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看到袁敏的“知青”的文章，突然想起她曾经在采访前给我的电话，找出2010年3月我写的文字，因为篇幅太长，分上下两篇上传，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一段岁月，再一次感谢佳木斯的农垦局，善待我们的知青弟兄！） 大巴终于在雪中停了，久违的佳木斯火车站。  四十年前，我在依兰过第一个冬天时，这车站常常是伴了漫天大雪入我梦的。梦醒中，我也问过：难道我一辈子就这么过了？直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我将要去看望的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此度过的。出租车不失时机地过来，司机探头问我去哪？见我不答，摇上车窗。零下26度，他知道我走不了。 下午3点半，白茫茫中的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前已旷无一人。我进了陈旧的办公大楼，经指点，再出门西转。突然，一座带有圆弧门厅的崭新六层大楼，出现在了远处，楼顶上的九个立体大红字：“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如同暖流，卷走了我全身的寒气。 安养中心暖如仲春，吴斌主任和李萍护士长说患者都在活动厅。我迫不及待啊：有杭州知青吗？吴斌说：有，徐国宝！有护士说徐国宝在洗澡。“方媛，方媛在哪！”李萍又叫另一个，她的脆声没有压倒室内的喧哗：打乒乓球的；打台球的；卡拉OK正在唱“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一个穿大红毛衣的女人，捏了话筒，有东北特有的鼻音高腔，也有跟着哼的；更多的是沿墙排排坐，呆呆地“深思”，像夕阳下的村头。 一个穿粉红夹克式绒衣的男人过来，吴斌说：“他就叫徐国宝，杭州的，是这里恢复得最好的”。徐的外衣有“农垦残联”图案，内里露出白底蓝条病服，厚道地看吴斌的嘴，微笑。 我：住杭州哪里，家还有人吗？他居然一口纯正的杭州话：我是杭十二中的，家里有阿爸姆妈。我阿爸住在下城区万寿亭，现在搬到中河那边了，去么认识的，地址说不出了。我：你哪一年来的？徐：69届的，家里经济条件木老佬佬（很）差，我想趁钞票，一动员，就报名来了。没有来的，后来都分配杭州了（注：1970年，是66、67、68届毕业生动员支边黑龙江的最后一年，次年就恢复了“四个面向”）。 我：当时下乡哪里？徐：香兰，以前我每年回杭州一趟，后来犯病了，住在汤原，不住香兰的（了）。 黑龙江农垦局最早的精神病院在汤原县，“犯病”是东北话。我说：你犯的啥病？徐撸起裤子，先说是下水稻田，脚烂了。后又说：在砖瓦厂，想入团，想考大学，专门做，拼命做，晚上困不好（觉），精神错乱。我们砖瓦厂没有一个十二中的，没有人际关系，（只有）两个（杭州）男伢儿，一个周济光（音），浙大附中的，一个杭大附中的。 听得出，当时这两个“高才学校”的杭州人和69届（几乎是小学水平）的徐国宝不很融洽，在57岁的徐国宝嘴里，他们依然是40年前的“男伢儿”。我：最初你觉得精神错乱是一件啥事情？徐：两个人在说话语，我晓得是在说我，不是杭州人，哈尔滨的。我：说你什么？徐：说我观察力表现力天下无敌。后来我就多想，钞票么要说人民币，篦（划）根洋火（火柴）么要害毛主席，想想想，想出毛病了。我同领导说，我精神错乱了。他说，什么？你有什么病（徐学的是官腔）！拖了三四年，厉害的（了）。到汤原，一诊断是精神分裂。1978年，我阿爸来汤原领我回杭州，送到古荡（精神病院）。 这时，护士拿来了两张粉红的塑料方凳，亲切地说：“来，徐国宝，坐下来和老乡唠。” 徐：你比我小？我：我是51年生的。徐：我52年。我：你现在恢复得蛮好。徐（笑得很真诚）：你牙齿蛮好，我牙齿没有你好（徐张嘴给我看，牙齿缺了不少）。你啥时候从杭州回黑龙江的？徐：哦，82年一次，97年一次。82年香兰（农场）变成劳改农场，知青一个都没有了。我给小分队挑水，他们是管犯人的。后来要我看大门，三个月，又不要我做了，叫我回去，我也没有做错事情哎（注：这中间应该又犯病了）。汤原（精神病院）不收我（此后应该被送回到了杭州）。97年（再回）到汤原，就没有回过杭州，9年了（注：应该是12年）。 吴斌：他父亲在不在世都不好说了，兄弟姐妹一直没来联系过。 徐：你们记者好，全国各地跑。 我知道徐国宝向往“外面”，我没问他“想不想家”的废话，或许他的父亲已经年迈；兄弟姐妹也有难处。