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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写下我们的一生，并给自己一个活着的理由。”这是陆天明在《幸存者》的扉页上写下的句子。在众多将写作与生命轻易勾连的说辞中，这算不上有多么精彩，但对于74岁的作者来说却非同寻常。这位虔诚的写作者无疑有备而来，而为数不多的将个人经历融入其间的《幸存者》也显然被寄予厚望。作为他“此生最后的一个心愿”，一代人的理想主义被郑重地铭刻在此，他希望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群如玄奘般“以命来博取真经，并坚守初衷的义士高人”。如其所言的，这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从他们的青春和热忱中，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作者的自我激励，“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 革命年代，或遥远的知青岁月 《幸存者》开头便设置悬疑，渲染广袤的卡拉库里荒漠里特殊年代的紧张气氛。在此，扣人心弦的“武斗”故事和迷雾重重的腐败真相为小说情节埋下伏笔。陆天明正是通过这种引人入胜的悬疑方式将小说引向遥远的知青岁月。在那里，满腔热忱的上海青年投身时代大潮，来到荒凉的大西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正是那个年代的共同理想。垦区的艰险并没有磨灭他们的意志，尽管等待他们的是阴谋和罪孽…… 《幸存者》 小说中值得注意的是，知青的艰苦虽极为触目，却并没有被渲染成流行的苦难与伤痕，叙事者反而着力刻画主人公身上“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主义之光，以此作为一代人的青春写照。这种理想主义的知青叙事我们当然并不陌生，但《幸存者》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惊心动魄地正面触及了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且此间的主角并没有如人所料地被寄予简单的荒诞与暴力色彩。某种程度上，作为小说的理想主义内核的主要承载者，正是主人公谢平带领我们去重新认识那场被冠以“革命”的伟大运动。他以反对特权为己任，执著追求着绝对的公平。然而，理想主义的热血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之中看到的尽是基层匪夷所思的阴暗面。就像他在批判林辅生时所说的，他的“生活方式已经离无产阶级越来越远，已经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曾使谢平苦闷、彷徨，但也终于让他行动起来，去努力改变这一切。因而在此，谢平等人不再被简单定性为毋庸置疑的反面人物，尽管在其内部也不乏贺老五这种公报私仇贪图享乐的投机分子，但小说总体上还是试图理解他们的行动逻辑，去领悟他们的情感与歌哭，尤其是那种朴素的乌托邦冲动。小说对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寄予深切的历史同情，但同时可以看出，作者试图借此去解释那场运动究竟何以发生。 “群体飘移和个体异化” 《幸存者》里处处充满了辩论的声音，叙事者往往通过辩论来阐释革命和理想的真谛。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这种辩论不断延展，话题也由革命理想延伸到现实生活。在革命的大潮过后，作者开始转向自己更为熟悉的官场故事，着力解决之前留下的“龙口闸门垮塌事件”的悬疑，这便使得知青小说与反腐题材实现了有效结合，而二者的关联事实上也极为自然恰切。 这一代人究竟是“喝狼奶长大的”，还是“千年不倒的胡杨”，或者怎么也得是一丛高大的“红柳疙瘩”，小说通过这个腐败案件的深入调查将人群做出区分。谢平、李爽、向少文等人自不待言，执著查明真相的他们用不灭的理想主义证明了“共和国骄阳”的价值所在；而被谢平批斗过的林辅生却出人意料地摆脱了嫌疑，这其实只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主义者，他懂得更有策略的自我保护，其理想和热情依然深藏内心，这便有些类似于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刘世吾；最后的罪魁当然是隐藏最深的苏政委，他的“老会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都极尽奢华；同样的悲剧人物还有苏政委的爪牙钟绍灵，他“必须服从他知道不该服从的指令，拒绝不了他不该接受的种种诱惑”…… 陆天明 正是通过将知青故事与反腐故事的结合，作者有效串联了两个不同的时代：“革命年代”与“改革年代”。这里当然涉及到昔日的革命者如何面对新时代的问题。无论如何，时代的变迁总是令人百味杂陈的。因此可以想见当他们陷入到纷繁的日常生活之中时的场景：他们纷纷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如袁雅芳所说，“中国向何处去？轮得到我们这种人去考虑吗？真是的！谁真的需要我们去考虑？我们都是瞎起劲啊。真是瞎起劲啊。”就像小说所指出的，人们从执著于“消灭敌人”，“为了建立新中国冲啊！”到执著于“领导心里有没有我”，人们学会了乖巧和见风使舵，而顺理成章地，“革命的队伍”变成了“挣钱的队伍”。在这样的时代，不少办事机构里集聚了一些“能听话、知通融、善妥协、热衷长袖善舞、精通在种种周旋中摆平各种关系的官场‘操盘里手’”，而更多人则变成了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就是小说反复强调的“群体飘移和个体异化现象”，也被认为是我们今天一切腐败的终极来源。 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幸存者》其实是在有意识地清理革命的遗产和债务。如小说所指出的，“丢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会出现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叛徒；妄想一步走进共产主义，会导致盲动和左派幼稚病。同样会使我们的革命事业伤筋动骨。”这便对谢平的行动做了一分为二的评价。他的理想主义固然可贵，但他也显然须为自己的盲动和幼稚付出代价，如小说所言的，任何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生都会在承受“曲折”。作为时间的俘虏，历史的永恒人质，谢平不得不用自己的遭际为这种“曲折”打下注脚。12年的牢狱生涯，成为他成长的代价，也是他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其间的人生起落、命运无常，令人唏嘘感慨。 在革命的大幕落下之后，历史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新时期”。而当谢平回首这一切，不断追问“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时，我们大概会以为这只是一个怀抱改变世界梦想的人被世界所改变的残酷故事。然而，我们错了。“不要在孤独和闭塞的环境中磨灭了自己身上那点可贵的生活热情和为理想拼搏的激情。”这才是小说执意告诉我们的谆谆教诲。在这样的时代，理想何为？想必谢平身上所看到的才是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这是一个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洞悉了理想的实质却仍旧怀抱理想的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死不悔改”的人。 