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幼小的心灵，当时很信服麻衣神相之说。要不妹妹为什么是在父亲离家，爷爷死后才出生呢?我尽心尽意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希望父亲三年内别探家。惟恐妹妹也像姐姐似的“托生”到别人家中去。妹妹的“光临”，毕竟使我想有一个姐姐的愿望，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补偿性的满足。 父亲果然三年没探家，不是怕“克”逃了妹妹，是打算积攒一笔钱。 父亲虽然身在异地，但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 “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忘不了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起码开销。母亲彻底背叛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很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的所谓“穷志气”都失掉了…… 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父亲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我每封信都叮嘱你，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响。 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爸爸，您要责骂，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哥哥不平地替母亲辩护。 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儿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声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 “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 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什么。许久，父亲长叹了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 我心中倏然对父亲产生了一种怜悯。 第二天，父亲带领我们到商店去，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一一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浮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父亲一迭声说他错了。 “你说你什么事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我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会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当农民。 父亲这一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并不迷恋城市。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无毒的东西能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向往。 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那是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的。 母亲从来也没有能够动摇过父亲的哪怕一次荒唐的念头。母亲根本不具备这种妇人之术。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作种种动身前的准备。 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 在我们——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由父亲作出了裁决。 父亲庄严地对我说：“老二，爸带你一块儿回山东!” 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大希望的大破灭。对父亲，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老家，本没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的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掺面的馒头，在故乡人眼中，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一种饥饿的氛围所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 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二百元钱，除了路费，东家给五元，西家给十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全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干离开了故乡…… 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搂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 母亲淡淡一笑：“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二百多元钱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角溢出，滴落在她衣襟上。 那一夜，父亲翻身不止，长叹接短叹。 两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 父亲始终恪守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所谓“对立统一”。 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 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溶淡骨血深情的稀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而穷困之所以该诅咒，不只因为它造成物质方面的债务，更因为它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债务。 父亲第三次探家那一年，正是哥哥考大学那一年。父亲对哥哥想考大学这一欲望，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加以反对。 “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令母亲和哥哥感到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好心的邻居给哥哥找了一个挣小钱的临时活——在菜市场卖菜。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父亲逼着哥哥去挣小钱。哥哥每天偷偷揣上一册课本，早出晚归。回家后交给父亲五角钱。那五角钱，是母亲每天偷偷塞给哥哥的。哥哥实则是到公园里或松花江边去温习功课的。骗局终于败露，父亲对这种“阴谋诡计”大发雷霆，用水杯砸碎了镜子。 父亲气得当天就决定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将父亲送到火车站。 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口探出身，对哥哥说：“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咱们全家七口，只我一个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了，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了啊!”父亲的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衷和哀哀的恳求。 列车开动时，父亲流泪了。一滴泪水挂在父亲胡茬儿又黑又硬的脸腮上。我心里非常难过。却说不清究竟是为父亲难过，还是为哥哥难过。我知道，哥哥已背着父亲参加了高考。母亲又一次欺骗了父亲。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我这个“知情不举”者，也欺骗了父亲。我因无罪的欺骗感到内疚极了。我，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难过…… 几天后，哥哥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欣慰地笑了。哥哥却哭了…… 我又送走了哥哥。 哥哥没让我送进站。 他说：“省下买站台票的五分钱吧。” 在检票口，哥哥又对我说：“二弟，家中今后全靠你了!先别告诉爸爸，我上了大学……” 我站在检票口外，呆呆地望着哥哥随人流走入火车站，左手拎着行李卷，右手拎着网兜，一步三回头。 我缓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手中紧紧攥着没买站台票省下的那五分镍币，心中暗想：为了哥哥，为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俭用，节约每分钱…… 我无法长久隐瞒父亲哥哥已上了大学这件事。我不得不在一封信中告诉父亲实情。 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 他再也没能返校。 他进了精神病院——一个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一个心理弱者的终生归宿。一个明确的句号。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翻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以上的信。一封并不彻底的扫盲文化程度的信： 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你自己!你一心奔你个人的前程吧!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没你这个儿子!有朝一日你当了工程师!我也再不会认你这个儿子! 每句话后面都是“!”号，所有这些“!”号，似乎也无法表述父亲对哥哥的愤怒。父亲这封信，使我联想到了父亲对我们的那番教导：“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我不由得将父亲的教导作为基础理论进行思考：每个人都是有把子力气的，倘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哥哥上大学，其实绝不会造成我们家有一个人饿死的严峻后果。那么父亲的愤怒，是否也因哥哥违背了他的教导呢?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我所见识过的体力劳动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自卑自贱，怨天咒命的话常挂在嘴边上：“我们，臭苦力!”一类盲目自尊，崇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蔽之曰：“吃轻巧饭的!”蕴含着一种藐视。 父亲属于后一类。 如今想起来，这也算一件极可悲的事吧?对哥哥抑或对父亲自己，难道不都可悲吗?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以后的七年内，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父亲同时探家。 
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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