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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历史，才能客观评价上山下乡
读《目前看到的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最客观真实的文章》有感 
近日，有朋友转来一篇名为《目前看到的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最客观真实的文章》，读完之后，感到有话要说。
这篇文章开头就引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等文件，作为文章的理论根据。作者说：由于《决议》否定了“文革”，也就否定了这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因而断言上山下乡运动“无社会进步可言”。为此，笔者仔细阅读《决议》，发现《决议》没有一句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话，反而看到这样的论述：“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很显然，就是在“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与全国人民共同进行了抵制两个反党集团的斗争，并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与广大农民同甘苦共患难，结成深厚的情谊，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做出了贡献。《决议》的这一段话，难道不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肯定，不是体现的一种“社会的进步”？
众所周知，知识青年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来我们党一贯的方针。上山下乡只是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一种表现形式。《决议》充分肯定了提出这条道路的毛主席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而作者却以戏谑的口吻说“美其名曰：‘青年运动方向’”，整篇文章表达出了他对于《决议》重申的“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的不满。
从《决议》中笔者怎么也看不出来有否定这个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意思。不知作者是如何“独具慧眼”看出来的，抑或是把自己的愿望加入《决议》之中了？还是打着《决议》的旗号贩卖私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初结束，是一个整体，割断历史专门把“文革”这段拿出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用表面现象否定其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实质，怎么看都像是现代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
作者说，“‘文革’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丧失了城镇安排大批学生就业的可能，”，但《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表明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摘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
周总理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
什么人认为“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呢？周总理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作者难道不感到自己是在明显的否定《决议》吗？按照作者的逻辑，“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文革’的组成部分”要彻底否定，那么在“文革”中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否也“是‘文革’的组成部分”，也要彻底否定？周总理的报告也要彻底否定？国家统计局也要彻底否定？这里，他自觉不自觉地把“文革”和“文革时期”混为一谈，于是出现了逻辑上的矛盾。 作者不顾历史事实，在他自认为的“崩溃边缘”论下，推导出了“丧失了城镇安排大批学生就业的可能”。这里我们看看：国务院知青办公布的数字，1966-1972年期间城镇中学毕业生总数为1709万人，其中留城的人数为994万人，上山下乡的人数为715万人，留城安排的比下乡的人数多出279万人。而且上山下乡的知青只要有机会，都可以通过选调、招工等各种途径返城工作。在当时中学毕业生一时还不能全部留城分配的情况下，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正是分担了国家的困难，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国务院知青办的资料显示，1962到1976年调离农村的知青有736.74万。加上留城的994万，达到1730.74万，而1976年底还在农村的知青总数是1039.74，比不在农村的少691万。不知道是作者没有看到，还是有意回避了这些数字，做出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作为公开发表的文字还是需要严肃的。
作者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开），在这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但，肯定不是空喊口号，因此我们有必要看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公报怎么说的。《公报》中说：“全会对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十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也就是说对“十一届二中全会”（1978年2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工作是肯定的。期间在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闭幕式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以及1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发【1978】74号）是被肯定的。《纪要》在总结上山下乡工作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全国1700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的“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做出了贡献。此后，党中央再也没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知青问题发过文件。不知作者为何不引用这个被“十一届三中全会”认可，党中央经过集体讨论，通过的文件。反而假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来虚张声势，否定上山下乡。这难道不是自欺欺人？作者肯定知青做出的贡献，经受的锻炼，笔者非常认同，这点有目共睹，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要思考的是，没有这期间的上山下乡，知青的贡献怎么能够做出来？如何经受锻炼？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吧？
