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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惟群 ，作家，评论家。 一九五三年生于上海，插队凤阳八年半，一九八七年移居澳大利亚。 一九八六年开始发表作品，于中、港、台一百多家报刊杂志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评论。著有《不同的世界》、《澳洲风》、《黄惟群作品自选集》、《偏见集》。多篇作品被转载，文学评论及散文屡被收入选集《中国文学评论双年选》、《给余华拔牙》、《中国六十年散文选海外卷》等。 苦吗？当然。可生活上的苦，不算什么，那时还年轻。 最受不了的是孤独，是苦闷，是心中的那份空空荡荡。 风声、雨声、前面社房“哞哞”的牛叫声。 几年时间，孑然一身。 开始三人，一个是同校同学，父亲、爷爷都是高干，一年不到，走了，进了江西工厂；另一个是当地人，母亲出生在后庄，大半时间，他住亲戚家，三年后，当了工农兵大学生，也走了。 剩下我一个。 社场周围没人家，屋前一片旷野，一片远到天边浩浩荡荡的荒凉旷野。  就这样，好几年，一个人，面对这片连着天的地，看风怎样掠过，怎样拉扯田里枯干的茅草，看雨怎么样飘过，地上如何积起水坑，看水坑中如何倒映出一片片奔腾的乌云……这不是一片一点一点往外延伸出去的土地，而是一片从天边处厚厚重重地向我涌来的土地，这片向我涌来的浩浩荡荡的土地，看见它的第一眼，就压在了胸口，永远压在了胸口。 暮色中，抗着农具收工回家，开锁，推门，“叽――嘎嘎嘎”，屋里凉冰冰、空落落，看到的，只有夕阳拉长的自己的身影。 傍晚，残阳似血，炊烟弯弯扭扭，空中散开又落下，一层淡淡的白，披盖幽暗的地，漫在即将熄灭的暮色。家后沟里洗脚、洗脸，端盆淘米，然后回屋烧饭，往炉膛里塞草。通红通红的炉膛，轰隆轰隆的炉火声，掏空了心肺。几千个夜晚，目光呆滞，提着火釵，望着炉膛，听着声响，无思无想，压抑，只有沉甸甸的无尽的压抑。 黑夜，屋外两点、四点、六点绿色的亮，常常几分钟不动一动盯住我，至今不知那是什么，是狼是狗还是其它什么的眼睛。 一个狂风暴雨夜，东墙倒了，风卷暴雨刮进屋，裹住被子缩在西墙床头，却还伤心着压死的几只鸡－－那是每年用来换取回家车票钱的鸡。 想前途，想未来。没前途，没未来。想回家，可是回不去，因为回不去，越发地想。 数不清的夜晚，望着破了的茅草屋顶，望着洞外清澈的寒空，望着洞口飘摇的小草，寂寞得发慌。没人说话，一个人都没有。想说话，想得都快疯了。一切都装心里，装得太多太多，装不下了，闷死了，快闷死了…… 越来越多的人自杀，都是孩子，受不了了。 那时，二胡是我唯一的伙伴，天天拉，对着那片土地。那是我唯一的享受，心中的苦与愁与闷与寂寞，随着拉响的琴声，一丝丝流出。一直认为，二胡的声音，是由那块土地滋生的。 上调受挫 76年有过次上调机会，去淮北一个煤矿。那时下乡已六年，大队同来的七人，走了六个，上调的上调，病退的病退，转走的转走，一个名额，理所当然轮到了我。 万没想到，生产队的过场推荐会上，出现意外。 半年前，庄上来了个投亲知青，也上海人，阿姨是自然灾害时嫁来我们庄。那晚，阿姨、姨夫买了条“春秋”香烟，挨家挨户发送、求大家帮他们外甥一把。结果，推荐会成了批评会：一个发言说我懒，说太阳晒屁股了都不起床；另一个发言说我不接近贫下中农，一个人住社场，像个小台湾。最后，到会一致推选那个刚毕业来庄才半年的外甥。 人人想上调，可以理解，但人脸竟可如此变化，则感天昏地暗。 第二天一早，去公社，找到上任不久的叶书记，情况原原本本说一遍，书记听了很气愤，说：“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至今没明白，为什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书记的态度表明，他向着我。 因书记的态度，推荐会最终还是过场，名额最终还是给了我。 