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23日上午九点，酝酿已久的，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云南·知青状况研讨会”在上海市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一号楼4楼会议室顺利举行。 来自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的三十余位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以及民间知青文化探索者汇聚一堂，坦诚的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会议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阮显忠会长主持。 阮会长在宣布会议议程时说：主办这个研讨会从年初就开始酝酿，后来决定分黑龙江和云南两大块，在小范围内举行。云南是上山下乡运动最重要的地区，除了有其地域特点外，还是知青返城运动的发源地。这次研讨会共有31位正式代表，收到14篇论文，其中12篇现场发表。因时间紧，会议规定每位作者只能择要领发言15分钟。 
原上海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刘平首先发言。他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探秘》中介绍了云建兵团从1969年10月6日组建到1974年年底撤销的建制演变情况，通过查阅、整理大量历史资料，拟出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师、团、营建制历史沿革表”，为研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历史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资料。
1969年3月从上海市新成中学到云南澜沧县插队的刘佩群，代替远在加拿大的庞啸狮发表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回顾了他们34位同学在澜沧县下允公社知青集体户六年半战天斗地的生活。庞啸狮在《最后的沉思》一节中说：“这段时间正是我们青春发育的成长期，也是我们应该读书的知识奠定期，….却被过早的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学识没长进，身体变弱了，只是消耗那点可伶的常识，还陶醉在大有作为的虚幻之中。……回顾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够努力了，我们够拼命了，我们的收获是什么？尝到了人间疾苦，了解了中国农村的实情，成就了吃苦耐劳的本领……写出亲身经历，为的是以史为鉴，明辨得失。” 当年在云南腾冲插队的昆明女知青唐岫瑛说：他们云南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接到上海知青文研会要主办这次研讨会的通知后，几次开会研究，决定由她代表云南知青文研会出席。 唐岫瑛在《云南上山下乡知青状况概述》中介绍了到云南各地上山下乡的知青人数，年龄、学历，下乡、回城主要时间节点以及知青在云南省的分布情况。她认为到云南省的知青特点为： “1、跨省知青多； 2、知青大量安置于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 3、打击迫害摧残知青犯罪行为首先从云南掀开盖子； 4、云南有知青出境当缅共兵； 5、云南农场知青掀起的返城潮导致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原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张维竞作了《知青对云南建设兵团及农场建设的作用和贡献》的发言。他认为：云南建设兵团知青的主流是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包括对我国橡胶产业的贡献、屯垦戍边的贡献以及繁荣边疆文化的贡献。他认为对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主流应该持肯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或者重大错误。但并不是每件事情都不对。有时候上面的决策是错的，但是具体执行的人是很悲壮的。 曾任《知青·上海》杂志主编和《知青》杂志编委的周公正，1968年底赴云南东风农场当知青，兵团时期曾任营副教导员。他在题为《关于云南知青的历史解读》的发言中，将“云南知青的悲壮历程”分为了四个时期：1、初创拓垦期（1955年~1966年）；2、激情岁月期（1968年~1972年）；3、煎熬守望期（1973年~1978年）；4、抗争回城期（1978年~1979年），并对这四个时期中知青的主流心态作了描述。 他还从“云南知青的形象标志”、“云南知青的人格特质”、“云南知青的历史地位”等方面对形成地域文化的云南知青进行了解析。 上午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原重庆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团十营七连知青胡长安。 胡长安在题为《客观看待上山下乡》的论文中，将上山下乡定义为“人们从物质比较丰富、制造业和商业比较集中、交通比较便利、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迁徙到生产生活条件比较落后的穷乡僻壤或边疆去长期劳作、生活，甚至生息繁衍”。并认为上山下乡是权力机构从政治、军事、经济需要出发做出的国家行为。 该文将上山下乡分为四个阶段。即： 1、 中国历史上的上山下乡即“屯垦戍边”。从秦始皇时期到解放后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管当时的屯垦出于什么具体目的，客观上都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巩固了祖国边防。