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新华的小说《伤痕》问世时，我还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住在中文系宿舍4号楼三楼。 有一天，提着暖瓶拿着饭碗要去食堂，从楼上下来，看见一层正对楼梯的墙上贴出了新的墙报，头条是一年级新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那字写得很漂亮。很快，那墙报面前便总是挤满了人，小说的故事情节也成了大家终日的话题。 1975年秋至1982年秋，我在4号楼住了7年。 4号楼是一幢普通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坐东朝西，一共4层，男女生同楼。我入学的时候，一二两层住男生，三四层住女生。 1978年春季，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生进校，1978年秋季第二届新生进校，男生比女生多了很多，于是改为一二三层都住男生，四层住女生。 我入学的时候，还是推荐为主的工农兵学员。当时，我已下乡七年，之前由于“出身问题”，已连续两年在招生中未被录取，对于这次的机会，也就不敢抱很多希望。 1975年的招生，推荐之外还要考试。我只有六七届初中两年的学历，就借了一套当时中学生的全部课本，连续两天全部翻看一遍，大致知道什么内容在什么地方。 考试是开卷的，按图索骥就对付过去了。到了政审阶段，又卡住了。那年河南驻马店大水，我所在的安徽阜阳地区亦有泄洪，我正按上面要求，忙于挨家征集衣服和烙馍用于救灾。 在县城的上海慰问团同志，见被学校录取的上海知青都已出发，而我还没去领通知，就给我所在公社一位已招工在供销合作社做营业员的上海知青打了电话，她便立即踩着泥泞赶了十几里路，到我们生产队来，告诉我这个天大的喜讯。 听说我的被录取，与一位复旦大学来的说一口上海本地口音普通话的年轻教师有关，他坚持了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以个人表现为主”。我至今不知道这位教师姓甚名谁，但我内心从没忘记，这一录取，改变了我的人生。 1964年，我从一所设施非常落后的虹口区长春路第二民办小学毕业，考进复兴中学。复兴中学那时是上海市重点中学，五年制，是复旦大学的附属中学，考入复兴的，自然都把未来目标盯住复旦。 两年后，“文革”把一切都中止了。十年过去，我竟然还会有机会以学子身份走进复旦，内心激荡难以言表。到学校报到后，第一天晚上，看见远远近近宿舍楼闪烁的灯光，想到我刚刚离开的因为没有电而晚上漆黑一片的村庄，天上地下的落差，几乎使我彻夜不眠。 我就读的是文学评论专业，我们班有81名学生。1975年的复旦大学中文系，还是“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科设置据说是按照江青的想法，很少人学创作，很多人学文艺批评，培养学生的目标是最终可以打磨出类似“革命样板戏”这样的精品。系里的工作主要由工宣队负责，每学期下乡下厂的时间占去不少。 4号楼底层的墙上，常有学生自己办的墙报。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我们写了悼念诗和短文贴在墙报上。走廊拐角设了灵堂，曾有一位男同学站在那里，悲伤地哭出声来。 4号楼是从当中隔开的，南面的半幢住着来中文系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学校也安排了一些中国学生同住，大家都要从南面的门出入。我当时也被安排住在那里，和一位英国同学伊丽莎白同住。那天她把镶在一个精致相框里的周恩来肖像放在桌上，对我说，“我很爱他”，当时我不禁泪眼模糊。 1976年10月，有一天晚上，那些留学生突然集聚在走廊里，嘀嘀咕咕，一面不时紧张地瞟我们一眼。断断续续，能听到他们在说“北京……江青……张春桥……”那时，“文革”的倒行逆施似已走到尽头，中国往何处去，这样了不得的重大命题，那天晚上，在4号楼的走廊里，重重地叩击我的心扉。 “四人帮”被粉碎后，上海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有一位当时的市委领导在交代中说，“四人帮”被抓的确切消息，他们最先是从复旦大学的留学生那里得到证实的。 整个社会的巨大转折，绝不像汽车的刹车调头那样明晰，至少一两年间，校园景象是纷繁不平稳的。声讨，批判，辩论，开会，文科的教材很多需要重新确定。 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新生进校，很快有了新的学习气氛。时间变得金贵，很多人走在路上坐在食堂里还在背单词，每到晚自习时间，整个校园静悄悄，教室、图书馆，所有为学生开放的空间都坐满了人，每一个人都全神贯注于眼前的书本。那时喊得震天响的“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我是先从这样的静谧里感受到的。 《伤痕》使我伤感，也使我激奋。周末回家，我把这个故事描述给戴小平听，也把学校里关于《伤痕》引起的反响告诉她。戴小平和我同为复兴中学的学生，后来又在一个公社插队务农。她把这件事告诉了俞自由。  孙小琪（左）、俞自由（右）1985年合影。 俞自由也是上海知青，当时还在安徽任职，那几天正好在上海。俞自由把《伤痕》告诉了文汇报高级记者钟锡知。这些细节，虽然我不很记得，却是完全可能的。那时，我们三人之间无话不谈，家事国事天下事，还有个人生活的琐琐碎碎。 每个周末，我从邯郸路的复旦校园回溧阳路的家，在鲁迅公园下车，穿过甜爱路到四川北路，就是复兴中学校门。再左拐，就是溧阳路。每次在这路上走，无数往事蜂拥而至，以致有时就想走慢些，给记忆多一点时间和空间。 我出生时的家，就在甜爱路上的北四川路区委宿舍，3岁时全家搬到溧阳路，之后那里就成了一家人几十年的栖息地。 这些年，溧阳路突然名声大噪，据说这位于市区东北角的48幢英国式建筑，有近百年历史，目前已是上海面积最大保护最好的花园住宅群。