表格填好了，送去县里，以为要离开农村了，然而，最后一关政审关，还是被刷了下来。消息传到大队，继而传到生产队，传得纷纷扬扬，说我父亲是德国军官。尽管传言让人哭笑不得，但出身影响我上调，这点无误。 我不服，去县城找县委书记的陈秘书，他是我们庄上人。我们70年下放时，他高中毕业回乡，常和我们一起聊天，后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分回县里，当了县委书记秘书。我找他，希望他能帮我挽回“败局”。 上县城得徒步二十五里，然后才有车。途经“小红山”，传说中朱元璋当年放牛的地方，在那得淌过条河，河水高过腿弯。过河时，我的脚底跟被河泥里的碎玻璃划破，很深，血流不止。咬咬牙，上了岸，我把两只袜当绑带，穿在破脚上。许是“金石为开”，走一阵，血不流了，再一阵，不疼了。我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然后，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扒上一辆拖拉机。 当然，陈秘书帮不了我，但他安排我在县委招待所睡了一晚，还请我吃了顿饭。 饭后，招待所床上斜躺一会，万没想到，待到再起，脚一碰地，后跟那“金石为开”没了疼痛感的伤口，突然像插进一把匕首，再看，那脚早已肿成发酵馒头，两只渗血的袜子，干了，硬了，粘在伤口上，拉都拉不开。 第二天，就用这只肿得像馒头、疼得像插了把匕首的脚，步行几十里，走回对我“变了脸”的生产队。开始颠着走，走着，想，疼痛这事真要过了头，也就不疼痛了，于是咬紧牙，愣是脚往地上踩。浑身是汗，疼得就差昏过去，可渐渐，就如预计那样，疼痛过了头，开始减轻，一点点减，减到后来，感不到了。 无性青春 最后两年，唯感安慰的，只是剩下几个同学一起聚聚，说说话，抽几支烟，唱几句插队的歌。 每次去同学那，异常高兴，十几里地，一路欢歌，却回家的路，因了先前的快乐与亢奋，越发凄凉。一望无际的灰色的天，一望无际的深褐色的地，没有人，只有一条连一条、过了一条又一条的田埂。 返城前一年，冬天，寒风凛冽，去一同学那。远远地，见他穿件浑身打补丁的衣服，家门口用钢叉堆草垛子，见我，都没抖一下浑身落满的草屑，一边挥钢叉，一边连连地说：“要过冬了，要过冬了，准备过冬，准备过冬……”。 那几年，心已麻木，不再反抗，也不知怎么反抗，想得到的，只有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像他们一样生活。 寒夜，北风吹得狠，像要把地都掀起。芦杆编织的门，被风刮得叽叽嘎嘎、晰晰嗦嗦。我俩躺在被窝里，各自身上压着自已的棉衣。 很黑，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他说：“女人的身体，一定和胳脂窝的肉一样，又嫩又滑……” 夜更黑了。黑色的夜里，两对闪亮的眼。 那年我们都已二十四，但对女人一无所知。 生命中的一个最大遗憾：最需女人时没有女人。老天给生命安排的时间表中，二十四、五岁的青年，异性渴望最强烈，可我没有，我们都没有。耿耿于怀。后来，我写过篇小说《耿耿于怀》。一人只有一世，一世中的每个阶段，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不会再现。老天亏欠了我们。 一次，回乡途中，和一插兄在南京一个旅游点。初春黄昏，凉意从林叶中斑驳洒落。俩人坐在石阶上，很累，很困。突然，大脑触电一样“忽”一下醒来，不远处的一幢房上，看到“女厕所”三字。就因这三字，心“哄”的一下膨胀，一刻间，女人的美好想象纷至沓来。然而，就在这热血沸腾的一刻，看见厕所里颤颤巍巍走出一个满头乱发的老太太…… 公社两批知青，一批是我们，《长风中学》六九届初中生，一批是虹口区前两届各校赖着不走、后被街道派出所强送下乡的。 拥有女人这点，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 公社街上有个女裁缝，白白净净，小小的个，皮肤细腻、光泽，胸很大，丈夫在县城工作，常不在家。