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对于中国人来说，苦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平。同样的知识青年，有的就不用上山下乡。下乡后，有的几个月就完成了“再教育”入党提干招工上学了。他们有关系，他们有后门。 李庆霖心事重重。虽然，他看到了领导们为贯彻毛主席的复信拨钱拨粮盖房子，忙得热火朝天。可他觉得这只是一个方面，他同意用“应急措施”这个提法。他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某些领导不敢也不愿落实他信中提到了另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锻炼自已，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 这番话受到了民众的欢呼。莆田街头刷出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 ”向不正之风开火！“ ”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 对于一些当权者来说，这些标语太刺眼了。因为，不到两年，莆田县人武部安置了七个家属的工作，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上山下乡，他们的子女都招工和当兵去了。正在贯彻落实中央21号文件的时候，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发出通报：六月十五日，×县武装部长带两名部队同志对县高招办的同志说：“有个首长的孩子在农村插队，希望能考虑一下。”他要县里保送上大学。后来被公社书记顶住了。通报的第二个例子是两个县都从县的名额中拿出两个招生名额，照顾当地驻军首长子女，美其名“搞好军民关系。” 何止是领导干部呢?莆田驻军在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复信时，一些干部子女也忧心忡忡。侦察连一位战士说：“我母亲在机关当干部，她也走后门，弄不好这次要换整。”父亲任地区副主任的战士李新担心：他的一弟一妹下乡后很快上来了，他知道是走后门上来的，他听了毛主席的信后一夜没睡觉，他怕弟弟妹妹再退回农村去。 走后门是社会的流行病。 毛泽东的这封信成为上山下乡的又一次动员令，广泛的传达，认真的宣讲，接下去对照检查。雷厉风行，声势浩大。 福建成为贯彻的重点，福建的重点是莆田。采取应急措施后，原来倒流回城的知青，公社派人把钱和粮送上门，感动得他们第二天就回乡去生产。 在这股热潮中，每一个人都扮演了一种角色。特别是领导干部，下面群众盯着，上面中央督着。行动最快的是县团级，从莆田地区来说，闽侯县委机关干部闻风而动，他们有十一名子女在传达贯彻毛泽东来信时带了好头，干部的行动带动了群众，县城中马上又有二十多个知青报名，三十多知识青年在锣鼓声中胸佩大红花去了广阔天地。 李庆霖又带了一个头。他把刚刚中学毕业的小儿子李良雄动员下乡。这是他身边唯一的一个孩子，他说：“毛主席这样关心我，我应该带头听毛主席的话。”小儿子去了永泰县东星青年果苗场，那里也是山区。 这个时候，正好大学招生，公社党委和贫下中农一致推荐他的大儿子李良模去上大学。良模知道在这个时候去上大学，无疑是由于毛主席的一封信的原因，他不能凭借某种外界的因素改变自己的处境，他要靠踏踏实实的劳动来贏得农民们的称颂，他刻苦劳动，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凭着毛泽东的这封信，李庆霖被罩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光环。出于种种需要，省、地、县三级都委任他各种职务：福建省高校招生办公室副组长、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他还在任教的东方红小学里任了个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全是副职！ 由毛泽东的这封复信引起的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浪潮又一次冲击全社会，许多人的心里产生了新的倾斜。 两年后的一九七五年四月，莆田地区为了纪念毛泽东给李庆霖复信两周年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这是一次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的会议。莆田地区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个知青基本做到了有饭吃，有房住，有钱发，有人管。毛泽东复信后盖房八万八千四百多平方，无偿投资和贷款三十六万元，各部门都自觉地支持知青工作，一九七四年动员了二千九百人下乡，下乡率达百分之九十八。驻莆田地区的部队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按文件规定应下乡的子女是一百四十二名，实际报名一百四十七个，五个年齡未到的子女也坚决要求下乡，极大的鼓舞了当地群众。走后门现象有了根本转变，四次招生基本公开推荐，群众评议，连原先拉关系招工招生的也有部分清退，仅漳州地区就清退招工人数五千五百八十人！ 李庆霖说：“主席复信后;各级对知青工作普遍重视了，办了青年点，盖了房，贪污建房经费和迫害知青事件大大减少了，百分之八十的知青有房住，百分之六十的知青达到了自给。粮食不够吃的由国家补，每月二十斤，每月发八元钱。 李庆霖对现状仍然不满，他讲了十个方面的存在问题，如领导干部子女不少仍然不下乡，建房工作少慢差费，迫害知青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大齡知青婚姻问题无法解决等等，总之，长期落户、扎根农村仍然有困难，绝大多数知青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这个时候的李庆霖，精神面貌已经不是当初收到毛泽东的信的时候那样激动和兴奋了。他显得无能为力，他遇到了强大的对手。 有人说，有些人要整他，丑化他，有人写大字报，揭露他的“拔白旗”问题。最强大的势力来自一些掌权的干部，他们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 他有不少对立面。地委一个白头发的常委几个子女都不下乡，却在台上起劲地批错误路线。一九七四年七月高校招生时，他又将当工人的女儿通过关系到福州大学走后门。省高校招生办副主任李庆霖把住了关，这仇恨当然要记一辈子。 李庆霖非常苦恼。他想自己全心全意贯彻毛主席的批示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小学教员想不通，他有些单纯而天真，他认为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谁敢不听? 他预料到他会遇到麻烦。在这次会议上，李庆霖对来参加会议的国务院知青办一位姓刘的同志说：“我想再给毛主席写封信，不知能不能收到?” “一定能收到的。毛主席关心你。” 我不想再在莆田了，我想调个地方。”李庆霖已经感受到无法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立足了。这是一九七五年四月。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
