开了所有的感官，每一个毛孔都在不断地吸收经验，像海绵吸水一样，把自己注得非常饱满。这个时候写作就是把吸入的东西慢慢地释放出来，让它流淌出来。我最初的写作说宣泄也罢、描写也罢，其实就是在释放自己的经验。
偏离主流的我 最初的时候，我的小说里面有一个人物叫作“雯雯”。后来我又写了一个长篇也是我第一部长篇，以她为主人公，但是不完全按照我自己生活的轨迹，而是在某一个地方我和她有了分歧、分道扬镳，也意味着从此告别这个人物。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正在流行。在这种激烈的文学思潮中，雯雯的形象偏离开主流，和整个大时代的声音都不太符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显得很清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喜欢。我现在想想这个女孩子之所以会得到大家的喜爱，可能就是因为她非常日常化，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邻家女孩，她没有远大的英雄理想，很普通，但是她却有自己的追求。似乎一开始，我在文学里面的位置就是与主流偏离一点。虽然我的身份是知青，但是在知青文学中我又是很难纳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我也没有太多介入。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前辈作家，就是张洁，当时，她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文章，这篇文章有人把它归入小说，有人认为这是篇散文，这篇文章叫《拾麦穗》。写了一个小姑娘，也许是张洁自己，到了收麦子的季节就去拾麦穗，然后和一个卖灶糖的货郎去换灶糖。这就是一个馋嘴的小姑娘，十分盼望老货郎来，就像等待情人一样，等待这个卖灶糖的老头来。我不是一个文学意识自觉性很强的人，张洁的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发现我是可以写作的，这样的情节、情绪我有很多很多的。如果不是张洁做榜样，我都不晓得该把我的情绪和经验纳入到哪一个文学规范里去。但接下去问题就来了。因为经验是很有限的，是不够用的，我很快就把属于雯雯的故事都写完了。接下去该写什么呢？这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简单，很浅薄，和我个人非常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经验都是非常局部的。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都已经写完了，我还能继续写什么呢？即便后来又写了一个和知青文学有点关系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
瓶颈和转机
到了80年代中后期，我从《儿童时代》调到上海作家协会做一个专业作家。人们经常用“瓶颈”来描写停滞不前的状态。其实，写作者真正的瓶颈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这种瓶颈不是说你写得不好，而是在于你会忽然对写作这个事情感到厌倦，觉得我写也不是，不写也不是。这才是真正的瓶颈。就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一个契机。那时不管我是请创作假也罢，旷工也罢，我的编制总归还在《儿童时代》，我还是《儿童时代》的一个编辑加记者。有一天我们单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非常诚恳地说“现在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任务，你一定要去执行！”什么事情呢？就是1984年的时候，在江苏省宿迁出了一个小英雄。这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故。当时天下大雨，引发大洪水，村庄里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五保户老大娘，她们住在一起。雨水把房子泡酥了，房子就塌了。 房子一塌，水泥房梁就砸了下来。据说，是那个小女孩把老大娘一推，使老大娘免于危险，结果房梁砸在了她的肚子上。这是一个很凄惨的故事。当时人还活着，家里的人带她去医院。医院对这么一个乡下的孩子处理得非常草率，就只是简单地缝合一下。其实内脏已经受伤很严重，半个月以后，那个小女孩就死了。那是一个很热的夏天，我跑到了宿迁。我觉得这件事情带来的转机很奇异，第一，它唤起了我对自己经验的一个回顾。因为宿迁那个地方和我当时插队落户的地方很相像，无论农作物、语言、风俗、还是村庄的位置和形制都很相像，它唤起了我对自己已有经验的回顾。第二，它又给了我很多补充，它给了我一个故事。我刚刚也说过，当时插队落户的时候，对自己的生活是完全没兴趣的，母亲让我记录些东西，我也没记录，我没有什么太完整的印象。这个地方，好像给了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新的故事又把我旧的经验带动起来了。我把《儿童时代》让我写的报告文学写完以后，就写了自己的小说《小鲍庄》。《小鲍庄》的产生又是在“寻根文学”的背景下，很难说没有受到思潮的影响。所以你知道，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是需要很多很多条件的。《小鲍庄》在某种程度上，让我进入职业写作的方式。
小说就是讲故事
这些年来，有一个最重要的、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对小说的认识越来越朴素。我觉得小说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要讲一个好听的故事，不要去为难读者。我曾经写过很多实验性小说，都是很晦涩很暧昧，时空交错，目的不明确，人物面目模糊的故事，因为我很想挣脱故事，摆脱小说的陈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越来越觉得对我来说，小说的理想很简单，就是讲故事。我该举个例子来谈谈是怎么实践对小说的观念的。《天香》是我比较近期的一部小说，已经发表、出版，并且得到一些评价以及奖项，所以我把它当作一个例子，来佐证一下对小说的看法。我觉得《天香》的写作是比较能体现职业写作的一个处境的。这个处境就是，可能这个题材和你的经验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从另一个方向又正迎合了你的所思所想。《天香》就是一个和我私人经验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它发生在明代，离我那么遥远，然后就需要完全调动想象。“天香”是一个虚构的名字，事实上我是写上海的一个风物，就是“绣”。这件绣艺是上海顾姓人家的女眷的闺阁游戏，所以它叫“顾绣”。就在我查资料的时候，我接触到一些掌故性的资料，其中就有“顾绣”，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当时看资料的一个笔记本。其实这个资料就一点点文字，就是讲顾家的这个绣艺，女眷非常的擅长，然后他们家败落以后，女眷就靠这个来维持了生计。这个故事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个女性的故事。在当时，女性能支撑起一个家族，意味着独立自主和平等。我把它记在我的笔记本上，这一记就有很多年过去了，到最后我拿起笔来决定写《天香》的时候，就已经是将近30年之后了。忽然之间，就好像有一天突然开了窍一样，就觉得我可以写顾绣，写写这个故事了。这几行字后面似乎有一个非常华丽的堂皇的存在，好像在等我一样，我就觉得应该去写它。当我再一次去看“顾绣”的材料的时候，还是这么几个字记载，它还是很简略。那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个“顾绣”的展览，我人又不在上海，就没有看到这个展览，但是事后呢，我很感谢那个博物馆馆长，他给我寄了一本展览的图册，这使我比较深入地了解绣艺的情况。我就发现，其实“顾绣”就是今天的苏绣，它的绝妙就在于它非常写实，我觉得这么一种写实的艺术发生在上海是很合适的。顾绣一开始就是绣一朵花，一棵树，一只松鼠，一只小鸭子，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然后，就绣画，能把文徵明、唐伯虎的画绣出来。再然后就是绣字，绣董其昌的字。
无论跨越多么不同的时代，多么漫长的时间，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比如前一段时间，我看李渔的《闲情偶寄》，它里面就有一小段谈到对女性的欣赏，我就觉得他对女性的美学观念和今天非常相近。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是有一些永恒的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