我在许多文章里读到，溧阳路上有郭沫若、赵家璧、曹聚仁、金仲华等文化名人的故居，有鲁迅的藏书室。在之前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是一无所知的，想起来，总觉得有点抱歉。 溧阳路的花园建筑群分布在溧阳路两边，我家的后门就是溧阳路，是通向四川北路的交通要道。我永远记得，后门的水泥门柱上，粘贴过爸爸的“认罪书”。那时组织上对爸爸历史问题的结论是：以叛徒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的羞辱和压力，几乎把做子女的我们压垮。 有段时间，无论在家还是走在路上，惊惧总像大气一样把我裹住，透不过气来。那时候的学校已经乱套，早已停课，却又觉得必须要去学校参加革命，于是每天在内心中挣扎，为了要跨出门，走到溧阳路上。王晓华的故事，把类似的感觉重又推到我面前。 钟锡知是资深的有几十年从业经历的新闻记者，曾经撰写过俞自由小组的先进事迹，一整版发表在文汇报上。老钟后来渐渐成为很多蒙城知青的朋友，回上海时，我们会相约了去他家看望。他所在的报社部门，与复旦中文系的几个教研组有联系，我到复旦中文系上学后，与老钟联系就比以前多些。 那天，老钟和我通了很长的电话，我告诉他4号楼里关于《伤痕》的一切，也说了自己对这个作品推崇备至的观点。我们在电话里约定，我去把原稿拿来，晚上就送到他办公室去。  放下电话，我有点激动，急匆匆回到4号楼，找到住在二楼的系里分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和他说了要把卢新华的《伤痕》送文汇报的事，他很快就从卢新华那里要来《伤痕》手稿，交给我。我拿了稿子就马上出发了。 我是骑自行车去文汇报社的。复旦在市区东北角的郊区，文汇报在离外滩不远的圆明园路，到那里时天已完全黑了，天上有很大很亮的月亮。老钟坐在办公室临窗的阳台上等我，许多办公室都还亮着灯，我从那次知道，但凡办日报，晚上加班就很寻常。把稿子交给老钟，稍微坐了会儿，我就回家了。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伤痕》。 不久，我毕业了，仍留在中文系。报到后，学校安排我和一位年长的女教师一起去郑州招生，结束后我又去了许昌、武汉等地旅游。8月11日《伤痕》在文汇报发表后引起大反响，8月12日老钟给我寄了报纸，并附了短信。信中说：“卢新华的小说已发表，反映是好的，而且较强烈。因为是你推荐的，特寄上报纸一份。” 不久，文汇报开始了对《伤痕》不同意见的讨论，老钟对我说，你写一篇评论，就谈谈你的观点。我很兴奋，当天晚上就在家里乘凉的阳台上，以吃饭坐的方凳为桌，坐在小凳子上，在练习簿纸上写了那篇《<伤痕>出了“格”吗？》，寄给了老钟。 几天后，8月29日，文汇报几乎一字未改地登载了这篇文章，后来又寄了几块钱稿费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在报上发表文章，又是在刚刚毕业的时候，给了我很大鼓舞。只是报上把我的“琪”字错写成了三点水旁。 我的文章和《红日》作者吴强的评论排在一起，若干年后，我们真成了邻居。这篇当时被称赞的文章，现在再看，也是汗颜，那时的语言和思维，引发万般滋味。转发如下，是想从一个角度还原40年前那段历史。 《伤痕》出了“格”吗？ 孙小琪 小说《伤痕》以知识青年王晓华的不幸遭遇，愤怒控诉了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并给青年一代带来深重精神创伤的罪行。因为这个作品在选择题材、塑造人物方面，比较多年来的文艺作品有所不同，所以它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很多人赞叹这是一篇好小说，并情不自禁流下了悲愤的眼泪；但也有人摇头否定，认为这样写，关系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有问题的”；也有人在一阵感情激动之后，总隐隐觉得这样写法好象不知什么地方出了“格”，犯了“禁”，因而茫茫然不能表态了——长期以来，“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给文艺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留下了许多至今未能澄清的问题。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革命文艺的任务，就是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 小说《伤痕》是遵循了这一原则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疯狂的干扰破坏，倒行逆施，把成批成批的革命干部诬蔑为“牛鬼蛇神”，又以反动的“血统论”，使这种污蔑株连到他们的子女和亲属。这种情景，至今人们还记忆犹新。 诸如王晓华心上的伤痕，也不同程度地落在了许许多多人的身上。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常在报上读到的为受难者申冤昭雪的报道，正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伤痕》是植根于社会生活的深广的土壤之中的。 作者站在正确的立场，探索了当时生活中具有本质规律的东西，构思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学生王晓华和“叛徒妈妈”决裂，在经历了种种打击的九年后回到已被平反昭雪的妈妈身边，而母亲却已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终于未能见到女儿最后一面的悲剧情节，描写了王晓华由满腔热忱到逐渐消极茫然的过程。 