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送别亡灵 1977年4月23日，这是个令我不能忘记的日子。我的一个同乡知青朋友，就在这一天，不幸“非正常死亡”。从当天下午出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我们才料理完他的丧事。 为对死者的尊重，我这里隐去他的真实姓名。由于他的调皮好动好玩好闹笑话好动脑子，他曾被知青们冠以“野和尚”、“三妹”的诨号。以下，我以连队里对他的响极一时的“三妹”称呼他。 我是和他同列火车，同时被分配到水利二团九连的。刚到连队，我曾当过他的班长。因为我是“领导”，他是“下级”，为执行连队的规章制度，我俩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吵，甚至打过架。 在这之前的1974年，我们已经完成“南腊河大树脚引水工程”，全部转为勐捧农场，归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管理。农场领导全都是农垦系统拖儿带女的老干部， 长期来，知青们过着无菜下饭的贫困生活。每两年一次的探亲假，是知青们补充营养的极好时机。探亲归队返回连队时，人人都是大包小包地装满了大城市里带来的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但这些用品只能聊解一时之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知青们的长远生计。为此，农场上下号召自己动手种蔬菜养家禽。但在当时景况下，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丰衣足食”的号召，只能局限于集体活动。知青个人是不准种养的。而集体的种养由于缺乏责任心，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菜越种越僵，猪鸡等越养越小。而且从水利兵团遗留到农场的“一线人员比例与后勤人员比例”不能超过上级的规定。所以，仅有的后勤人员能够供应的蔬菜家禽连他们自己都不能满足。连队炊事班里一日三餐大多供应“玻璃汤”（即内地的“盐汤水”）以下饭。 怎么办？种养不准，那就向大自然伸手！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里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食物。  雨季来到后，漫山遍野的野竹林萌发出数不尽的竹笋。人们把它们挖来或当场煮吃，或泡“酸笋”待以后慢慢食用。在一些腐败的树干腐土里，常长有黑木耳、鸡棕（一种味道极鲜美的菌类）、蘑菇等食用菌（但必须谨慎，我的另一个朋友曾食用有毒菌类幸亏抢救及时才免于一死）。荤食可以到山上捕作各种野兽。唯一缺憾是，打猎必须的枪支只有现役军人仅有（而且也只有手枪，没有打猎适用的长枪），知青们是无论如何不能拿到枪支弹药的。所以，知青们无法食用大自然恩赐的各种可口野味比如野猪、马鹿、黑熊、猴子、穿山甲、锅盖（一种大型的蜥类动物，领导们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仅根据它们的叫声“锅……盖……”、“锅……盖……”而暂且命名）、豹子等等。 但是，许多植物类野菜只能在雨季才有，而且吃多了对身体极为不利。比如野竹笋，味道酸苦，没有大量的食油和调料是绝对烹调不出美味的。而且，那是一种“发”的植物，可能有微毒。人多吃了，会在身上发出许多疙瘩、热疖之类的“毒气”，极为难受。到勐腊的第一年，知青们大多出现了“烂脚”。膝盖以下的小腿部分，大多糜烂，很可能与吃这类“发”的野生植物有关。至今我的小腿上，还有当年烂脚留下的疤痕。加上野竹笋味道不佳，知青们难得吃它，只有在探亲前晒一点笋干，回家时带回家乡，以表对亲友特别对父母的亲爱孝顺之心。 旱季里，大自然恩赐的食物极为有限。