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知青董秋娟
北大荒那片冰冷的土地和我们的爱情 我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一个营部分所任卫生员。卫生所的前方，面对的连队的家属区。后面就是没有了人家的旷野，和不远处的一个麦场，不是收获的季节，麦场上显得异常冷清。 记得我当时刚刚满19岁，已能独立接生了，我热爱自己的工作。 这一年所长要回家结婚了，临走前，感到偌大的一个卫生所留下我孤独一人不放心，与连里的领导商量后，请来了一位男知青与我做伴。这位男生就住在门诊室的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对我说：他是小学校里的老师，人很老实，当过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你尽管放心吧。她走了，于是他搬来了。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酷似我上学时的一位老师，我们相互点点头就算认识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彼此都很拘谨。不多说一句多余的话，生活上互相关照，但很有分寸，清晨我为他烧好洗脸水，他帮我打扫门诊室及注射室的卫生。早饭后他就去了学校，直到夜幕来临，他才踏着月色回到卫生所，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直至深夜。 开始我们从不进入对方的房间，遇有晚上我出去外诊，回来得晚一些，不知他是否已回来，我就在我的药房兼卧室，隔着门诊大声地喊：梁老师，你回来了吗？听到他的回答后，我就去把门插好。躺在床上睡个安稳觉，如果他还没有回来，我是不会躺下的。久而久之，我们彼此间都产生了好感，可从不敢向对方表现出一点的亲近。尽管如此，在我的心里，我已视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是一位可以依靠的好哥哥，可不知为什么，每遇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就脸红心跳。 此后他到药房来取药，我会客气地留他坐一会，他则表现出不好意思起来。有时患者晚上来，我去门诊，当病人走后，他也会从里间出来，留我在门诊坐一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起来。慢慢地我们之间少了一些拘谨，多了一些了解。他说起话来慢声细语，标点符号清晰。刚好和我说话较快，声音较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告诉我他的家境贫困，他是怎样的在一个连买上一本书都很困难的环境中长大。还向我诉说他的父母是何等的辛劳，将来有了能力，一定要让父母亲过上好日子。他只比我大3岁，可我觉得他比我懂事得多，成熟得多，是个很有责任感、又有孝心的好男孩。 以后每到晚上他回来后，我们经常不约而同地来到门诊室坐一会，他能讲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美丽的传说，或读他写的一首首小诗。通常我们是不开门诊室的灯，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我们很晚了还呆在一个房间里。这时只有借助月光，才能看得见对方脸上的表情。我当然的成了他新作的第一个读者，我常常被他的博才多学所吸引。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是爱情的春天，生命的春天。 我们悄悄地相爱了，我们拥抱了亲吻了，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在那寂寞难奈，文化、娱乐极少又艰苦的环境中，能够彼此相爱，爱与被爱的本身又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令人感动啊！ 正当我们尽情地品尝着爱情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时，离别的苦痛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 一天他对我说：小董，我觉得我该搬回大宿舍了。大夫已经回来有几天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住下去呢？你说呢？ 在男女生都不能同行的情况下，谁又能不考虑到影响呢？帮助他整理了简单的行装，依依不舍地看着他搬走了。我看得出他走的是那样的不情愿。我们虽然相隔并不远，但是，能见上一面却相当地难。 初恋的结束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借故胃疼开药来了一趟卫生所，我们都渴望见到对方，可又不得不如同对待一般病人那样，问病、开药。在我给他付药的时候，他扔到我桌子上一个小纸团，我感到了自己的心跳在加快，等确信周围已无其它的人了，才打开纸团细细读来。原来他下午没有课，约我到学校对面不远的一座山上见面，想来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为了能够按时赴约，又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把该干的工作一一做完，然后提着一只小筐，拿上一把铁锹，做出一副去采药的样子，向约定的山坡走去，心里恨不得立刻就见到他，可是表面上却装出不紧不慢无所谓的样子。 他比我更早地来到了山坡上等我，彼此相见都有些激动。我们在树阴下相对而坐。 他向我诉说着分别后的思念，小董，分别以后，你想我吗？我羞涩地低声对他说：想，很想。动情地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我们相拥，相吻，而后谈起了分别后的工作及生活。他又在给我朗读新近写好的几首小诗，我被他认真兴奋的样子所感染，他的眼睛是那么的明亮，一扫往日的忧郁，偌大的世界只有我们俩，我们是群山拥抱着的一对幸福的恋人。太阳西斜，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是该分手的时候了，我们心里涌出了几分的不安，担心我们的私下约会，会被别人撞见，于是我们恋恋不舍，一前一后，分路回到了连队。 我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不久后的一次约会，给我们并不很成熟的爱情一个致命的打击。 初秋的一个傍晚，明月当空，秋高气爽，在北大荒，已让人觉得有了几分的凉意。我们相约在他工作着的小学校里。