这是历朝历代‘屯垦戍边’的意义所在。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从1955年~1966年文革前。“总体来讲，那个时期的上山下乡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其中1964年前后出现的一次动员城市小学、初中、高中应届毕业生和无业社会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实际上演变为“为了净化城市，解决城市闲散劳动力，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了。在动员对象上大搞唯成分论，上山下乡的青年90%以上的家庭都有点红疤黑迹，知识青年实际成了‘黑五类’的代名词”。 3、 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起到1979年初知青大返城止。从疾风暴雨似的动员手段到知青在农村、边疆的实际境遇，最后造成了“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的后果。综上所述，1968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项政治运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新时期上山下乡的探索----“村官”。1995年，为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开了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的先河。随后从中央部委到各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配套保障措施。从工资、社会保险、代偿助学贷款到公务员录取，都给与村官实际优惠。一方面，当“村官”是解决大学生就业的一种有效办法；另一方面，大学生“村官”为农村传播了新知识、新思想，推广了新技术、新方法，并改进了工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农村经济社会建设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解决“三农”问题，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才会真正走上正轨。 下午一点，继续大会发言。 原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知青施大光在《从“徐玲先”事件看知青历史研究的唯真唯实态度》一文中，通过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一队亡故女知青瞿林仙的丈夫翁仕贤对当年事件的回顾，厘清了社会上、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瞿林仙（徐玲先）之死是引起版纳知青大返城运动的导火索”的谣传。从翁仕贤的讲述及提供的大量历史照片证明： 1、 瞿林仙的亡故（1978年11月12日）不是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导火索； 2、 瞿林仙亡故后并没有被抬尸游行到景洪； 3、 瞿林仙不是难产母子双亡，翁仕贤的儿子早已在上海成家，并且有了幸福的第三代； 因此，施大光提出，研究知青历史应有唯真为实的态度。切忌急功近利，切忌浮躁，切忌以讹传讹，切忌以偏概全， 张来畇是上海赴滇知青参加缅共的五个人之一。考虑到中国介入缅共军事斗争至今尚未解密，他的《云南知青参加缅共简要情况介绍》只是个提纲。他在即席发言中说： 云南知青参加缅甸“兄弟党革命武装斗争”指的是1969年初上山下乡知青从云南边境外出参加缅共人民军的情况。当时出境介入缅共军事斗争的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军事顾问组，他们是中国籍的现役军官，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番号808（1972年底军事顾问组返回中国）；二是“国际支左部队”，其主要成分是由中国少数民族组成的现役部队即“民族支队”，其次是知青、农场职工、退伍军人组成的游击队，我们统称“裤脚兵”。为什么叫“裤脚兵”？因为挽起裤脚就涉过中缅界河参战。 1968年初开始，早期进入缅甸的中国自愿者（裤脚兵）约有六千多人次。主要由滇西德宏州的芒市、瑞丽、梁河、盈江、陇川以及后来的临沧出境。 当年“裤脚兵”中的昆明人多，把文革中的派性也带过去了，甚至内部还出现了“反革命集团”等冤案。“裤脚兵”中有文化的比例较大，当顾问组撤回国后，他们就逐渐走上了领导岗位，连营级居多，也有担任旅级干部的。 1968年缅共主要领导人德钦丹东遇难，1975年再有两位主要领导人被害，缅共以缅东北为主要根据地重建。1989年原属缅共的果敢军领导人彭家声归顺政府后。缅共走向衰亡。 我自己认为，当年加入“裤脚兵”是受当时的政治影响，是一种国际英雄主义的政治冲动。也有的知青是不安现状，寻求出路的行为。 原重庆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李长寿的论文题为《红土地的返城风暴—浅析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背景》。作为当年随“云南版纳知青第二批赴京请愿团”北上并担任纠察组长的亲历者，他认为当年的罢工请愿行动能得到一个各方都满意的结果并导致知青大返城，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 1、 宽松的政治环境 面对西双版纳地方政府及农垦分局可能采取的镇压行动，胡耀邦、邓小平的表态恰到好处的给与了疏导，特别是邓小平“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的批示起了关键作用。随后（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在全国营造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氛围。