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可是当春风送来喜讯时，激动之余，李庆霖似乎觉察到了另一种气氛。 有人说，李庆霖的家庭生活根本没有落到“无米之炊”的地步，这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有的说，李庆霖反对走后门，他的信就是通过关系才送到毛主席手中的。有人翻出了他的历史算老帐。一九五八年在“拔白旗、插红旗”中他被当作“白旗”拔掉了，降了一级工资，由教导主任改当教员，文革中又审查过。他不服，他一直申诉。“李庆霖胆子真大，受过处分和审查还敢写这样的信！”有人佩服，有人指责。 他坚信毛泽东会撑他的腰。毛泽东的信传到莆田地委后，正在召开三级书记会议的干部们既震惊又感动，他们谁也想不到毛主席会对莆田的一个小学教师写信并寄三百元钱。在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这封信飞到莆田比接到皇帝的圣旨还要神圣和神秘。 二十个人的调查组分赴所属四个县的知青点或插队农村。汇报的情况证实：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所说的更为严重！口粮多数都不够吃，住房大多寄住农民家中。中央拨下来的安置费和木料有的存入银行，有的挪作它用，还有贪污的。不少地方不同工同酬，还有逼婚和强奸女知青。当调查组把毛主席的信传达给知识青年时，许多人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是发自内心的祝愿。 地委的态度比较积极，但下面跟不上。于是，派三个人专门去莆田县秋芦公社解决知识青年的吃、住、用的问题。秋芦公社是李庆霖儿子李良模所在的地方，这里是一个重点，可是公社的干部态度消极，认为李庆霖在毛主席面前告了秋芦公社的状，毛泽东的信在很大程度上是批评秋芦公社。从某种角度来理解，也许这是事实。 虽然中央文件在全国传达后，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给李庆霖寄来钱和粮票，他不能收。他要靠自食其力的劳动，他认为有了毛泽东的这封信这把尚方宝剑，領导总应该对他另眼相看了。他对县委刘书记说：我现在生活困难，我爱人现在打短工，能否帮助我找个临时工干干?”李庆霖一家五人，除一个孩子在省体工队，四个人全靠他一人负担，虽然下乡的良模能分到一点稻谷，但不够糠菜半年粮。 刘书记不耐烦了：“啊呀！行了、够了，你的钱也不少了，工资不算低了，四十多元一月了，还有三十多元一月的呢，你不要谈这个了！”一盆凉水从头淋到脚。 也有人来找李庆霖。吹捧他，吓唬他，支持他，挑动他。“你敢给毛主席写信，有人要把你打成反革命！”“你说干部拉关系走后门，有没有证据?没有，我们提供。”“拔白旗的事要平反，清队审查的事也要平反，我们负责！”他们要利用李庆霖达到自己的目的。李庆霖成了一面旗帜，各种力量都要争取他，拉拢他。 无疑，李庆霖凭着给毛泽东的这一封信，他赢得了人心。 雷厉风行，紧锣密鼓。对毛泽东的指示抱什么态度，这是衡量革命派和反革命的标准。出于种种目的，掌管权力的领导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和马虎。 莆田县自然是落实的重点。从六月十一日开始，刘书记、刘副书记和刘常委三人分头下到农村山区，他们手中有权，不断地批粮批款。按照原定每人每月三十七斤的定量，保证知青们在夏粮登场前有饭吃。并强制规定，县委领导们批的粮款，保证六月二十五日前粮到户、钱到手，不开空头支票。毛主席的指示要落实。 不仅解决吃饭和吃菜问题，县委领导下去的时候，还带了十五名医生，当场送医送药，需要手术的，立即介绍住院。 山道弯弯。庄边公社有一个知青农场，八十四人开了一百四十亩山地。他们象孤独的鲁滨逊。他们没有想到突然有一天来了一队人，幸福降临了！县里领导爬山来慰问，送粮送钱，还给了理发工具、保健药箱和一台缝纫机。 “还有什么困难?” “山上没有水，我们一天一担到山下去挑。” 好，给一台抽水机。 “还缺什么?” 青年们觉得这是一场梦。多少年没有人来问，怎么突然间来了财神爷?他们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有人鼓起了勇气：“我们的厨房、厕所太简陋，自己搭的，能不能帮我们造一个?” “还有，修打谷场没有水泥。” 