令人意外的是，12年之后的谢平艰难获得了返城的机会。但他并不是识时务的俊杰，历史给了他机遇，但他显然不愿做新的市场时代的英雄，而依然不合时宜地扮演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的角色。这位如王安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中无地彷徨的“返城者”，几乎被所有人都宣判为一事无成时，却毅然决然地重返荒漠，踏上了悲壮的正义者之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当年的理想，“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为了全人类”。不可否认，这个略显矫情的呼号，却是治愈时代病症的一剂良药。用高扬的理想主义大旗去克服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腐败陷阱，这应该可以算作小说对于革命遗产的生动阐释，也是我们面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意义所在。 就这样，陆天明以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们这代人曾经的风雨激荡，探寻了他们精神的深度和广度，以泣血之思来诠释他们的思索、追求和奋斗，而不灭的理想之光则为历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备忘录。这种历史的备忘，恰如父辈的旗帜一般留给我们丰富的启示。 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说的标题。“幸存者”，不由得让人想起圣经《约伯记》的那句常被用来比附小说与历史关系的箴言，“我是惟一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这种“幸存”的经验，总是让人莫名感动。然而需要明了的是，“幸存”的意义不是执著于为死去的人证明，那些无名墓碑早已将他们铭记。“幸存”，意味着代替无数的死难者活着，接过父辈的旗帜，迎着新一轮的骄阳，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创作谈 02 在守望中前行 文|陆天明 上世纪90年代初，小说《泥日》出版时，我曾在书的扉页上为自己写过这样一个“作者小传”：“陆天明。大胡子。1943年10月生于昆明。长于上海。10岁丧父。14岁离开家，当过农民，山村小学教师。16岁患肺结核。吐血。没死。后来又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班班长。武装参谋。老兵连代理指导员。一个绝非偶然的机会，他获准在北疆滴水成冰的季节，把自己关在无法生火的破库房里，编造作家梦。他很笨拙。常常觉得自己可能来不及写完所要写的那些东西。这是他所有那些很古怪的预感里惟一还没得到证实的预感。”后来，自然地又活了几十年。一直到今天。我写过知青题材、反腐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也一直坚持着跟踪当代巨大而剧烈的现实生活变迁。先后出过9部长篇小说。既搞“纯文学”实验文体的探索，也涉足最大众最通俗的影视话剧创作，甚至写了数十部集颇有社会影响的电视剧。但一直没能摆脱那个“来不及写完所要写的那些东西”的梦魇的纠缠。 我逼问自己，你到底还想干什么？ 我明白，我想为自己这一代人立传。或者说为这一代人中的某一群人立传。无论怎样，我的时间都不可能太多了。我要把对这个世界要说的话赶紧说出来。说出只有我们这代人才知道的事实。我要告诉人们，中国曾经产生过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以追求无私和崇高、深入民间、与最底层的民众一起去改变祖国面貌为己任。他们为此付出过今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的这种“狂热冲动”“不光是一种盲从，也是那一代青年的生活本质”（托马斯·沃尔夫语）。常识告诉我们，每一代人都不能逾越时代给予的特点和桎梏。所以，正像我在小说中说的那样：“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往往都在扮演着半是同谋者半是受害者的角色”。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追求崇高是人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于是我们举起了“青春无悔”的大旗。而这些人的故事是不应该被掩埋在历史的灰烬中的。 要为一代人立传，又岂是轻而易举做得下来的？！这确实让我忐忑，深感不安。我用5年的时间来为“幸存者”做准备。我要求自己用一种“飞蛾扑火以求一逞”的心态去做这部小说，这也是一种誓言和决心。 用什么书名来命名它曾煞费一番周折，最后才定下这个“幸存者”。“幸存者”的含义很多，但对我来说，我们这一代人和共和国的几代人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使命，就是让我们的中国变得更好。这个愿望也可以说是近百年来先烈先贤所共同的愿望。站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站在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塔前，站在全国各地先烈先贤的墓碑前，我们这些人全都是“幸存者”。所以，具体到写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在写幸存者。既然要为一代幸存者立传，势必要写得真实、务必准确。既不为某种“社会成见”和“时尚风尘”所动，也要力争不被自己的旧习和偏颇局限。就得争取有一点“史”的风骨。但它毕竟又是文学，还应有“诗”的境界。多年来热衷于写当代题材的我自然明白，确保作品有“史”的风骨似乎更难于在言说中渗出诗的品格。尤其是中国这40年所发生的巨变几乎重塑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这一代人”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继续奋斗，重塑自我。这就要求在描摹的烈度中见其细微，在言说的敷演中铸其真心，用他们生命的演变佐证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剧变，如果再能提炼出必需的一些思想资源自然就更好了。还有一点，也是我在写作中刻意追求并执著实践的文学理念，那就是：作品中既要有作家的独立思考，有强烈独特的自我个性色彩，又要呈现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强大魅力；既要保持文学的独立品格又要充分顾及广大民众的阅读和审美需求，也就是既要深刻独到，也要好读好看。希望让更多的人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拿得起放不下”，读完了呆坐一会儿，掩卷深思。当然，《幸存者》只是计划中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后边的路还很漫长。 几年前，我给自己的文集写过一个序。我借用了19世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过的一句话：“剖开这些文字，应有血流出来。”写作《幸存者》时，我一直惦记着这句话，并力图让它一直烧灼着我那敲击键盘的手指和始终守望某种理念的心。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1月8日2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