作者说，“有的人将这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定位为有计划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将上山下乡解释为培养革命接班人，或青年运动方向的必由之路，说这种话的人自己恐怕都不信”。这里的“有些人”是谁人呢？我们先来读几段论述：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明确，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1970年5月中共中央（1970）26号文件中提到“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城乡斗、批、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973年8月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中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同时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状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既能经风雨，见世面，得到很好的锻炼，又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增添力量，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
原来“这些人”是中共中央！他的矛头指向真的很清楚！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注重在基层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这和党中央、毛主席当年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艰苦的农村环境中去，通过大浪淘沙，培养接班人是一致的。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者一方面表示自己上山下乡是“落难”，因为家庭影响“受歧视”，也根本不相信上山下乡是“培养接班人”，另一方面他自己却是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并担任了生产队长，还入了党，明显是作为接班人在培养。不知他回城后是否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若是这样，那可真是“数典忘祖”了。其实“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培养他们接这个“事业”的班。这个“事业”的本质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任何有社会主义觉悟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可以做到。作者是否把“接班人”理解为“当大官”了？或是嫌自己的“官”不够大？
作者在文中提出，上山下乡剥夺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力。世界上有不讲“义务”的“权力”吗？有不完成“义务”就获得“权力”的事吗？当时，国家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农业的发展制约了工业的发展，要年轻人到农村去发展农业，难道不是青年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要求行事，岂不是成了无政府主义？在动员上山下乡的方式上确实存在问题，但关键是要你去做什么。不讲是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业发展，用动员方式中的某些不当，来掩盖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实质问题，也确实是一种技巧。作者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知青和知青家庭带来了重创。”笔者就非常想看看，自己的家庭是否也受到了“重创”。可是他并没有给出“重创”的标准，使人无从比较。难道会比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牺牲的烈士家庭，失去亲人的“重创”还要严重？
作者说：“君不见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走出大学校门直接坐到省军级的位置，‘文革’中被称为‘东北太上皇””。不用讳言，他这里指的是毛远新。但事实真相是他所说的那样吗？让我们听听毛远新的母亲，毛泽民烈士的夫人朱旦华是怎么说的吧。毛远新从小和父母一起坐牢，1960年高中毕业，在毛主席的激励下，放弃保送哈军工的机会，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转学到哈军工。1964年寒假，他和几个同学到黑龙江五常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1965年寒假又和几个同学到哈尔滨电机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拜师学电焊技术。1965年下半年到巴彦县一个生产大队搞了五个月“四清”。1966年1月在毛主席的坚持下，被派到中越边境的导弹部队当了普通一兵。1966年8月到1968年4月在北京担任周总理的联络员。1968年5月到1975年9月被中央派到辽宁工作。1975年10月到1976年10月，担任毛主席的联络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绝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走出大学校门直接坐到省军级的位置”的。不知道是作者不了解，还是有意为之，要达到什么目的？
当年出现的“走后门”等社会丑恶现象，笔者和所有知青一样都非常愤慨。问题是，这些现象是上山下乡才出现的吗？属于“上山下乡”的“专利”吗？现在有没有？这些现象反映出来的实质是：旧的习惯势力的强大。应该把矛头对准“旧习惯势力”还是对准“上山下乡”？作者大谈“公平”，“公正”，但又不给出标准。现在有“公平”，“公正”的统一标准吗？
作者非常同情云南知青闹事，不知为什么不同情始终坚持在农场的转业官兵和职工群众。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劳动，他们就没有家？作者在文章中和当兵的同学比，和当工人的同学比，和先于他返城的同学比，不就是他们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从事不像农村那样的艰苦劳动和生活吗？怎么就没有看到他与同龄的农村青年比？看来他的脑子里依然存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鄙视体力劳动的旧思想观念的残余。是否有一种“城市出生的孩子，比农村出生的孩子血统高贵”的“血统论”？倒是值得考虑。
看完这篇“最客观真实”的文章，使笔者想起了列宁的一句名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奉劝这位抱着个人恩怨来评价历史的作者，要尊重历史，不要再用这种逻辑混乱，前后矛盾的“客观真实”的文章来考验别人的智商了。
(责任编辑：北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