月光透过明亮的玻璃洒满了教室，黑板上方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和墙壁四周的字画清晰可见。我们在窗前的课桌两侧相对坐下，心情好极了。他把我的手握在他那并不坚实的掌心里，但是已足使我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也许是这美好的月色，引发了他的某种联想。他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他将我揽在怀里，周围是那么的静，静得几乎能听到彼此的心跳。我们都感觉得到，两个人的世界多么的幸福。 他说：小董，这样的月色，如果坐在松花江边，该有多好啊。 是啊，但愿能有这一天。 他说：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然而现实生活远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当我们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时，当我踏着月光走在回去的路上时，当我感觉到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时，外面已形成了一个不少的寻找队伍。其中有副连长，副指导员等等。 当他们看到我已回到了卫生所，就用一种猜疑的鄙视的眼光看着我，声色俱厉地问：晚饭后你去哪儿了，我们找了你好一会了。 去了小学校，有什么事吗？这时我已感觉到，回答的声音在发颤，心像被鞭子抽了一样。他们接着问：你和谁在一起？为什么呆了这么久？我如实地回答说：我和梁老师在一起。 以后晚饭后不许再出去了！如果有事，就向连里请假。 我呆呆地站在床边，一声不响，仿佛犯了什么天条似的，内心里倏然涌起了一股悲哀。 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呢？真怕看到他们脸上的那种表情，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只知道他们走了，坐在床边，欲哭无泪。刚刚还是在充满了爱意浓浓的气氛中，仅仅几分钟后，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全身都凉透了，痛苦极了。 从那天以后，就有了流言蜚语。据说那天晚上，他们专找有男生住的地方，检查男生宿舍，看谁还没有回来，其用心可想而知。正像梁晓声在“初恋杂感”一文中谈到的那样：舆论往往更沉重地落在女性一方，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尤其让我无法忍受的是，落在我身上的那种猜疑的眼光，气愤使我想到了走，尽快地离开这个连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是我当初的唯一选择。 几天以后，我带着一颗受伤的心，找到了当时的一位老营长，这是一位善解人意，慈祥的年近六十岁的老人。当我含着眼泪，把几天来所发生的一切讲给他听后，他沉思良久，同意了我要求调转的请求。 很快，我就接到了调往另外一个连队的通知，我用最短的时间收拾了行装，交待了工作，带着一颗被伤害了的自尊心走了。走得那样地匆忙，走前却没能有机会见他一面。几天来我一直在为他担心，不知他是否也遭到了如此非礼的责难。 这真真是我知青生活中的一个多事之秋，人生中的不幸啊！ 当第一场小雪下过后，虽是深秋，如同进入冬天。寒风无情地摔打着残枝败叶，显得异常的荒凉。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他的好朋友的一个电话，约我到我们两个连队之间的一个树林见面。我知道他没有勇气亲自给我电话，是怕遭致不必要的麻烦。 远远的我就看见了梁晓声在树林边站着等我，真想扑在他的怀里大哭一场。可是我抑制住了自己，没有让眼泪马上流出来，但委屈地向他诉说着受到非礼时的感受，和执意要离开连队时的难堪。原来连里也找他谈了话，他在为自己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难过。我们相拥在一起亲吻着，流下了苦涩的眼泪。他告诉我他马上就要调往团宣传股了，真为他庆幸，从此我们都离开了，曾给予过我爱，并剥夺了我们爱的权力的地方。谁能想到，这一次的会面，居然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此后就天各一方了。 几个月后，他曾委托我们连队一个开车的青年，给我捎来了一封短信和两本稿纸。我当然明白他送我稿纸的用意，这是我平生收到他最后的一封信。至今，我仍然牢记住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就我们的关系而言，对于你是自由的，然而我却是无能为力的。简短的结束语，包含着极深刻的意义，思前顾后，软弱已使我不愿再为爱而蒙受伤害了。为了使我们彼此能尽快地忘掉对方，没有回信，我选择了放弃。我做出了适应那个特定环境下的选择。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到他，后来听说他被推荐上了大学，他走前真想再见他一面，送送他，因为拖拉机半路出了故障，没有见到，后来又听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文艺剧作系，真想写封信祝贺他，但又觉得不妥。直至延续到了分别27年后的今天，才到北京得以相见。 没有人能够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过去了。 许多只能在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都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永远地过去了。 记得，我曾读过他《丢失的香柚》一书，其中有“情人节杂感”一文。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是给我所初恋的姑娘写过情诗的。我们最终没有成为夫妻，不是我当年不想，而实在是因为不能。 无需谈什么不能，实属我们没有勇气与那个时代抗争，与那个环境抗衡。我们只能遵纪守法，否则难以想象，能否还有他的大学？他今天的成功？ 如今，有人说我也算是个女强人了，这无非就是看着我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罢了。哪里知道我的苦衷，我分明是在逃避着由爱所带来的诸多烦恼和不幸。知青生活至今已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文化革命，上山下乡，恍如隔世，人生如梦，青年，是人生花季之年，是情爱之年，我的情爱，是长驻在北大荒了。 （全文完）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