初到连队，还有些野生动物偶而撞进知青的嘴巴里，但随着漫山遍野的爆炸声（挖水渠以至后来的挖梯田种橡胶树等）喧闹声，早把这些古来居住者吓得躲往深山老林或国外的安乐窝去了。  不需要用枪可以捕食的有一些小动物，比如竹鼠，那也得拿开山锄看准了竹鼠的老窝，一直挖下去才可能将其擒获。如果看不准，那竹鼠窝是空的，白白地劳民伤财，实在是得不偿失。即使看准了，但挖个竹鼠赛似愚公移山，要挖掉许多的土方，往往挖了一个白天，还没挖到。待第二天再挖，狡猾的竹鼠早在半夜溜走了。因此，时间一长，知青们对此类劳而无功的事懒得再做。十年里，也有偶而碰到的好事。比如，我们连队有知青合伙抓到蟒蛇。但那是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实在难得的一次，不足为凭。 让一些男知青们动心的，省力而效益高的取食荤食方法有两种，但都是“铤而走险”的（不然早被抢完了）。一是到周围少数民族寨子里去偷鸡摸狗。但那是要承担“破坏民族团结”罪名的。记得有一次，我们连队一个冯姓知青到邻近的“昌蛮族”（一个据说当时没有得到国务院法定承认后来被归并为爱伲族的少数民族）寨子里，偷了一只小狗回连队杀吃了，被老乡循迹找来。在物证面前，老乡要把他带到寨子去，幸亏领导们坚持不放（当时还有“知青政策”保护），才免于灾难惹身。但也经过了反复批斗。因此，这种方法并没被大多数知青们采用。另一种省力地取食荤食的方法，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炸鱼。那是领导带头挑起的。而且，由于工程需要，连队里炸药有的是。只要小心操作，胜率极高。这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相对政策制度而言）。虽然，上级规定不许个人炸鱼，但既开了头，就难以收场。一时期，南腊河上，炮声隆隆，世世代代在南腊河安居乐业的鱼群遭到了灭顶之灾。  “三妹”是个炸鱼高手，也是个吃鱼老手。有一次，他自己跟我说：“有几天，我拉的屎里都有鱼腥味。”我是个执行规章制度的模范，可不敢做这种违反规定的事（可能也是由于文革期间，祖辈父辈受冲击留下的循规蹈矩约束吧）。所以，他要炸鱼，断然不会事先告诉我的。只是在我们同乡聚会时，他才可能得意地把一些自认为的小聪明披露一点，炫耀一番。 据“三妹”生前介绍，这鱼起先“憨”得很，“挺（上海话，意思是“任凭”、“随便”）炸不动气”，但经过几次灾难，特别是死里逃生的鱼在总结经验教训后，也学得精怪起来。我想，可能也是炸鱼这种方式，对鱼的生存繁育是一种毁灭性打击的缘故，所以后来，炸鱼的效果大不如前。“在南腊河里即使放排炮，也难得抓到一片鱼鳞”（“三妹”语）。 因此，“三妹”们炸鱼，总要先挑选一个人迹罕到的河段。那里，可能鱼会多一点。此外，“三妹”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些炸鱼诀窍。比如，他曾在我面前吹牛说，这鱼也很馋嘴，当一件东西刚掉下水面，鱼以为是好吃的，会一拥而上抢吃，但当发现不是吃的特别是发现是危险物时，会迅疾逃离。炸鱼，就是要抢在鱼群围过来时使炸药爆炸，这样就能把鱼有效地炸死炸昏。而“抢在鱼群围过来时使炸药爆炸”的要诀就是控制导火索的长度，从点火往河里丢炸药到炸药下水在鱼群围过来时爆炸，必须一丝不差。“三妹”经过反复实验，把导火索的长度限制在大约一根香烟左右。这种方法，使他的炸鱼屡试不爽，其战果大多优于其他炸鱼人。他悄悄地叮嘱我：天机不可泄露。看在我不会炸鱼的份上，才吹吹牛的。 23日，恰巧是我们离开家乡的日子，只不过是7年加2个月后的1978年4月23日。也是13点多，星期天。我在宿舍午睡，突然有知青朋友急急地敲我门。来人焦急地说：“快，快，‘三妹’炸鱼把手炸没了！你快到团部（我们习惯把勐捧农场场部称作“团部”）医院去看看！”我让他赶快回连队去通知别的老乡同学。我则骑着我买的二手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团部医院抢救室。我推开守门护士的拦阻，冲进抢救室内，只见“三妹”仰面躺在手术台上，医院里医术最高的高院长正把一把止血钳从“三妹”胸口的一个孔中拔出。