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时代的官方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阴暗面，却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他在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劣迹一旦上到中央，昭然于天下，自然于仕途不利，所以这些当官的坐立不安了。县委派出两班人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信访办某负责人将李庆霖的儿子找去大加训斥：“你这二流子，不好好劳动，还欺骗毛主席寄钱！”还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同志们，要提高警惕，阶级敌人把我们的社会主义说得一无是处啊！”最大的对手是一些有实权的干部，他们说：“李庆霖专门跟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但是，这些人不光彩的小动作，在当时是“蚍蜉撼大树”，有毛泽东复信为依托，往日忍辱负重的李庆霖现在腰板硬得很。中共莆田地委组织20人赴下属四个县调查证实，知青安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李庆霖信中说的还要严重！ 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待，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提出一个要求：1958年插在他身上的白旗要拔掉。韩先楚司令当即表态：“教学生不比种庄稼，成绩基础差，短时间怎能拔高，把白旗插在小学教师身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昔日一介平民的李庆霖，此时大红大紫，他居住的幽静的居仁巷，一下子热闹起来。除了许多知青和家长来看望他，感谢他外，还有各种素不相识的人找他办事，称他为“李大胆”、“李青天”。在那一段时间里，李庆霖每天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少则几十封，多则100封。使李庆霖感到沉重和不安的是寄自黑龙江和云南的女知青们哭诉被奸污迫害的遭遇，她们希望通过李庆霖将这些情况直接反映给党中央，来解救她们。李庆霖悲愤地读完这些信，并且慎重地将这些信转寄给国务院领导。半年后，李庆霖收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这些奸污女知青案件查处的通报与回复。 以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为契机，全国各地上千万知青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就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第二天——1973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抽调大批国家机关干部分赴13个省调查，周总理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毛主席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中发(1973)21号文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报经毛主席圈阅后传达到全体上山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做到了家喻户晓。 同年6月22日至8月7日在北京的前门饭店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中央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使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一定解决。各地严厉打击迫害女知青案件，大开杀戒，对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从1973年到1976年中央财政拨付安置经费总数达到33亿元。对插队方式也作了改进，从以往的分散插队发展到适当集中，同时建立知青点。介绍推广了以厂队挂钩建知青点的“株洲经验”。明确了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从1974年到1977年知青的返城人数高达438万人，相当同期下乡总人数的57%。 李庆霖的个人命运也发生变化，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到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主任、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昔日一介平民的李庆霖，此时大红大紫，他居住的幽静的居仁巷，一下子热闹起来。除了许多知青和家长来看望他，感谢他外，还有各种素不相识的人找他办事，称他为“李大胆”、“李青天”。在那一段时间里，李庆霖每天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少则几十封，多则100封。使李庆霖感到沉重和不安的是寄自黑龙江和云南的女知青们哭诉被奸污迫害的遭遇，她们希望通过李庆霖将这些情况直接反映给党中央，来解救她们。李庆霖悲愤地读完这些信，并且慎重地将这些信转寄给国务院领导。半年后，李庆霖收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这些奸污女知青案件查处的通报与回复。 以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为契机，全国各地上千万知青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就在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第二天——1973年4月27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抽调大批国家机关干部分赴13个省调查，周总理亲自起草的关于印发“毛主席复信”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中发(1973)21号文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报经毛主席圈阅后传达到全体上山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做到了家喻户晓。 同年6月22日至8月7日在北京的前门饭店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中央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使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一定解决。各地严厉打击迫害女知青案件，大开杀戒，对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从1973年到1976年中央财政拨付安置经费总数达到33亿元。对插队方式也作了改进，从以往的分散插队发展到适当集中，同时建立知青点。介绍推广了以厂队挂钩建知青点的“株洲经验”。明确了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从1974年到1977年知青的返城人数高达438万人，相当同期下乡总人数的57%。 李庆霖的个人命运也发生变化，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直到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副主任、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因严重的肺气肿去世，她因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李庆霖捐款，总数达万元，使得他还清医药费欠账，并为老伴办丧。 这些年赋闲在家的李庆霖经常拄着拐杖到离家不远的莆田市政府信访局看报聊天，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子，推倒一些不实之词，信访局的人对他很客气，茶礼相待，但对他案子的申诉，杳无音讯。 但是，这些年来，千百万老知青没有忘记他。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他们在寻找他，关注他的命运。当李庆霖还在武夷山下劳改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一本本知青生活纪实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文章纷纷问世。它们高度评价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之举，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及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注这个命途多舛的老人的近况，纷纷给他写信问候，寄钱给他治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记者、虔诚的基督徒。信和钱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的。 1998年2月，笔者专程去莆田采访李庆霖三天，写出报告文学《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被国内外近30家报刊转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李庆霖还挥毫赠送笔者两幅墨宝，其中一幅就是坦诚拳拳赤子心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李庆霖的人生最后几年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的，他患的是最令人头痛的帕金森氏综合症和喘息型气管炎。前者是当代医学无法根治的病，他的三个子女为照料父亲疲于奔命，许多热心人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他还是在痛苦中走了。他在2004年2月19日带着许多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天，笔者从他家人处获得这个消息，当即在“华夏知青网“发布了这个信息，海内外许多老知青在网上发唁电，悼念这位老人的去世。  现在李庆霖安眠在莆田福山墓园里，今年清明节，他的子女们新拓了一尊墓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那封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客当统筹解决。”  秋风衰草，夕阳无语，这是一块举世无双的墓碑。（2005年） 文章来源《风吹来，满天都是白色的伞》刘晓航 著 （全文完）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