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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惠利被火烧着的消息迅速地传到了储木场的工地上，正在归楞的知青们随即放下手中的工具，我也随着大伙，飞快的跑回宿舍驻地。只见宿舍前的空地上一大群人围成一圈，忙乱中不知所措地在奋力扑灭邱惠利身上的大火。见到此情，我大声疾呼，示意邱惠利赶快倒地打滚。在大伙的协力帮助下，火终于熄灭了，但眼前的惨景却不忍目睹。我立马从邱的屋里拿了他的床褥和被子，席地摊开，与大家一起把他抬到被褥上，盖上被，几个人拽着褥子边角，把他抬上*汽车上，直送林场的卫生所。

 

　　车子行驶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的很厉害。为了尽量减轻邱的痛苦，我们竭力的抬着邱在车厢上保持水平状态。卫生所里的大夫一见到邱的惨状，知道眼前的病人在林场卫生所里是没有任何条件和办法去处置的，于是立即开出转往地区医院治疗的证明。同时又与险峰车站联系，请求铁路部门的帮助。

 

　　要护送邱到加格达奇去，对邱来说，这是生与死的较量。这样大的伤情，他能不能挺得过来？这是个未知数。对即将受命护送的人来说，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有谁能担此任？这副担子是何等的沉重啊！但眼看着我们这位来自上海的知青兄弟，正在遭受如此大的痛苦！还有谁去考虑那么多？没有多余的商量，当即就有我、张其发、李章龙和王洪成四人自告奋勇地组成一个护送集体，在队领导的默许下（其实在当时也顾不得领导的同意与否），决定护送邱去加格达奇。

 

　　时间就是生命，容不得半点拖延。林场卫生所给我们提供了担架，随即就把邱抬上了车，又是一路颠簸地赶往险峰车站。

 

　　记得出事的那天是71年的4月20日前后，大兴安岭的气候早晚还是比较冷的，但日落的时间已经推迟，将近下午4、5点钟的时候，天空还放着亮。我们一行四人在险峰车站里，默默地守护在邱的身旁，在安慰邱的同时，同情的泪水却不由主的挂在眼中。此时连队领导派人送来了一些钱和地方粮票。

 

　　险峰车站的调度忙着联系途径的货车（从险峰至加格达奇的客车每天上午10点15分经过，一天一班。），最终在天黑前让我们搭上一趟去加格达奇的货车。抬着邱上了最后面的守车里，一路护送邱的行程就此开始了。

 

　　我们搭乘的这趟货车，经过当地铁路部门的许可。一路绿灯直达加格达奇。

 

　　在黑夜里找到大医院，经过一阵忙碌找来了大夫。经过值班医生的简单处置，清创、包扎和注射防感染的针剂后，配上一些降热消炎的药片，立即指示我们马上转院到哈尔滨治疗。一切就是如此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穿插在里面。

 

　　赶紧啊！现在还能赶上去哈市的列车。刻不容缓！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稍有迟缓，在当时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就会给邱带来极大的生命危险，我们是在跟死神抢时间，争夺邱的生命啊！然而，我们是经过了一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后，紧接着又是一阵忙乱的抢救，体力的消耗已到了极限。汗水早就湿透了内衣，口渴饥饿一起袭来，确实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了。但当我们的目光注视到邱的身上时，特别是与邱的目光对视的情况下，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克服自身困难的意志顷刻就占了上风，也就把一切抛到脑后。邱惠利啊，你一定要挺住，我们决不放弃对你的抢救，你一定要咬者牙、忍着剧烈的疼痛，坚持下去！这里我要插上一句：如果当时我们不曾受到兴安岭上艰苦环境的磨练和拥有吃苦耐劳的经历，将无疑会在抢时间上输掉这一局。但是我们赢了，我们毕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买了车票，登上列车，把担架搁在两个座位的靠背上，列车已徐徐离开了加格达奇，朝着哈尔滨——我们以此寄托 “希望”的所在地疾驶。

 

　　为了确保在去哈尔滨途中的十个多小时里邱的生命安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列车长取得联系，我们把情况如实地向他叙述，希望他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帮助，同时通过列车播音室的广播，寻找医护人员请求医护帮助。

 

　　不一会儿，来了两位医护人员，据他们的自我介绍，一位是妇产科大夫，另一位是内科大夫。虽然与邱的烧伤病情科目不对口，但至少在护理方面可以给我们有些指导和帮助。有了列车长和两位大夫的热情支持，我们的心里至少也踏实了一些。此时，饥肠辘辘、口渴冒烟、筋疲力尽一股脑儿地向我们袭来，人的体能所能承受程度是有限度的，当时我们可能已经处于这个极限之中。

 