使知青返城运动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2、 边疆与内地的呼应 推行了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早已牵涉到千家万户，上山下乡运动中反映出开的各种各样的生存问题，以及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地困扰着所有知青及其家庭。在知青要求回家这件大事上，边疆和内地已完全实现了事实上的联动。 3、 突破禁锢走向逆转 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准确把握中央精神、实事求是、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以及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等领导同志求真务实的精神，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疏导，化解了这次激烈的矛盾冲突。 4、 知情自身的力量 联名信的发起者和罢工请愿的总指挥丁惠民，在几次关键节点上深思熟虑，灵活机动，镇定决策指挥，以及身边凝聚的一大批骨干，团结了广大的知青“以严肃的态度重视组织纪律的建立和执行，注重跨地域的社会宣传和鼓动，以获得社会的广泛理解与同情…..最终实现了向国家高层领导直接递交请愿书的要求，维护了知青的人格尊严”。 原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团的上海知青余杰在题为《突发事件面前方显党员领导干部的本色》的发言中，对当年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处理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事件中的作为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并认为“赵凡同志四十年前在处理这个事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气、胆识有着现实意义”。 余杰认为： 1、 对突发事件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定性，是赵凡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2、 在突发事件面前敢于平等协商、友好对话，是赵凡亲民爱民的优良作风； 3、 面对突发事件，敢于转变观念、更新思路，反映了赵凡解决棘手问题的政治智慧。 曾参与2008年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博物馆和知青纪念碑建设的原东风农场上海知青孙向荣 发表了他和刁晓明合作的论文《试论西双版纳知青文化旅游》。文章从“后知青时期的知青文化旅游”、“西双版纳景洪南线知青文化旅游资源探析”、“开拓景洪南线知青文化旅游的设想”三个方面着手，结合他们对西双版纳旅游资源的调查了解，对日益迫切的知青养老问题提出了见解。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主编冯乔，讲述了三十多年前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七营三连21岁的上海女知青朱梅华，在傍晚上厕所后神秘失踪，当地进行了大规模搜寻，至今未果的故事。 冯乔在采访与事件相关人士的过程中，还披露出一些当年兵团（农场）领导虐待知青的劣迹。 朱梅华原来的同事、朋友35年来从未放弃对她下落的探寻，几乎就接近了案件的实质。冯乔在制作节目时，同时还播出了《寻人启事》： 1974年4月2日，晚9:35左右，年仅21岁的朱梅华在连队单独上厕所时失踪，时隔35年至今下落不明。愿知情者能继续提供有关朱梅华下落有价值的线索。 12篇论文作者发言完毕后，进行了短暂的休会，所有参会者在1号楼门前集体合影留念。在每位论文作者发言后，主持人阮显忠对发言内容都进行了简短的归纳和点评。  下午2:50 分，会议进入互动座谈阶段。 曾任西双版纳勐捧农场一分场宣传干事的修晓林，现为中国作协会员，上海文艺出版社高级编审。他在发言中说： 我是知青，也是作家。希望有更多的电影、电视剧或长篇小说等真实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出现。但现在送审难，受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现在热播的《芳华》，本想在十九大前放映，因涉及越战老兵的敏感内容，拖到现在才放映。 知青历史要趁知青还健在，自己来写，真实的反映那段历史。我对张维竞发言的观点不赞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一代人，不能因为其中有人做出过贡献而肯定那场运动。比如我在的云南建设兵团（农场）大部分干部（包括现役军人干部）文化低，思想水平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怎么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 成都女知青和明，曾担任过孟定农场二分场的团委副书记。她说： 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农场虽然拼命苦干，但不能入党，最多只能做到分场的团委副书记。她在讲述了农场对知青的一些虐待劣迹后认为：其实农场根本就不需要知青去，去了也不能消灭“三大差别”。她还讲述了当年发生在她身边的，以成都知青叶枫为首的罢工请愿活动，以及组织集体绝食抗争，向国务院调查组组长赵凡集体下跪，要求回城的往事。 她回忆说，当时并不知道来到我们知青现场的人是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只知道此人是“中央来的”，回城的希望就在此人身上了，所以大家就向他下跪了。和明认为是他们成都知青的绝食斗争和向赵凡下跪，终结了上山下乡运动。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导金光耀教授在发言中说： 我出生于1954年，下乡到安徽当了七年知青，1978年回城考入复旦历史系。