那止血钳上的药用棉花上，滴滴血正在不住地滴下。我迫不及待地问：“高医生，他怎么了？他怎么了？”高院长摇了摇头：“不行了。没救了！”我还以为他是指可能没救了，就大声地要求：“你救救他，高医生，你无论如何救救他！”高医生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再也不说话。走到手术台边的一张桌子，坐下写着什么。我紧跟过去：“高医生，你为什么不救他？为什么不救？”高院长把手中的纸递给我看：“死亡通知书”！映入我眼帘的竟是死亡通知书！我一阵头晕，手扶桌子，简直喘不过气来：我的一个活蹦乱跳的朋友就这样离开了人间？！太突然，太意外，太不可思议！ 我一眼看到了站在手术台边“三妹”的同伙，不用问就知道他是与“三妹”一起炸鱼的同伙——伟民。只见他的一条黄色运动裤被炸得七零八落，右腿上点点麻点，已被凝血盖住。上身倒还完整。他的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我冲过去，大声责问：“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没死？！”伟民一下子大哭了起来：“我这下说不清了！让我去死！让我去死！我一个人活着，我怎么说得清啊？！”他哭着，断断续续地讲述着那令他一辈子后悔的经过：“‘三妹’说让他炸……。我要炸……他不给……一直没点着……他就吹……吹着突然一声巨响……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醒过来……看见他在叫我……‘伟民……我的手没了……我真后悔……我不该……’‘我真后悔……快把我抬上去……抬到公路上去……’‘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就到公路上……拦了一辆汽车……车上的人……帮着我……抬到车上……就到了医院……” 根据伟民的断断续续的描述，我理清了当时发生的可能经过： 那天，他们俩约好去炸鱼。到得一段隐秘的河段，装好炸药。那是一只当时极为常见的玻璃广口罐头瓶子，里面装了半瓶炸药，上面用泥土封口。一截比香烟还短的导火索通过雷管伸出封口泥土，但由于只装了半瓶炸药，也由于导火索过短，安装好后的炸药瓶里的导火索还没露出瓶口。所以，点导火索成了关键。起先，他们俩到了营部小卖部，想买包香烟。然后用点燃的香烟戳进瓶口点燃导火索。但是，小卖部没有开门。香烟没买到。他们只好用随身拿的火柴点火。在河边，“三妹”把危险留给了自己。由他自己动手点导火索。四月的西双版纳，正是一年四季最热的季节（五月以后是雨季，经常下雨，倒也凉快），暑气直冒。在大白天，由于阳光的照射，点燃火柴看不见火，只能通过火柴杆的不断缩短，才能够判断火还在烧。“三妹”点燃了火柴，看不见火是否还在烧，就将火柴杆往导火索上点。当时，他以为导火索还没点着，就想吹火。实际上，可能这时炸药瓶已经点燃。 
就在他还在吹的时候，炸药瓶爆炸，拿着炸药瓶的右手当即被炸飞。自己被炸得掀翻在一边。由于道路狭窄，伟民当时站在“三妹”左侧，只有左腿露在炸药爆炸的范围之内。炸药的有效爆炸杀伤力大部分被“三妹”遮挡住，所以，爆炸的结果是“三妹”不归，伟民幸存。
致“三妹”命的，不一定在于右手的炸飞（当然，失血过多也是一个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左胸的那个伤口。可能深达心脏！那是“三妹”的左胸口袋的位置。那里面放着他俩为了防止鱼鳞都炸不到而准备的另两根雷管。据说，每根纸雷管的爆炸力可达80公斤。 我呆立在“三妹”的遗体旁，呆呆地站立着。直到其他同乡朋友的到来。伟民已随护士到另一间屋子包扎去了。 随后，我们七分场的李副场长赶来了。他是一个勤勉有加的干部。他忙前忙后地和我们几个“三妹”的生前友好操办后事。由于天热，而当时根本没有冷藏遗体的设备，被炸的遗体不能多放，所以，李副场长赶紧安排工程队赶钉棺材。我们则为“三妹”洗身穿衣等。看着他平时幽默风趣的身影，如今竟少了一只手（从右小臂以下全没有了），左胸的深洞里，还在冉冉地渗出血水，全身上下被炸得蜂窝般地满是麻点。