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 再想想，还缺什么?” 不缺了，不缺了！”青年们高兴得发疯了，他们心满意足。 秋芦公社的副书记带着县委领导到了水办大队。李庆霖信中写的就是这里的情况，李良模就落户在这个村子。村子里来了干部，成立了再教育小组，盖房、分粮、送钱，每一个知识青年都感受到了毛主席送来的温暖与关怀。据统计，秋芦公社发粮三千三百三十七斤，发钱六百七十二元，全莆田县下乡知青一千一百四十五人，发大米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七斤，发钱一万二干四百七十四元！ 县委刘书记说：“前一段我们对知青的关心不够，工作没做好，让毛主席操心了，我们心中不安。 我们有信心把这项工作重视起来，我们一定能把这项工作搞好。” 在这个时候，这一番话是真诚的。刘书记是一位军人。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奉命到地方支左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莆田，矛盾百出，一团乱麻！当时，稳定形势，发展经济是头等大事。他们没有管理地方的经验。对于毛泽东写给李庆霖的这封信，他从内心中感到作为一百二十万人口的第一把手，他感到内疚，他感到对不起毛主席。他很感动，八十高龄的伟大领袖，竟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他也受到鼓励，他要更好地工作，挑起这副重担子。 革命委员会作为地方政权，支左的军代表担负着主要职务。他们奉中央命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挑起了特殊的重任，他们忠心耿耿。常丰茂是县人武部长，他奉命到莆田地区的闽清县任书记，听到毛泽东的来信，他还在医院里住院，他打电话给县委要认真学习贯彻，第二天他就出院，他到农村去了，去看望知青，问寒问暖。 闽侯县委书记徐毅是县武装部政委，他有高血压，他组织人到每一个知青点检查有没有缺吃少穿没有居住的。他和知青们开座谈会，心与心的交流，达到了理解和亲近。莆田地委在贯彻中央(1973)21号文件时，采取应急措施，共拨出二十四万元经费二千立方米木材和五十万斤粮食解决知识青年的生活困难。 没有毛泽东的“统筹解决”这四个字，就没有这一切。 比经费、木材和粮食更为宝贵和值得珍惜的，是毛泽东的这封信在人们心中特别是领导们心中所激发起来的责任感。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路线，是必须时时刻刻记在心中的，因为你是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而每一个老百姓腰杆硬了，嘴也硬了，似乎更坚定、更明白了自己的主人地位——毛主席替我们说了话。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去找为人民服务的干部！ 干部和群众挽起了臂膀。 毛泽东的信传到福建的时候，正是狂风暴雨的季节。受台风影响，临海的莆田三面受袭。海堤冲垮了五十二处，长达二百二十多丈！全县农作物受害，许多村房倒屋塌，县武装部干部战士紧急出动。阔口大队、拱辰大队、顶墩大队地势低洼。白浪中闪出一队红星，三十多个战士在凌晨四点的激流中游向村庄，从拱辰大队救出八十多人！ 军分区领导紧急部署，现场指挥。独立营立即腾房做饭。五月四日这一天，他们接待了灾民二百八十三人，男女老少吃了四餐。军车在风雨中飞驰，拉粮、拉人、拉馒头。司令员亲自到被围困的村庄中慰问，干部战士头顶干粮，淌着齐胸深的水，向茫茫洪水中的村子前进。 营区的礼堂、走廊和一切空地上摊晒着从水中抢出来的稻谷、蚕豆。一排排新架起来的铺板安置了千多位受台风暴雨袭击的群众。 没有人为损失了财产而悲泣，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风雨和艳阳同在。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