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加工作后，每次填写履历表都要写籍贯。我的籍贯是陕西三原，那是父亲的故乡。一生中我只去过二次，一次是1967年夏天，另一次是2005年。那一年父亲不知为何突发奇想，兄弟数人中就带着我一人去了故乡。那年我刚十四岁，懵懵懂懂地跟着父亲上车、下车、换车，等到再一次下车就到了那个黄土高原的小县城。记得下车时连站台都没看见，直接就跟着父亲走进了玉米地中的小道。那也是父亲自1937年参加革命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故乡。记得那个村庄叫里凹村，离车站不远，走了近一个小时，途中还坐在路旁休息了一次。现在想来当时故乡与父亲离开时的变化不大，30年后竟然直接就能找到。2005年我开车到了三原后不知道那个村庄在什么方位，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记忆中那个村庄不大，当晚住在一位“七姑”家，据说是亲属中房子最好的一家，院落不大，收拾得非常干净。到那里后父亲就一直与亲属们唠家常，七大姑八大姨叔叔伯伯大大的，他们说的方言我也听不懂，除了父亲让我问候和他们称呼我“娃”之外，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坐在一旁陪着或是四下看看。记得最清楚的是七姑家包的小饺子，每个只有拇指大小，吃起来一口一个，特别爽快。吃了没几个，父亲瞪了我一眼，我一看桌上的盘子里已经没几个，就不敢再放开肚子吃了。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岁数，家里每个星期包一次饺子，一斤饺子皮能包60个饺子，我一顿能吃30个。七姑每天早上给我煮一大碗水汆蛋，四个鸡蛋加上一大匙白糖，那味道到现在还忘不了。临行前七姑又让带上一大包很有特色的烙饼，好像是把小鹅卵石在锅里炒热了，然后把擀好的薄饼放进锅中，上下都覆盖鹅卵石烙成的，二面都有鹅卵石压出来的小坑。 那时候村庄里已经通电了，一个叔叔带我上地里去看机井，那地方干旱，种庄稼靠机井灌溉，一台电机哗啦啦地带动铁链子，铁链子上带着小水罐把水带出来流进地里的水渠，那机井深不见底，据说有30米，但我就见七姑家点了一个小灯泡，也就是吃饭时点一下，吃完饭家里就点上有玻璃罩的油灯。有一天晚上父亲带着我去看一位老者，忘了怎么称呼了，那天没有月亮，打着手电筒过去，走进屋子手电筒关了以后只见屋子里只点着一个小油灯，是用灯芯放在一个小碟子做的，火头只有黄豆粒大小，坐在炕桌旁朦朦胧胧地看不清人脸。我看见房梁上挂着灯泡，回来后我问父亲他们怎么不开电灯，父亲回答：他们穷，交不起电费。从上海出发前父亲买了一大堆糖果点心，用军用雨衣打成一个五十公分见方的包裹，从车站扛到村里，去各家都让我提着糖果点心送上。 除了那次带我回去，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老家的任何事，只说8岁时爷爷奶奶就去世了，他一个人流浪要饭，后来被县城里有个木匠铺收为徒弟，17岁红军来县城招兵就参军去了延安。对那个木匠铺父亲从未提起，估计在那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回去时也没有去找过。 父亲经常提起当年随八路军在山东打仗时救他的一位老大娘，战斗中父亲身负重伤昏迷不醒，部队撤离前被当作阵亡扔在村外停放死人的茅草屋里，半夜醒来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爬到村边的农民家，这位老大娘给他包扎养伤。解放后他曾经多次去寻找，一次也没有找到，当年日本人对中国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估计在战争中这位大娘也难以幸免。每次父亲说完后就沉默不语，我想这位大娘给他的印象胜过他的母亲。 父亲的故乡已成为历史，那里早已没有直系亲属，今后的后代估计也不再会与那里有什么联系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