听得出，徐国宝的敏感，已经不能适应一个以财富为等级的社会。或许，一句弱肉者已经习以为常的呵斥，都会激活他潜在的狂躁。 孙萍：“方媛来了，方媛来了！”一个一脸笑意的圆脸中等个儿的女人，也是粉红夹克式绒布衣，看不出病态。孙：他是杭州日报的，特意来看你们。方说的是普通话：杭州的？我：是的。 徐国宝为我介绍：她也是香兰的，七分场。我：一个农场的啊，原来认识？方：不认识的。我：你杭州话不地道了。方：杭州话我说不好了。徐：杭州话，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问方媛：你杭州哪里？方：东园巷，我叔叔在那里。吴斌：她在汤原成家了，丈夫是当地人，有两个孩子。方：一个是儿子。我：老公也在农场？方（不好意思）嘿嘿，到台湾去了。 吴斌后来说，方的丈夫在汤原务农，去台湾是方的臆想。方在当地结婚较早，知青全都返乡，应该是她再次发病的根源。在她的想象中，现在的人都在趋富附贵，包括她的男人。她的意识还停留在改革初期，台湾有亲戚，几乎就是大陆“陈世美”们的祸根。 我：方媛，你是哪个“媛”？方：我叫方晓媛（她一笔一划描）。哦，我想起了东北的风俗，三个字的姓名如果省略中间一个，那是一种家人式的亲切。我在黑龙江时，有一个王国邦，有人叫他“王邦”，怎么听都像“王八”，但叫者应者却真挚可亲。 方晓媛问我：你是坐什么车来的？我：飞机到哈尔滨，火车没赶上（其实我说的是动力火车没赶上，但对于她，毕竟是一个没有联想的概念），坐的是汽车。方：我的婆婆也是台湾人，不来看我了。徐国宝（向方说）：我在杭州晓得你的，你七中的。方：我没回过杭州。徐：我从杭州古荡（精神病院）出来，我兄弟拷（打）我，我要用刀儿杀我兄弟。他们把我送到安溪，住了三个月。徐国宝应该是想说在杭州怎么晓得方晓媛的，回忆还是岔开去了。我：你兄弟为啥拷你？徐：看不起我。 我问吴斌：还有浙江人吗？吴：有，一共五个，那是宁波的。宁波人被吴斌招了过来，我：宁波哪里？宁波人答非所问：萝北。萝北是黑龙江的一个县。吴：那个是上海的。被指的上海人有点木呐。我：上海什么地方啊？上海人眼神发滞。孙萍说：完了，又傻了，又说不出来了。孙的话有一种家人的亲切。 吴斌指另一个：他也是宁波知青，新华农场，以前的兵团十七团。吴斌说：我也是十七团出来的，我父亲是哈尔滨卫校的，1963年下的乡，先是在阿城插队，后来到新华农场卫生院。69年后，知青来了很多，和我父亲关系都不错，常常一帮一帮在我家。我老师也是知青，我对知青真的很有感情。 活动大厅的患者纷纷站了起来，向门外走。我：吃晚饭了？孙萍：活动结束了，晚饭还早。这几乎是患者生物钟的反应。方晓媛也站了起来：太感谢你了，这么关心我们，这么远，这么大冷的天，还来看望我们，谢谢你。我：你住哪里？方：三楼。征得护士同意后，我和方晓媛一起走。 我：你怎么得病的？方：我没事，就是打仗（打架），四五个人，全让我打翻了，起不来了。说这话，方晓媛有一种“气场”，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代人曾经的“尚武”豪气。我：打的是谁？方：杭州人。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事。领导问我，你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就这么一回事。医生都说我没病的，我在农场打稻谷、扛麻袋、扛饲料，力气蛮大的。 香兰是黑龙江为数不多的水稻产地，以前是一个劳改农场。1969年，为了安排知青，迁走了犯人，管教留了下来，对知青的管理，依然有对待犯人的痕迹。1970年，我去香兰一分场看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打架，他带了脚镣在地里干活，有人看守，不让靠近。方晓媛的那一场打架，结果是送进了汤原精神病院。 副院长古国防与负责宣传的兰博来了。我提出晚上能不能睡安养中心？多了解一点。古副院长很为难：我们院长去哈尔滨开会了，他很重视你来，宾馆都安排好了。我还是坚持。古副院长让步。但护士说：患者超员，被褥没多余的。 知青安养中心大楼落成于2008年12月25日，前身是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八科。按农垦总局“残联”的统计，2008年以前，每一个严冬过去，系统内就有近40名精神病患者在流离中不知所终。现在，发现一个接收一个。去年与团中央所属的光华基金会携手成立了光华知青安养中心后，农垦系统外的知青病人也收了，知青子女也收了。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