我们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用酒精给他擦洗，用药用纱布为他封好大一点的伤口，裹好右手，蒙上棉被，放进做好后的棺材。然后，连夜抬着棺材，送到墓地。 棺材是用极为厚重的西双版纳原木赶钉的。虽然粗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专门制作出卖棺材的单位），只能将就了。那时的葬礼没有什么排场。（那时连婚礼都极为简单。）我们几个选择了墓地。原先埋葬水利二团知青灵柩的墓地在团结桥边的小山坡上，地方太小，腾挪不开。“三妹”是原水利二团转为农场后，七分场知青中第一个上山下乡的殉葬者。在分场领导的建议下，我们选择了一个向阳的宽大半山坡，作为“三妹”的“安身之所”。 时已近半夜。在火把的照映下，我们抓紧挖墓穴。大约在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我们盖上了“三妹”的最后一锹土。李副场长擦了把汗，直起腰，觉得应该讲几句“悼词”：“今天，‘三妹’的事故非常不幸……不过这地方不错……今后这地方就是我们七分场的墓地……”他朝山上挥了挥手，“将来，这上面就是我们的安身之处……一排排地……”哎，一个“老粗”干部，虽然有的是对知青的同情心，可说出来的话就是这么使人揪心。阵阵寒风袭来，周围又传来阵阵“嘘嘘……”的叫声，我们被漆黑的夜色吞噬着，想想白天还活蹦乱跳的“三妹”现时竟被压在泥土底下长眠不醒。今后我们也将走上同样的“不归路”？此情此景，不由得使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我赶紧打趣道：“今后啊，我们老了以后，死亡名单可能就是一批批，一排排的了……”嘿，平时可以说是伶牙俐齿说话幽默的我怎么也说出这等不吉利的话来了呢？ 在“三妹”的后事料理中，李副场长的模范作用成了关键。自始至终，他都陪伴在“三妹”遗体前后，指挥布置其后事的料理。但值得现在遗恨的是，当时的七分场（营部），作出了一个简直是令人愤恨的决定：马上发电报给“三妹”家长，告诉他们，“三妹”因非法炸鱼已经死亡，叫家长不要来，否则一切费用自负。这个决定一宣布，立刻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反对（幸亏没有大面积扩散，不然可能会引发知青的义愤）。我们几位“三妹”的生前友好，向分场部提出最低要求：一、电报不能直接发到“三妹”的家里，而应该发到当地的“知青办”，请他们做好“三妹”家长的工作。不然，这对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边疆的家长们打击太大。二、“非法炸鱼”不能提。人都死了，难道还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如果这样，我们还得追问引起这一事故的最终原因是什么。三、不提家长来不来以及来去费用问题。不能给家长已经破碎的心再插上一把刀！在大家的坚持下，主要是以李副场长为代表的干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当日下午把电报发往家乡的“知青办”。 事后，“三妹”的家里没来人。我知道，他的父母年岁已大，且无正常职业，生活艰难。弟兄五人，有四人上山下乡。有一个弟弟，经常来信向这位哥哥要钱资助。 我的头脑里，时常虚幻出他的父母为失去这亲生骨肉悲痛欲绝的神态。  1995年，我曾因勐捧农场七分场建场二十周年，去寻访过“三妹”的墓地。但那里早就被农场的机砖队替代。我只能象征性地在一块土墩前，为“三妹”默哀、祈祷。也许，知青大部队已走，原先计划的墓地已经不需要了。 让我们共同祈祷在上山下乡年代里不幸遇难的知青朋友们！ 让我们共同祝愿至今健在的知青朋友们，愿我们青春永驻，身体健康，事业发达！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