每次上街，他们一帮涌去裁缝家，说一口明目张胆的调戏话，趁着没人，这手那手或快或慢地伸过去，那裁缝，照踩她的缝纫机，回头或不回，不真不假骂两声，骂得他们的手越发频繁地伸过去。 公社赶集，他们一伙颠颠地聚一起。那天，远处田埂走来一女子，一看就是知青。就像一群公狗看见一只母狗。女的进街后，小饭馆前停下，左望望，右望望，他们中一个便过去，走她跟前，一腿直着，一腿踮着，身微后仰，头略斜，手掌不时往外一翻一摆，不知在说什么。女的先是扭脸不看他，过过，扭着的脸侧过半个，过过，另半个也转了过来，再过过，跟他一起走了。开始，走得还有些扭捏，两手背后，身体扭两下，走着，那扭捏也不见了。 整整一星期，两人关屋里，没开过门，饿了，吃点炒麦粉，渴了，喝点凉水。一星期后，再出门时，庄上农民说，男的腿都软了，打飘。 不出工的下雨天，我们这伙也常聚，暗洞洞的泥屋里，一起挤床上。那是最适合谈女人的时候。我们的谈女人，其实也就谈了个女字旁。但就这，足以原形毕露。常常，我们中一个恶作剧地突然站起：“检查检查，看看谁硬了？！”其实个个都硬，却个个装得不硬，最好证明自己天生阳痿。我们中一个，从小到大三好学生、大队长，大大的眼，长长的睫毛，笑起来羞羞的，像女孩。可就这个他，最经不起考验，轮到“检查”，往后缩着身，双手挡裤前，边笑边躲，“谁硬了，谁硬了”地赖。可他哪里赖得掉，那个顶起的圆锥太大太明显。也就这个他，一起去游泳，刚脱衣，就翘起，脱完更狠，简直怒发冲冠，甚至下水碰了凉，还像竖起的小棒槌，随着水的涟漪左右晃悠，经久不衰。 他们中一个，管不住自己，让村里一女孩怀了孕，别无选择，只能结婚。 婚礼大家都去了，我们这一批也去了，一方面羡慕，一方面悲哀。 他有了女人，好，可也意味着，只能一辈子留在农村。 挥再见的手 最后两年，在江山公社中学当老师。那段日子，是八年半农村生活中过得最快乐的。 老师在那地方倍受尊敬。当地老师关系多：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还有学生家长、学生家长的朋友。不是今天这个叫，就是明天那个喊。我没那么多关系，但学校老师和我关系都好，任何人有酒喝，都叫上我。差不多天天喝酒。 喝的是山芋干酒，七毛八一斤。那喝酒才真叫喝酒，没菜，一碗大青豆，一碗盐豇豆，一把韭菜，一把大蒜，好时，炒盘鸡蛋加点盐，或哪弄条鱼，没油，沾一沾面粉，贴锅边，兑水，烧几把火。不知那里的女人是否特别会烧，怎么烧，都能烧得香喷喷。 最开心的是划拳。 第一次见划拳，是到凤阳的第一天，途经大溪河，街口小饭馆歇脚时，只见一个个袖管卷起，青筋爆出，龇牙咧嘴，这头向那头冲去，那手向这手戳来，声嘶力竭，像土匪。却这恐怖的一幕，日后成了我的喜爱。我爱划拳，划得很好。我们这群教师个个划得都不赖，但我是公认最好的。我赢的本事在于很快看出对方的变化规律，自己则没规律地变化。 开始不行，喝一点就晕，甚至吐。但那里，人坐桌上，不能不喝。不得以，常将酒含嘴里，趁没人注意，吐到地上，反正是泥地，一会就吸掉；有时假作擦汗，一抹嘴，将酒吐入手帕。然而久了，开始适应酒精，能喝一些了。能喝些的“秘诀”更在于装疯卖傻，大喊大叫，叫着喊着，精神就分散，就不感觉难受，叫着喊着，酒气就随之出了去。一生做过的所有事中，酒后乱说乱叫无疑是最痛快的一件，肆无忌惮。 忘记了，已经忘记了。忘记了什么？忘记了太多太多。 78年10月末一个傍晚，天已昏暗，“板桥”车站前，一排黝黑的槐树上方，露一块深蓝。火车来了。这次火车来的意义与以往不同，我等这列火车等了八年半，做梦都在等，可真见它开来那刻，并没感到想象中的轻松愉快。怪那天空，得怪那天空，怪黝黑槐树上方残留的那块深蓝色的天空，那蓝蓝得人压抑……上车了，我向送我的两位老师挥手再见。火车启动了，挥再见的手停在窗上，远了，那手还停着……走了，终于走了，再不用回来，但是，但是我把生命中一段重要日子留下了，把友谊留下了，把初恋和梦留下了，把孩子所能承担的极限苦难留下了，把宝贵的花样年华永远永远地留下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