　　列车进入了夜间行驶，车厢里开始安静下来。我们四人作了安排，我和李章龙、张其发与王洪成，两人一组轮流看护邱。时刻关注邱的病情变化和身体特征，如有情况就马上联系列车长和两位大夫，可以及时得到处置，预防以外的事情发生。

 

　　邱惠利烧伤后始终是处于剧烈阵痛的状态之中，大部分时间里，他咬紧了牙关，睁大了眼睛，时常用一种渴望和乞求目光凝视着周围的一切，憔悴的脸上显露出他无奈与乏力的神态。他在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在低吟的“哼哼”声中他企图用以来减轻一些，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痛苦。他在用超人的毅力抵抗着病痛的折磨。时而又会处于昏睡状态，但如有动静，他立刻又会睁大了眼睛。

 

　　一路上我们尽心尽力的看护，不敢有半点丝毫的怠慢。时不时地用棉球蘸水来湿润他的双唇、测量他的体温，定时给他喂药，并询问他自身的感觉。还不时地安慰和鼓励他，减轻他的忧虑和烦躁。凡是我们能想到的一切，我们都一丝不苟的努力去执行。除此之外我们也无能为力了。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漫长行程，列车快将到达终点站哈尔滨了，在下车前我们打听到能给邱予以最好治疗的大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地点和去的途径。

 

　　下了车出了站，我们顺着哈尔滨当地人指引的方向，抬着担架徒步向第一医院走去。幸亏医院离车站不太远，我们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医院。

 

　　办理了一切手续后，邱惠利被推进了抢救室。抢救室里的无影灯下，医生护士紧张的忙碌着，主要是在进行清创和消毒。

 

　　邱的伤势很重，在小腹以下除阴部外被火烧得体无完肤，特别严重的是大腿内侧烧伤的程度达深三度，烧伤面积达20%左右。除此，还有两只手和小臂也有不同程度的烧伤。处置伤口的工作在抢救室里继续着…，乘此机会我让王洪成和张其发上街去购置一些生活的必备用品，如牙刷、牙膏、肥皂、毛巾和脸盆等，顺便给带回一些干粮和饮料。

 

　　经过数个小时的处置后，抢救室门外的红灯灭了，门也打开了，护士推着躺在移动病床上的邱惠利走了出来，由于当时医院的床位紧张，邱惠利只能留在急诊的观察室里。由于是伤情严重的缘故，观察室里就只放邱的一张床。这里也就成了我们四个人的落脚之地。

 

　　邱全身赤裸的躺在病床上，床的周围摆放着几盏紫外线的灯具，医院是用这种灯放出紫外线光照着邱的伤口，同时不断地给他输液。就是如此简单的治疗，进行了三四天。幸亏的是邱的伤口没有恶化，体温等症状也趋向稳定。烧伤的表面被灯光照的显深褐色，时有透明的液体从伤口中渗出。凡渗出之处邱都感到十分疼痛。我们守在旁边就是不断地为他用棉球吸干这种液体。以减轻他的痛苦。

 

　　由于住进了医院，我们的责任和负担相应地要小了一些。空余的时间里，我们把一路的经过和治疗的情况用文字的形式，给林场的领导发了信。看到一路上给邱盖的那套被褥上都是血和脓水的斑斑迹迹，于是我用一只脸盆把这套被褥拆洗的干干净净。

 

　　医院的治疗没有新的进展，照这样下去，治理好伤口要等到猴年马月？既不利于邱病体的迅速好转，又不利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各方面的不利，使我开始考虑转院到上海治疗的方案。但这不是轻易可以决定的事情！里面有诸多问题的存在。一是林场的纪律，没有领导的准许谁敢拿此主意？再则，万一在去往上海的途中出现意外，又有谁能担当得起？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时，当时只有王洪成表示不赞同。他的意思是请示了林场再说。而张其发和李章龙虽然同意此举，但又怕承担责任。我当时的分析是，征求领导的同意在时间上不允许，从医疗的角度来看，上海的瑞金医院的烧伤科是闻名全国的。我们守着上海本土的优越条件不利用又更待何时？因此去上海治疗是最好的选择。如果领导怪罪下来，我们四人共同承担责任，谁也不许推卸责任。如果谁不赞同，谁就回林场去。意见达到统一后，接下来讨论的焦点就是路途上万一有意外该如何应对？当时我的分析是：邱自从在林场烧伤的一刻开始起，我们把他从宏伟一直送到哈尔滨，时间上也有一天多，而且在这段时间里，邱基本上没有接受像样的治疗，他也挺了过来。何况现在邱已接受了一定的治疗，病情也趋稳定。这一路去上海最多两天，我们让医院为邱多准备一些药品以防万一，实在不行的话，在去上海的沿途都有大城市，哪里有情况就那里下车求医。如没有问题则最好，直接送往瑞金医院。

