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6届初中生,那时,大多数人都是留在上海的,我要求去黑龙江,为此还写了血书。因为我的成分很好,就被批准到生产建设兵团33团,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到了南京要乘坐渡轮摆渡的。
到达团部迎春时,我被分配到20连。从团部出发还需要乘坐一站地的火车,再乘坐拖拉机才能到达连队。我们全部发了军装,和正规部队的区别就差在佩戴帽徽和领章了。
图:女排照片 前排中间是刘滨杏
去连队的火车上,心里其实挺后悔的,当初说那里是兵团,就想着应该都是现役军人,没想到到了才发现,那里都是老百姓,只有干部才是现役军人。实际上,去之前的思想准备还是很充分的,就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没多久,因为中苏关系特别紧张,为适应战备的需要,在1969年3月团里成立了武装连队,我就在1968年8月被选进了值班三连。当时有三个男排以及一个女排,我当上了班长。
图:女排训练
抢救枪支弹药 珍宝岛事件期间,有一段经历,我记忆特别深刻。那天连长外出办事,我们值班连队的男排宿舍突然着火了,男同志们都争先恐后地想要冲进宿舍把枪支弹药抢搬出来,毕竟枪支弹药属于稀罕物,很多民兵队员还在用着木棒和大刀。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屋内浓烟滚滚,指导员当机立断,冲过来堵住了还要冲进去的知青。这些知青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有上海的、天津的、哈尔滨的,物资损失无法挽救,但人可不能出事,为了大家的安全,不得不强行阻止了大伙的行动。
这次事件给我们连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事后,作为现役军人的连长,觉得我们还应该可以再减少一些损失,多抢救出一些枪支弹药来的。那个年代人们的观念和现在不同,大家都崇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虽然我们不是现役军人,但同样配备了真枪实弹,我们也应该像军人一样,不怕牺牲,勇于牺牲。特别是正值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武器显得是多么的重要啊。
图:珍宝岛
情定大饭店 到中苏关系缓和的时候,连长要调我去十一连当副指导员。但是被我拒绝了,相比当副指导员这样的领导角色,我更喜欢当一个平凡的战士。连长也有些惊讶,由于我的执意,便派我去了场部的饭店。
万事皆是缘,我的爱人是一位内蒙古知青,饭店是我们的定情地。他是厨师,我是前台人员。我们就是在饭店相识、相知和相爱的。
大返城前,我们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了。我那时想要回来,但是婆婆病了,需要照顾,我就毅然决定留下来,照顾家人。我爱人和婆婆对我很好,我留下来之后对我更是体贴。那时候农场刚开始举办跳舞活动,婆婆觉得我从上海来,农场的生活无法和上海相比,这种机会非常难得,经常催促我前去参加。
图:学习跳舞
忿忿不平 我三十二岁那年,正好碰上公安第一次公开招聘女户籍警,要求三十岁以下的党员,我想我已经超龄了,就打消了念头。直到报名限期的最后一天了,别人鼓励我去试试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就去了。
这时已经非常接近考试日期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复习,但还是参加了考试。考试结果出来之后,我被告知在最重要的案例分析部分中我发挥得特别出色,因此获得了第一名。当我以为女户籍警的名额非我莫属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女户籍警的人员已经决定了,但并不是我。
我急匆匆跑去找农场场长,想知道为什么考试第一名的我却没有获得女户籍警的名额。可是,场长也不知道原因,场长告诉我可能是因为最终决定的人员是管理局领导的亲戚。听到这个原因我顿时感到很失落,但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没想到在工作两年后,饭店结束营业了,因为我在饭店有财务经验,就被分配去粮店当财务。后来,场部又打算把我调到财务科去,一开始,财务科长觉得我有近视,可能无法胜任工作。其实我对数字特别敏感,当财务科长对我进一步了解后,就立即把我调到了财务科。
龙口夺粮 在黑龙江不怕旱,最怕的就是涝。如果天气干旱的话,最大的损失顶多就是小麦、大豆减产;如果涝的话,损失就无法预估了。雨水一大,所有的庄稼都收不回来。
有一年涝情非常严重,连队的的同志们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向“龙口夺粮”。庄稼地里的泥土被雨水浸泡得异常松软,穿任何鞋都没有办法在地里站稳,更不要说赤脚下去的同志们了。有聪明的同志发明了一种“不会陷在泥里的鞋”----在鞋底绑上一块木板,利用木板加大踩在庄稼地里的表面积,使得鞋子“浮”在泥土上,这样大大方便了我们在庄稼地里的行动,加快了抢收粮食的速度。
但是因为麦子已经泡在水里时间长了,即便抢收回来了,加工出来的食品也不是很好吃了。那段日子里,我们每天回家都带着一身泥和一身的疲惫。不过,即使这年粮食的损失这么大,对我们连队的生活造成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我们连队有大型粮库,有大量的粮食储备,我们完全不用担心粮食减产可能会导致的生活上的困难。
站岗边疆
在连队里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站岗放哨。一开始,两个女同志需要在冬天寒冷的环境里站岗两个小时,身上还佩着枪支和弹药。对于女同志来说,这真是一种身体上以及意志力上的挑战。两个小时下来,露在空气中的皮肤都被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霜,哈一口气都能看到水汽形成的白雾在我们面前慢慢飘落。后来,站岗的形式从两个人一起站两个小时变成了一个人站两个小时,这时我们的心情突然就变得害怕起来,时不时能听到从远处传来动物的叫声。这两个小时变成一天中最受煎熬的时刻。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