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篇知青文学作品《许晓鸣:我为什么嫁给内蒙古草原牧民》,很有感触。作者在文中写出了她作为北京知青,下放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所经历的艰苦生活、奋斗成长经历,以及后来如何爱上了一位勤劳朴实的牧民青年,与他结婚成家,其中的酸甜苦辣……
看她的结局,应该不是知青中最不幸的,但作为同样是女知青的我,可以读出,太多的艰辛与委屈,尽在不言中。 我下面要讲的女知青故事,是真实的,尽管我不认识她们。
一
一次,我和同伴一起去河南云台山旅游,在回京的旅途中要在焦作住一晚上。送我们去旅馆的司机是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 长得敦敦实实,他得知我们是从北京来的,非常热情,他说,他的妈妈也是北京知青。很自然,我们问起他的母亲,他说,死了。于是他给我们讲了他母亲的事情。
这位女知青在下乡前是北京育英中学老初二的学生,像许多育英中学的学生一样,她是革命军人子女。下乡几年后,她被推荐上了医疗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在河南一个县城医院工作。人生地不熟,无比的孤单与寂寞,后来她与这个男孩的父亲相识并结了婚。 “我妈和我爸是在不同的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中长大的,他们没有共同语言”这个男孩说。 80年代末,北京市允许知青的子女迁回北京,男孩的妈妈把两个儿子的户口迁回了北京。 “可是我们都不争气,不喜欢念书,也跟不上,于是闹着迁回来了”男孩说。 我问他家在北京还有亲戚吗,他说有,两个姨都在北京,姨的孩子都很争气,一个上了清华,一个上了北大,挣很多的钱。 可想而知,他的妈妈是什么心情。 “我妈有糖尿病,可是她从来不忌口,50岁就病死了”男孩说。 我听了他的诉说,特别痛心,是何等的绝望,让一个医务工作者在心知肚明中,用慢性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几年来,我一直不能忘怀,并多次对自己的女儿说起这事,还好,女儿能够理解。
二
1995年秋天,我从河南洛阳调入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当时,学校给我分配的教学任务是教校长培训班的学员计算机应用技术。
因为我比较耐心,又是刚调回来的北京知青,校长们对我非常友善与热情。 “知青真不容易!”,一位小学校长对我讲了她们学校一位女老师的故事。
1969年清华附中的女生在吉林省洮安县插队,照片中的女孩有的年龄15岁
这位老师是一位曾在东北插队的女知青,插队时间久了,就在当地结婚并生了三个孩子。大约在80年代初有一个政策,如在北京的父母有特殊困难,知青就可以调回来,但前提是不能结婚。那个女知青只符合一半条件,怎么办呢?她就开了个丈夫死亡证明,办回北京了。可是她并没有丢弃丈夫,回京不久,就给小叔子在学校找了个临时工做,而这个名义上的小叔子,其实就是她的丈夫,他白天在学校打杂工,晚上住在家里。 于是这个男人成了黑户,既没有户口身份,也不能用真实姓名,还不能在公开场合认妻认子,郁郁寡欢地过了几年,就生病死了。 送别这个男人的时候,这位女教师禁不住放声大哭,直到这时,她才说出了实情,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伤心落泪。 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对女知青的伤害更深。文革前没有念过几天书,文革十年中丧失了上学的机会,而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时,又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许多人学不上去了,成为半文盲,于是在企业改革的浪潮中,早早下了岗。 惺惺惜惺惺,我们彼此都知道。 来源:“伊宁"美篇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