 

　　意见达到统一后，我们就征求了邱的意见。并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他，他当即表示愿意听从我们的安排。询问了他各方面的情况后，我们着手准备迁移。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去征求了医院方面的意见。得到许可后，一场转移的战斗又将打响。

 

　　四月下旬哈尔滨白天的气温有时也会达到十八、九度，这时我们从大兴安岭北坡出来的一身穿戴已不适时宜，多余的穿戴就成了累赘，再加上呆在哈市的这几天里添加的一些生活必备用品，无意中给我们的行动增加了一点麻烦。

 

　　为了能顺利的登上南下的58次列车，午后两点，我们在办理转院的手续后。四人抬着躺在担架上的邱惠利，拖着一大堆的“行李”，步行穿过哈市的南岗区，向着哈尔滨车站走去。大街小巷，一双双好奇的目光在盯着我们。当然也不乏有同情的眼光。虽然气温不是很高，但没多时，我们一个个早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

 

　　到了车站，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联系站长。当值班站长听完了我们的叙述和请求后，没说二话，立即安排了我们购票和进站事宜。并为我们联系了当天的58次列车当班的列车长。记得担架是通过车窗抬了进去，车长给我们解决了一张卧铺，就这样我们一行，凭着这一特殊的情况，全部挤在卧铺车厢里。

 

　　一路上，由于列车长和列车员的热情帮助，同行旅客的同情和谅解，我们四人轮流精心的看护，邱惠利的病情比较稳定。此时他的情绪也趋好转，有时也能稍稍入睡一会。（自从被烧伤以来，他没有很好的睡过一觉）但从他的眼神中，流露出因疼痛折磨的痛苦。但他显得很坚强，体现了我们大岭知青坚韧的性格。

 

　　哈尔滨至上海，铁路全长2559公里，列车整整行驶了四十几个小时。当列车跨过南京长江大桥后，我去找了列车长。希望能通过铁路电话，与上海瑞金医院取得联系，请求给予帮助。记得当时列车长，把我叙述的情况和请求，记录在一张纸上。并署上车厢和姓名等内容。安慰我说，不用担心、不用着急。一切都会安排好的，放心吧。

 

　　“旅客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上海车站快要到了，请你准备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准备下车。上海是一个···”广播喇叭中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在广播声中，列车徐徐的进了站，一会儿就稳当的停靠在站台上。隔着车窗我们看到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站台上，几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站在车旁，目光注视着车厢。

 

　　总算到家了，总算到上海了！我们悬挂了几天的心，总算可以踏实了。

 

　　在上海医务人员的帮助下，又是通过车窗，把担架抬了下去，很快就被送上救护车。我们一行经站台服务员的检票后，随后上车离开站台。

 

　　救护车拉着警笛，打着警铃，一路无阻的行驶在我们熟悉的马路上。不一会儿就驶进了上海著名的瑞金医院大门，停在急诊室的门前。担架上的邱惠利被迅速地送进了抢救室里···

 

　　随即我们办理了一系列的入院手续，由于治疗费用等问题，我们在院长室里找到了院长。把事情的原委又重新叙述了一遍，并特意说明我们是上海去大兴安岭支边的知识青年。经过我们的一番解释，得到了院长的同情。并通知医院的有关部门给予我们方便。先救治病人，费用问题可暂缓解决。

 

　　瑞金医院在治疗烧伤病人方面是全国闻名的。重症病人在治疗过程中都是在无菌病房里进行的。此时，我们也不能陪伴在邱惠利的身边。当下，我们四人商议，为使邱惠利在上海能顺利进行治疗，决定立即写信与林场领导汇报情况，希望派领导前来上海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并争取领导对我们这次没有征得同意的举措给予谅解。其次约定第二天上午在徐汇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办公室门口集合，寻求知青办组织的帮助。要求徐汇区知青办以组织的名义，为我们出面来解决眼前的一些问题。

 

　　接下来的过程，就如我们约定的那样一切都在顺利的进行着。徐汇区知青办的负责人出面与医院进行了协商：宏伟林场派来了张家和副主任到上海处理一些具体事宜。对我们这次护送邱惠利到上海治疗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期间我们每天在探视病人的时间里去医院看望治疗中的邱惠利，由于邱在隔离病房，我们也只能隔窗探视，期间也没有任何语言交流。直到五月中旬我们离沪返回大兴安岭。

 

　　40年过去了，而当年护送邱惠利到上海的情景却依然清晰的在我的记忆之中。回沪后，我几次三番的想去探望邱惠利，只因他原住处拆迁而没能如愿。我祝愿他能尽一切可能的恢复到最佳状态，现在的生活能过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