我现在和金大陆在搞一个知青史研究，正在收集各种资料。云南兵团知青，包括朱克家他们插队知青值得特别关注。新疆的知青也进行了长期的抗争，为什么没有成功？值得研究。 金光耀引用唐代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表达了他的感慨。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发言说： 这次会议很成功，发言者观点鲜明，有根有据。虽然知青问题敏感，但作为中国现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应该专门研究。人类为什么要有历史学？因为历史最终要表现出来。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史料整理出来，暂时不能出版，也要留下第一手资料，也可以搞一个系统的口述史，解决不会写的亲历者提供的资料。 中央有位“维稳”干部来了解赵凡，认为赵凡对当年云南知青罢工情愿事件处理得最好，是一个“维稳”的典范，为此他还写了简报上报中央有关部门。 我们能做什么呢？知青经历在一般人的生命史中也抹不去，整个事情、将来的文革史、知青史、国史、生命史都要表现出来。现在虽然大家做了很多工作，但从历史学的角度讲，还没有达到研究的状态。我曾到新疆兵团一师了解欧阳琏他们的情况，档案馆里的资料不许看，躺在那里积满灰尘睡大觉。我们的工作就是大量的资料汇编，大量的口述汇集。 这方面目前没有自己的慨念体系，无法上升到历史学研究的高度。云南也应该有边疆史。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的郑谦研究员正在搞这方面八个项目的工作。 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二团的上海知青黄寅敏说： 社会有各个阶层和群团，怎么都没有“知青”这么活跃呢？因为知青有空前绝后的经历。这种事情以后不能发生，也不应该发生了。知青应该有正史。 文革已被中央否定，知青运动是文革的一部分，不应该再争论有悔无悔，研究重点也不在此。知青中有高端人才也有底层百姓，不能因为知青中出了人才就歌颂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知青史，不但要靠科研机构，也要考亲历者提供一手资料。 金大陆说： 知青中有人成才不能反证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性。毛主席1968年12月21日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是姚文元不断向毛主席施加影响的结果。曾六次提出“再教育”的概念，这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核心。 1969年4月从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公社插队的朱克家应邀发言，他说： 很高兴在这次研讨会上结识了新朋友，会见了老朋友。从到云南的插队知青来讲，西双版纳（1973年以前属思茅专区）少数民族地区有很多插队知青，艰苦程度都差不多。兵团是“支左”的产物，其中水利兵团最艰苦。我们插队知青也苦，像我们插队时每天的工分值1角3分8厘。只是比兵团自由，不想出工就不出工。 插队知青为什么没有参与返城运动呢？1973年上海市赴云南慰问团向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等领导反映，插队知青出现了很多问题，就请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就地解决上海插队知青问题。我个人是赞成就地解决安排工作的，但我担心有阻力。我那时表态是可以起点作用的，就把意见转告省委书记刘明辉。刘书记考虑后说：尊重上海市委的意见，但不能公开传达，可以跟有上海知青插队的地方个别打招呼。但要保持两头（即先进典型和偷鸡摸狗的坏典型）留在农村。所以后来上海的插队知青基本都回去了或者在当地安排工作了。 至于当地老百姓对知青的看法，我做过大队书记，当地少数民族，特别是傣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很欢迎上海知青去。不是当劳动力用，是把知青当人才用。我认为知青们对上山下乡看法不一样，应该包容。当然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是不对的。 当年曾在云南省知青办任职，并参与省调查组解决农场知青罢工事件的上海知青陈洪范说： 我在傣族村寨插过两年队，后来调到县机关工作，再后来才到省知青办，那时省知青办还是处级。上海到云南的插队知青有九千多人，那时大多数都走了。 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和新华社给中央写内参反映兵团十八团迫害知青的事件后，省知青办才升格为正厅级，要求有知青经历的人参加，北京、上海、昆明各三人，重庆一人，以借调的名义到知青办工作，我后来留下来了。 农场的知青我们基本不管。橄榄坝农场的瞿林仙去世后，我和党向明同志去了解过情况。瞿林仙事件不是西双版纳知青罢工事件的导火索。 农场知青罢工后，由农垦总局和省知青办组成调查组，州农垦局张泽明带队，我和其他几个人参加了，四川省知青办副主任高云也在。赵凡在州军分区召开座谈会，农场的干部也去了，农场干部都说丁惠民不好。我说丁惠民即便是反革命分子，有五万知青拥护，也值得考虑呀！高云说：我们四川的赵书记希望把四川知青带回去。但我认为不行，你把四川的知青放走了，上海等地的怎么办？都走了，农场损失最大。 州公安局王泽民书记当时是赞成武力镇压的。 阮显忠：知青走了，当地是损失最大的。比如我插队的黑龙江，我们走了，五六年都恢复不过来。 原重庆赴西双版纳勐腊农场知青邹盛永说： 赵凡去世时我也去参加了悼念，他女儿还送了赵凡的回忆录《忆征程》给我。我认为赵凡下决心是在向八个农场派出调查小组，实地了解情况以后。当然，勐定知青绝食下跪也是重要影响。 现在知青要出版书刊也很不容易。比如我们还用房屋抵押去银行贷了款。 下午五点，阮会长宣布研讨会结束。上海知青历史文化文化研究会在学院食堂设便宴招待了外地来沪出席会议的代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