《伤痕》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故事举了一个出来，展现在人们面前，我们就从这普通而熟悉的事例中，又一次认识了林彪、“四人帮”的残忍暴戾，认识了“血统论”的愚昧反动，从而激起了对这些丑类的极度的仇恨和蔑视，增强了与之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如果说这是写阴暗面的“暴露文学”的话，那它暴露的就是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罪行，就是革命人民群众遭迫害、革命事业遭损失的阴暗。林彪、“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是如此巨大，我们怎么能熟视无睹，又为什么不能批判地暴露这种“阴暗面”，以“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呢？ 王晓华是小说中的主角，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还是个十六岁的中学生，单纯，向上，热爱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珍惜革命队伍的纯洁。她和当时所有的青少年一样，投身于震撼世界的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当她听到从小溺爱自己、教育自己成长的妈妈是“可耻的叛徒”时，她立即“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彻底和妈妈“划清阶级界线”，远离家乡，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她决不能和一个叛徒生活在一起，即使是自己的妈妈。 在农村，她积极努力，希望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主义作更多的贡献。可是，因为妈妈的关系，尽管她已做到了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生活给予她的却总是令人心寒的层层障碍，使她感情上的创伤越来越深，一颗赤诚的心终于“有些灰冷”而“麻木”了——王晓华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从小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承受着老一辈革命传统的教育和熏陶，在对待妈妈以及对待自己的生活上，我们觉得，她要这样做，她能这样做，都是非常自然的。 而当她年轻幼稚的满怀忠诚在连连打击之下变得盲目了时，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甚至是只能这样的。因为以她所懂得的道理已不能解释这一切，她只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马克思曾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王晓华之所以是这样的王晓华，是和她所赖以生长的整个社会环境分不开的。环绕着她又促使她行动的这个环境非常典型，她和这个环境是统一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是做到了如恩格斯所说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使这篇小说具有非常生动的生活的真实性，同时，也是这篇小说为什么能引起比较大的反响的重要因素。  既然小说《伤痕》是好的，那么，环绕着这篇小说的种种疑问是否就没有存在的依据了呢？我想，除了其它种种原因以外，最关键的就是这类题材能不能写，以及能不能这样写（包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悲剧结尾）的问题。 一个短篇小说，还不能解决这样大的问题，就是作为一种探索，也必然还有许多不完善和值得推敲的地方。 生活是多方面的，要使马克思主义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显出真理的威力，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在每一方面都找出正确的答案来。 我们不能否定历史，也不能割断历史，如王晓华这样的为数甚多的青年，目前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在不同的岗位上奋斗着，她（他）们也需要正确地认识和解释这样的过去。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帮助他们做好这件事。 不久，新学期开始，我担任了七八级新生的指导员，仍住在4号楼四层。《伤痕》引起的反响始料未及，有些单位想把它改编成电影、戏剧，派人来谈，我的宿舍只住了我一个人，系里有时就把来访者安排在我这里，讨论，住宿。 不久，许多类似的作品在全国范围内相继问世，文学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强势，介入了大众的生活。 卢新华曾说，《伤痕》的诞生，是众缘成就。我也一直认为，《伤痕》的问世，在那个时候，如春笋，不论早一秒晚一秒，是一定会破土而出的。 钟锡知先生2006年末因病去世，享年76岁。我那几年正忙得昏天黑地，很多年与老钟疏于联系。得知消息后赶到追悼会现场，望着他安详的遗容，心里是自责的。 1982年秋天，1978级同学毕业，我在4号楼便不再有宿舍，那几年住宿的种种经历，成了难以忘却的记忆。又过了一年，我被调离复旦。从此，于我，4号楼如乡愁，无论你见或不见，总在那里，如此这般。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